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房地产市场调控要从提高投资成本入手

17日,在参加“2010爱立信商业创新论坛”并发表了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演讲后,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记者和听众的提问。
记者:你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会有30年的高增长,那么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资产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对这种高增长构成威胁？
樊纲:我觉得这是我们主要的挑战之一,目前高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这种高增长的刺激因素也非常强大——如果你在中国各地旅游,（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我想很快发财”,政府人员会说:“看吧,我有很大的计划,我们这个城市要大发展。”没有人考虑通货膨胀。
我相信中国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在对增长过热的势头踩刹车,过去20年里,中央政府经常采取措施放缓经济增长,让我们过热的经济冷一冷。不久前,由于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可能性,政府也改变了政策。
尽管去年我们推出了经济刺激政策,现在有一些政策还没有退出,但可以看到我们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变化,比如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政策已经出台。
下一阶段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稳定的趋势,如果你能防止大泡沫的出现,就不会出现大危机,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要是出现小小的波动,那没问题,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出现波动。关键是如何防止大的波动,如何避免日本、东南亚、美国出现过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吸取了教训,现在我们有了日本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小心谨慎。
记者:你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为什么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
樊纲:为什么中国一揽子政策的效果这么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泡沫,中国政府在很久之前采取了一些政策,当危机真正爆发时,中国国内经济相当不错,我们的财政状况不错,所有的银行状况不错。所以危机到来时,不管是产业方面、银行方面还是政府方面,大家都有信心。
所以,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贷款没有收缩,反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全世界首先出现了经济的恢复,走出了低谷。如果能够使经济不出现大的泡沫,就能继续其增长的故事。尽管有一些外部的冲击,但还是可以很好地管理和控制。即便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24%,我们仍然可以促进国内消费作为替代。
记者:地方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再加上通胀预期,地方债务危机是否会有加剧的风险？
樊纲:地方负债最重要的是要停下来,不要再增长,只要不增长,都容易解决。
记者:近期上海有说法称要开征房产税,但有不少学者认为该税对调控市场作用不大,主要作用反而是为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税负和购房成本,你怎么看？
樊纲:我一直在鼓吹物业税、房产税,它是一个内在的稳定器,（对调控市场）一定是有作用的。（即便是增加政府收入）那也有好处——不用靠卖地了。
天下没有价格不起作用的,只看价格高不高。比如,伦敦最高的房产税税率是17%, 5000万英镑的豪宅,每年付800多万英镑的税,你得很有钱才敢持有。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从提高投资成本入手,才能有利于遏制这种行为。
记者:对于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你如何预测？人民币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樊纲:我也不知道人民币重新估值的时间。原则是:第一要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要有更加灵活的外汇制度,这样才能缓冲和抵御外部冲击。
第二,人民币重新估值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进口太多了——不仅仅是机械,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如果人民币重新估值,就能更好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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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人民币重新估值的话,仍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叫做有管理、有控制的、根据供需关系进行的浮动。这样能防范外部的波动和冲击。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也希望能有这样的做法,而不是很快、一次性的大涨大跌。我觉得中国现在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记者:那么,你认为人民币汇率机制应该怎样改革？
樊纲:汇率改革应该越早越好。但波动空间得比较小。至于我们的汇率机制应该怎么改,我也不知道政府准备怎么改。现在的情况比原来更复杂了。看看目前的情况——美元对欧元正在升值,而对亚洲货币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仍然相对疲软。这种复杂性需要很好地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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