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宴后专访冯仑：中国企业家光讲捐多少没用

9月29日晚8时，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步出举行“巴比宴”的拉菲特城堡酒店，匆忙上车赶赴另一个重要会议。此时，巴比宴尚未完全落幕，但已经比预定的结束时间整整延后了一个钟头。“看来大家聊得很开心？”按约定要在途中专访，上车后南方周末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冯仑笑了一下，“反正很融洽吧，大家都说了很多话，不知不觉就现在了。”
南方周末：巴菲特说慈善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但他愿意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刚才分享的经验里，有没有让你有所触动的？这些经验是否适合中国？
冯仑：是否适合中国，不好随便判断，但至少对我有触动。比如他强调一定要把家人照顾好，做慈善不应该妨碍家人现有的生活。怎么做到这一点？就要跟家人一起商量，听从家人的建议，并且每五年修改一次遗嘱，一起讨论哪条合适哪条不合适。
南方周末：那就不能“裸捐”了。
冯仑：对，他们西方没有这个概念，也不提倡这样简单的做慈善方式。
还有一个，巴菲特认为一定要到快退休或离任时才考虑做慈善，而不是在事业最高峰时。比尔盖茨接着说他最初涉足慈善时，也是两边兼顾，后来发现两头都做不到最好，干脆辞去CEO，只做慈善。
他不苛求你同时做好企业和慈善，因为做好捐钱这事，其实很难，并不比做企业简单。这和国内现在对企业家的普遍期待不一样，要你既办好企业，又热心慈善。
南方周末：但中国大多数企业家还正当年，怎么借鉴？
冯仑：把钱交给专业独立的公益基金会运作啊，巴菲特的捐款就是全权委托给盖茨基金会的。你看他现在也没退休。
这两点，对我很有触动启发，也感觉，他真的是很诚心的跟你交流慈善的事。
南方周末：您现在就是一边做企业，一边做慈善。所以对巴菲特所说的“退休或离任后再好好做慈善”很有感触。
冯仑：的确是个问题，公司也有人提出我在外面花的时间太多。没办法，中国的民营公益基金会还太少，专业度普遍不够。这样想捐钱的富豪，也没法像巴菲特直接捐给盖茨基金会那样做。还是多做些事情，尽快推动。
我们现在算是慈善事业的青春期，西方属于更年期。算是青春期成长的必经和代价吧。
南方周末：陈光标再次提到要把“裸捐”作为送给盖茨和巴菲特的见面礼，潘石屹(博客)刚才通过微博说“大家在热烈的讨论裸捐。”
冯仑：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讨论“裸捐”，只是有人在发言中提及。
我想跳出来谈，你试着想一想，当一个社会的所有财富创造者都裸捐之后，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上一辈的民营企业，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时候，就算曾经集体“裸捐”过。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最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活过来。
当年的集体“裸捐”为什么变成经济倒退的悲剧，因为当所有的财富创造者裸捐之后，创造财富的源泉就没有了、自由企业制度被破坏、私人财产权利被践踏。源泉枯竭了，财富就停流。得保护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财富才能不断涌流。
南方周末：所以不能都把钱捐出来，将来才能持续的捐更多的钱。但是现在不少公众舆论认为企业家捐的太少了。
冯仑：去年的私人捐款第一次超过了公有部门，其中大头是民营企业。而且，这是在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却只占用了不到30%公共资源的情况下做到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觉醒时间，其实比西方还短。从创业到建立企业基金会，平均都是10到15年。比尔盖茨呢，是创业后25年开始做慈善的。
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捐款一定得给社会，而不是政府。之所以美国的企业家慈善公益做得好，因为他是捐给独立的公益基金会，有权控制善款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政府财政。他不担心。
美国现在有12万个公益基金会，都是民间资本；中国只有800多个民营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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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就是说，尽管中国民营的公益基金会这5年来成倍增加，发展很快，但还是太少。
冯仑：对，要让更多的企业家捐钱出来做慈善，这没人反对；但同时得尽快建立更多的独立公益基金会。如果一边是独立公益基金会增加很慢，另一边是不停的逼捐、劝捐，必然重演历史悲剧。
现在，我们要捐款，要不断地去申请公益基金会，还要时不时得唿吁保护市场经济成果。中国的企业家做慈善比西方的辛苦得多、困难的多。西方企业家干一件事就行，捐钱；钱捐出去有专业的独立基金会去执行。
所以，这三件事——捐款、成立公益基金会、增加并保护财富，都得做，并且做好。光讲捐不捐，捐多少，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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