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放拼盘演唱会只此一次 摇滚必须紧跟青年市场

崔健压轴献唱怒放演唱会。
（文/刘颖）昨晚的北京其实有三件摇滚大事，工人体育场的“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延庆的“探戈坞长城音乐节”、门头沟的“京浪音乐节”。不论三场活动的主办方以及现场的观众怎么看，昨晚已经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一个有标志意义的时间点，一个新老交替的时间点。
“怒放”演唱会主办方的目的之一，据参与主办方工作的一位博客人所写是“很多人都说摇滚乐已经跌至低谷、无可救药。我们不信，卯足了劲头想要做一件能被提起的事情，让民众知道中国的摇滚乐还有希望。”这句话恰好可以作为本文解读的基础。
意义层面的成功
从昨晚的现场来看，“怒放”有很多意义层面上的成功。“做一件能被提起的事情”已经实现。
“怒放”的阵容是：崔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张楚、何勇）、郑钧、许巍、汪峰、朴树、爽子及齐秦、黄家强（代表Beyond）、信。这几乎是一个中国内地摇滚发展史的现场版和包括港台在内的大中国摇滚大汇集。阵容的代表性无人能质疑。
在规模方面，《三联周刊》王小峰表示：“‘怒放’演唱会总制作成本超过600万元，而一次音乐节制作成本大约在200万左右。可以说中国摇滚乐20年来从未享受过如此顶级般的待遇。投资方香港仲盛集团为有名的房地产商，在京成立了丰华秋实公司，专做摇滚音乐会。”据郭志凯介绍，“怒放”演唱会规划容纳观众6万余人，光是票房就直逼800万元。虽然据媒体报道最终现场人数约4.8万人，但这已经是一个纪录。
“怒放”恐成唯一
“怒放”现场有很多人激动，甚至流泪。不过同样也有不少观众表达了对某些艺人的不满。观看体验很大程度来自主观层面，我们不能下一个绝对的结论。但至少在演唱会安排上，“艺人过多、一人只能唱两三首”的安排确实让观众有意犹未尽的遗憾。而一些乐队的表现，反而恰恰应了主办方不承认的“跌至低谷、无可救药”。在各大网络论坛上随处可以见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
现在来看，北京的“怒放”演唱会是不可复制的、只此一次的。这并不完全是褒义，其中包含着尴尬。
第一，这次的阵容凸显着“怀旧”、“总结”的意思。中国摇滚区区20年，大规模的总结、怀旧一次已够。而且阵容中很多艺人常年活跃在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上，基本无旧可怀。
比如崔健今年参加了7月的苏州、8月的鄂尔多斯即将参加9月的沈阳音乐节，年底还有他的个人专场演唱会。唐朝五月期间参加了草莓、易县露营、迷笛、草莓西安，8月的鄂尔多斯，9月即将参加青岛金沙滩和沈阳音乐节。郑钧也参加了张北、鄂尔多斯，将参加9月的沈阳音乐节。许巍则在“怒放”之后的第三天就要参加“京浪”音乐节。“魔岩三杰”等艺人也是如此。
而对于观众来说，一个音乐节基本上一天门票花费是80元，性价比要高于动辄至少200元的体育场演唱会。有一个推测，但需要所有“怒放”观众自己总结，就是平时去MAO、愚公、星光等场地以及各音乐节玩儿的观众，是不太会去“怒放”的。原因大概有，一，这些大牌平时总见，二，音乐节基本上至少唱一个小时，三，门票80块钱。
第二，“怒放”的形式有些“拼盘”和“走穴”。前面已经说了，一人只唱两三首歌对艺人来说并无事业上的提升，反而会引发歌迷的不满意——人人都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多唱几首——这也引出了“怒放”组织上的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13组艺人实在太多。这次“怒放”能够成行，多亏主办方几位老哥的面子。但靠旧情谊和面子的事，也不好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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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盘”、“走穴”乃至“晚会”的形式现在已经过时，要想继续“怒放”必须有结构上的创新。
“纵贯线”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让所有“老炮儿”们只要组织好了，都可以全国巡演一圈。但“纵贯线”毕竟只有4个人，而且同属一家公司，在精简结构、曲目整合、关注聚合度等方面都有优势。但“拼盘演唱会”的形式与“纵贯线式巡演”却有很大差别。如果“怒放”也要走全国巡演形式，就需要考虑这方面。比如崔健+唐朝+黑豹；郑钧+许巍+汪峰等。这样的结构又省钱又照样能吸引观众。而且，在外地“走穴”的话，这些大牌的机票、住宿又是一大笔成本——就说不全是头等、商务舱，也得有少一半人是吧。
与“怒放”同时，同样身为“摇滚老炮儿”的黄燎原正组织“摇滚三国”巡演，虽然痛仰、二手玫瑰、周云山与废墟是中生代乐队，不及“怒放”阵容豪华，但“摇滚三国”的形式却与“纵贯线”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供“怒放”参考。
第三，“怒放”演唱会在票房上并不乐观。基本上演唱会主办方都对真实票房数字讳莫如深。现在从主办方及官方宣传角度，我们得到的回馈一是票全卖光，让票房达到创纪录的千万元。另一是比较谦虚的说法，票房是900多万。但这也已经创下记录。“怒放”现场人满为患确实也是一个侧面证实。
但另外一些来自侧面的现象却总让我们一小撮人生疑。希望大家，特别是通过黄牛买票的观众一起交流。比如说，演唱会开始前的“黄牛市场”，380元的票卖200元，480元的卖250元。昨晚8时15分左右，局面已变成100元一张、150元两张的“量贩式”。总结来说就是黄牛手里有不少（客观点，不说“大量”）的票。如果“票全售光”包括黄牛这部分，那相应的“票面面值总额票房”就应该是有水分的。水分多少我无法估算，还是所有购买黄牛票的观众一起推测吧。
另一个侧面角度是，与现场4.8万人的规模相应的是，“要票”、“蹭票”人数也大幅增加。近十年，这次伴随“怒放”演唱会凶狠的“要票攻势”也是头回遇见。“粗略计算，向我开口要票的有近十个人，近20张票。涵盖亲戚、高中大学同学、业务往来同事等。而且基本上都是平时并无观看摇滚演出意愿的人。”这一方面表现出“怒放”演唱会吸引力大、影响面广，另一方面也尴尬地反映了“摇滚”在所谓的主流人群中依然是“爱它就要蹭它”的低端形象。
据《北京日报》记者李红艳7月份采写的《靠票房难赚钱 流行演唱会2成赚6成赔》报道，“华唱兄弟公司总经理何京斌说，一段时期以来，真正挣到钱的也许只有中演娱乐做的“纵贯线”巡演、五月天巡演以及九洲文化做的周杰伦演唱会。中演娱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熠明也认为，除非有赞助，一般情况下仅靠票房很难赚到钱，但拉赞助又比较困难。”这也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
我们从王小峰的博客中，知道“怒放”有投资商，而且投资数额巨大。我们也特别乐于看到有人愿意为摇滚乐买单。但此章节要讨论的是“怒放”的——票房。其中延伸的就是中国摇滚或“摇滚老炮”能不能真正走出良性循环来。“真正的良性循环”的意思，就是不靠巨大的外力。
我们知道，“魔岩三杰”当年是何其火爆。三人的才艺没人质疑，但他们能登台、发碟，基本上都靠得是“魔岩文化”。当滚石有难，魔岩倒下，三杰何在？
现在，又有人愿意投资摇滚。我们在感动、激动、感念之余，是不是也要想想，如果项目本身并不优质，只靠投资人兴趣。万一投资人主观生变，那“怒放”的又将只是一夜昙花而已。
老炮儿与青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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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两段所说，“怒放”主办方们所期待的“让民众知道中国的摇滚乐还有希望”，在怒放演唱会上，只是展现出“老炮儿仍在坚持”的一面。真正的“中国摇滚乐希望”还是体现在延庆和门头沟的音乐节上。这也是所有选择主打“老炮儿摇滚”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势力。
摇滚乐这种音乐文化诞生的背景，就是二战后欧美青年形成了稳定的青年消费市场，需要不同于父辈的全新文化体验。此后，摇滚与“青年文化”、“青年市场”密不可分。比如，1950年代中期，31岁的比尔·哈利是最早一批Rock&roll摇滚乐团，但让“摇滚”一夜走红的却是当年19岁的“猫王”。“朋克”音乐在1970年代出现，把朋克风吹向全世界的是1977年20岁的席德（Sid Vicious）。油渍摇滚（grunge）在1990年代风靡全球，头功必须归到推出首张专辑时年方22岁的柯特·科本身上。21岁的鲍勃·迪伦在1962年发表首张专辑后对民谣音乐及美国文化的影响，27岁的吉姆·莫里森对于迷幻摇滚乐的影响，25岁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对摇滚文化及吉他演奏的久远影响都是例证。
今天，内地的“青年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壮大也已经反过来影响了演出形式的进步。相对于“怒放”演唱会黄牛市场的状况，愿意“远赴”延庆、门头沟并购买门票的人显现的是一个更有商机与活力的新状态。
音乐节的特点，就是让品牌投资商、当地政府、承办方、观众都融在一个平台上，相互间成为好循环。不再像演唱会、晚会那样是一锤子买卖。青年文化、音乐消费、品牌宣传正结合成一个良性循环体，在这个循环中每个人各取所需、没有人赔钱（“没有人赔钱”是指那些准备或已经做好长期做某个品牌的音乐节，比如迷笛、摩登、草莓、张北等。不包括那些只办一次就消失的音乐节。新项目毕竟需要培养，当一个音乐节举办五届、十届后，相比综合收益，单场门票已可忽略——更有甚者，台湾海洋音乐祭完全不收门票，全靠政府投资，目的是带动当地旅游事业。从2000年至今已办了11届。
当然，“青年文化”不一定局限在“年龄”范畴，在领域内纵向发展的深耕细作也拥有市场。49岁的崔健正投入把摇滚与交响乐团融合的演唱会制作，43岁的郑钧要把新开创的动漫产业成果挪到演唱会舞台，39岁的汪峰不断向着高端品质冲击，38岁的谢天笑在成功尝试了“古筝摇滚”后正在开发“京剧摇滚”、“琵琶摇滚”。相比之下，每人唱两三首经典老歌的怀旧晚会模式确已无更多发展空间。毕竟放眼望去，北京今年至少得有10个音乐节，而“怒放式拼盘演唱会”只能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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