巴比劝善与中国国情

各国慈善事业，大致有四种形式：政府做事，政府掏钱—福利国家；民间做事，政府掏钱—香港模式；民间做事，民间掏钱—美国模式。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
2010年9月，是传说中的“股神”巴菲特和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中国劝善之行付诸实施的日子。当然，对于这两位“久仰久仰”的慈善富豪来中国传经送宝，我们绝对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如果巴比二位能够在公共场合免费举行一次关于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的先进事迹宣讲，一定会感动无数的中国人。如果能进一步能把这份感动送至高层，那就更加不虚此行了。
然而，在企盼巴比到来的热议中，也有不少人在泼冷水：有人怀疑，巴比的“半裸捐”倡议在中国行不通；有人直指，中国富豪搞慈善刚刚起步，慈善意识还很淡薄；有人推测，巴比的热脸将会贴上哪位中国富豪的冷屁股……其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已经听说有不少中国富豪，为了躲避巴比劝捐，以种种理由婉拒出席巴比的慈善宴会。前不久，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之议，只能算裸个脚趾头，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而在美国，巴比的“半裸”捐献倡议的成功率超过50%，70多位富豪中有40位作出响应。
尽管如此，但若说中国富豪在做慈善方面就一定比美国富豪落后，窃以为也未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就提倡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看看中国的大学中那一栋栋以海内外华商命名的大楼，就可见华人本不吝啬。但又为什么中国富豪对巴比劝捐表现得不怎么热情呢？
最近作了一个有关慈善事业的研究，我们以“政府做事”、“民间做事”和“政府掏钱”、“民间掏钱”构成一个矩阵。于是，便出现了4种组合。第一种：政府做事，政府掏钱—这是福利国家。其实，在欧洲，慈善事业的名头甚至已经不甚响亮，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服务机构”。第二种：民间做事，政府掏钱—最典型的是香港，2009年，香港有300—400个社会团体、3000—4000家服务机构，但其经费的70％—90%是政府拨款。第三种：民间做事，民间掏钱—最典型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超过120万家，募集的资金达到6700亿美元。
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最近5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出指令，让13个有募捐资质的全国性基金会和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将所接收的玉树震灾善款拨付给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集中汇缴后的资金，将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具体项目的组织落实，亦由青海省统一负责。这项指令，引发了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的一片哗然。
近年来，社会募捐已经被看做是一项特别的“政府基金”。在很多地方，将自愿的社会募捐变成了变相的政府派捐。通常是，按科层制的层级，最高领导先捐款定下一个基调，譬如2000元；然后，以下各级领导到一般公务员，再到企、事业单位职工，纷纷对号入座。募集的资金就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了。
如此这般的“中国国情”，不知道巴比是否清楚。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也常常调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金，由奥巴马或希拉里统筹安排使用，他们会作何感受？
慈善机构募集捐款和政府征收捐税，显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的专家都对此有过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两回事”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其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满意度”，主要在物质需要的层面；其二是“幸福感”，主要在精神文化的层面；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利他主义”—通过帮助别人摆脱困解难来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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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慈善事业和社会捐款应该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捐款的用途报告得越具体，捐款人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这恰恰是以“归大堆”为特点的政府捐税无法比拟的。
按理想的方式，灾后重建家园的社会募捐，应该是对灾区重建作出规划后再劝募。各家慈善机构可有所分工，理智地针对规划的某一部分募集资金，这样才便于将来对捐款人有个明确的交代。募捐其实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有个控制，到预定的额度就打住。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如果没有规划、没有约束，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一句话，慈善的本质是“事业”，而不光是“圈钱”。是因为做事业需要钱，所以才募捐。
说这些，是希望好施乐善的巴比能够知晓中国的国情。他们热心热肠的中国劝善之行，如若遭到冷遇，不要就以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慈善”。其实，社会体制与机制不同，很多事情一时间恐怕是勉强不得的。
（作者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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