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捐门”背后的第三条道路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要来开宴会请客了，据说曾经排队想和两位大师吃饭的中国富翁们这回都缩头噤声。但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去嘲讽他们。玻璃大王曹德旺公开宣布要把自己及家族名下价值高达38亿元的股票捐赠出来，但他为如何捐款伤透了脑筋。今年他向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捐款2亿元，最终采用的是向10万贫困农户每人发2000元这种最原始但也最干净利落的“撒胡椒面”办法。他捐资公益项目，往往采用的也是自我承担所有工作的做法，自己组建团队，找工程队，自己做设计施工，修道路、盖学校、盖公园，“每笔款子我都过了”。“吃过太多亏”的曹德旺因此多少可以心安了，但这样低信任度、低效率的公益慈善，显然会把更多的企业或企业家吓退——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小打小闹地偶尔做点“公益秀”没问题，谁敢把它真当回事？
这正是我们当前公益事业面临的尴尬境地：大家嘴上把企业社会责任喊得挺响，也带着记者做点到边远农村捐电脑、到城市郊区放鸽子之类的“好企好事”。如何让公益成为一个值得企业和人付出的事业，在行政化与市场化之间走出真正的既可信赖又可持续的非政府、非营利之路，本期封面专题我们报道了一家企业和一个人的实践与思考，他们面前还有太多的问题，但超过10年以上的努力让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艰持”十年
作为全球汽车巨头，福特汽车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可能不算最抢眼，这家汽车公司目前的中国市场份额还不到5%。但是，福特公司在另一个领域表现卓著。“福特汽车环保奖”2000年进入中国，10年来，“福特汽车环保奖”总计授予奖金930万元人民币，共有196个优秀环保团体或个人获得了奖金资助和提名鼓励，超过320家民间环保组织参加了能力建设培训。
“福特汽车环保奖”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CSR项目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由企业出资并独立运作的环保奖评选活动。这家公司通过一套非常独特的运作方法，在中国公益事业和环保界建立起口碑。每年秋天都是福特汽车公共事业部最忙碌的季节，除日常工作之外，福特中国公关部的所有员工都会奔赴全国各地，用一个月的时间考察首轮入选的环保奖申报项目。和其他公司出资冠名环保项目的常见做法不同，福特环保奖的计划和管理都完全由福特中国自己亲力亲为。一位项目组员工说：“我们也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样只是捐钱，把所有事都委托给第三方，但是我们为自己的作法自豪，因为通过这些努力，福特汽车环保奖才有别于其他一些企业冠名的环保类项目，而是真正做到了透明、公正、严谨。”
“透明，公正，严谨”，本来应该是每个评选的基本标准，但是在中国就是那么不简单，尤其是“福特汽车环保奖”在中国的服务对象是民间NGO和个人。“把我们的员工派过去，对申报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项目在当地的作用。”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葛致诺对《商务周刊》一连用了三个“真正”：“只有认真找出那些真正好的项目，对那些真正值得奖励的项目给予支持，福特汽车环保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小草一样的草根NGO
9年前，温州的绿眼睛环保组织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青少年项目奖，那时“绿眼睛”的创始人方明和才17岁，奖金不多，只有5000元，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人生轨迹。在接过奖金的那一刻，他决定“这辈子就干环保”。
方明和后来没有参加高考，但把“绿眼睛”发展为中国活跃的民间环保团体之一，总部位于浙江的“绿眼睛“已经在福建、广东等其他四个省建立了分会，先后获过不少称号，包括“根与芽”年度成就奖，中国首届“SEE生态奖”等。2006年，绿眼睛再次获“福特汽车环保奖”，方明和也被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文化促进会聘请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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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11月，12名中学生在正读高一的方明和倡议之下创立了青少年自然考察队。“当时看了一些报道，被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精神感动了，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方明和和十几个同学一起，到小镇的广场上做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举报贩卖野生动物的小商贩。
几个学生的自发行动，很难想象这个小项目会进入国际环保大奖的获奖名单中。方明和自己也“非常非常意外”。“绿眼睛”获奖的消息报道后，当地媒体用了整整一周时间寻找他们，最后还是联系了福特环保奖的组委会，才在温州下面的小镇苍南的一所中学里发现这个学生绿色环保组织。
最初的转折点是2001年，他们加入了国际环境教育项目“根与芽”，有了正式名称“绿眼睛野保队”。“根与芽”是美国环保组织珍·古道尔研究会在中国的主要项目，目的是促进学生和社区成员更加投入到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的行动中来。
加入“根与芽”后，方明和会定期收到从北京寄来的资料，有一次里面夹着一张申请表，几个孩子试着往组委会打了电话，又填了材料。这一年的国庆节过后，一位福特汽车的工作人员从北京来到苍南考察他们这个项目。
这让方明和十分意外，当时家长甚至很多老师都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务正业又影响学习，“福特派来的人很年轻，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方明和说，“她像大姐姐一样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哭得不行，终于有人来关心我们了。”
今年也是“绿眼睛”成立十周年，方明和经常和同事们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民间环保运动中有哪些重要事件，“我们也列出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在现在这么多奖项里，这是我们最尊敬的一个奖”。
对于方明和和他的同行们，这个“福特汽车环保奖”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将支持对象聚焦在自民间生长的草根环保NGO。谈到资助民间组织的初衷时，原福特中国副总裁许国祯曾表示，“我们认为，环保NGO组织最贴近我们需要关注的环境问题现场，也最能反映问题。每个地方的NGO都根据当地需要，不管是环境意识、环境文化的宣传，从事环境救助、维护、保持的工作，或从事环境整治，很多都是通过实干汲取经验，然后继续发扬光大的。他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最突出、最实际的。”
从Grants到Award
“正因为这个奖的对象是草根NGO和个人，如果做成‘选秀’式的评选，估计这些人会就此望而却步。”一位原福特汽车环保奖的项目负责人说。
“福特汽车环保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保奖评比活动之一。其前身是1983年在英国首次发起的“亨利·福特环保奖”，宗旨是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活动。过去的20多年中，已有遍及全球五大洲6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万个团体和个人加入到此项活动中。
上述人士指出，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一直为外界所忽略，“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英文全称是“Ford Motor Company Conservation & Environmental Grants”，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项目在全球其他国家都是给予项目资助金（Grants），而不是中国的奖金（Award）。
“为什么资助到中国会变成奖金，还这样大费周折？我们当时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上述前项目负责人说，“你要考虑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拿环保成果说事，要考虑有些项目得到奖金是否会继续投入到项目执行中去。”
由于从资助改为奖金，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评选，而要规避这个“信任风险”，自然就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每年5月底到8月底，福特汽车开始在中国征集申请项目。之后，从9月15日开始，用一个月时间，派遣自己的员工去项目地点考察第一轮入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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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公关部每个人都会自愿“认领”到几个项目，组委会先组织一次内部培训，告诉大家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福特中国公关部员工杨洁华说：“我们会带着照相机、摄像机，尽可能把现场情况拍下来，并且走访负责人、项目主管单位、参与方，还有做过报道的记者，核实项目资料的真实性，并了解该项目对当地环境改善带来的影响，回来后每个项目都要写一个完整的报告。”
当然，最重要的是带着评委们针对项目提出的各种问题。原上海环保局局长吕淑萍早在2000年就开始担任福特环保奖的评委，她说：“评奖不是简单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就能保证公平，为了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和效果，我们都会仔细阅读申报材料，感觉有什么问题都会写下来。”
做了几十年环保工作，吕淑萍知道，有些环保项目甚至会对环境产生副作用，而有些项目虽然当地大肆宣传，但实际上效果一般，有时候评委们也会为一些项目发生争执。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现场寻找答案。
有时候，这项工作并不复杂。2007年杨洁华去安徽考察合肥市香樟雅苑小学申请的“校园特色鸟文化教育”。评委对这个项目给出的主要考察重点是：学校针对鸟类保护的项目非常多，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普遍效果一般，香樟雅苑小学的项目是否能取得与众不同的实际效应。
杨洁华在香樟雅苑小学看到，教学楼的墙上画着各种她不认识的鸟类，班级也都用鸟来命名；也看到小鸟在校园里飞来飞去。但是她对校长、兴趣小组的老师做过采访后，还是要求和学生们聊一聊。
当时正是课间休息，老师随便在走廊里“抓”了十几个小朋友进会议室。老师出去后，杨洁华让他们说说知道什么鸟类，孩子们说出了30多种，还列举了鸟类对大自然和人类的益处。她又问：“人有好人坏人，那有没有坏鸟呢？”
孩子们先是一片沉默，然后一个说秃鹫是坏的，另一个反驳说秃鹫吃腐肉，也可以保护环境。“我不能直接问他们学校做了什么，要侧面看学生们对鸟类的了解状况。”杨洁华说。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2007年环境教育项目三等奖。
但有时候这种考察会相当有难度。2007年杨洁华的任务之一是考察安徽省临泉县长官黄牛协会的“林-草-牧-沼-菌-肥”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探索项目。这是一个商业项目，虽然之前已有许多国内媒体报道，但评委们对这种项目的实际效果相当谨慎。
到临泉后，黄牛协会会长王守红以及县、林业局的领导都陪着她一起参观。杨洁华对这个项目印象不错，但是必须找到不在场的第三方来确认这些情况。她在王守红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学员通讯录，黄牛协会这些年一直办培训班，讲授农业循环经济知识。
回上海后，她立即打电话询问学员的看法，“要知道他是不是能得到这些人真正的认可”。
这个项目获得了当年自然保护项目一等奖。杨洁华后来说，自己在王守红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进入第二轮后，王守红又到上海参加评委会的面试，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有些小得意。“他们问我，你是农民，怎么知道什么是循环经济。我说其实就是节约，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再思考是我自己加上的，我追求一个更字，更大的回报，更小的资源消耗，更多的先进模式。”
他得意地告诉评委，自己是小学毕业，但协会里有一个教授给他打工，“只要是把一个行业精通了，就是专家”。
尽量靠近政府
由公司来运作公益事业，一个最明显的优势是保证项目运行的效率。欧美大型公司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有效的管理模式。过去20多年来，资本的力量在全球化时代深入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其影响之深远也许早已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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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指全球化运营的公司和品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维度上，资本的力量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980年代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管理运作模式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这可以说是用市场的理念来改造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总结说：“市场化首先‘化’的是工商金融领域，然后是‘化’政府，而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化’NGO。有些人对此不能接受，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世界最终要用更加有远见、更加有效率的手段来治理。”
她指出，这个市场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而是用市场手段使政府和NGO组织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更有效率，投入产出更高。
以“福特汽车环保奖”为例，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借助了跨国公司项目管理的经验，很显然福特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也被转移到环保奖项目中来。为了扩大项目的影响力，并帮助入选项目成长，福特尽最大可能保持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争取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民间NGO一直在缝隙中生长。自下而上的“草根”NGO面临着资源甚至身份的困惑。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登记注册管理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而日常性管理则归属业务主管单位。在成立登记时，发起人必须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方明和是其中的幸运儿，“绿眼睛”早在2003年即获得民办非企业的注册身份，方明和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NGO法人代表，这也是“绿眼睛”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方明和回忆说，民政局最初也要求他们的会长必须由县级领导担任。“但是，县里的领导反驳说这样就失去了民间性。有领导为我们说话，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2001年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而且是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国家环保局局长授奖，这也是我们苍南县的荣誉。”
“如果没有外部的肯定，我们办理注册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个年轻人沉默片刻，然后补充说，“我之前跟福特的人建议过，在人民大会堂颁奖这一点绝不能改。”
每年的颁奖结束后，葛致诺都会亲自给每一个入选项目所在地区政府写一封信，向当地省长或自治区主席表示祝贺，有一年他还收到了回信，对方在信中对福特表示感谢。
葛致诺说，过去10年中，“福特汽车环保奖”一直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支持，“地方的环保机构，帮我们传播福特环保奖的信息，推荐项目；国家环保部和发改委，不仅经常提建议，同时也会参加我们的项目启动仪式和颁奖典礼，提升了这个奖的影响力”。
为了更加贴近政府倡导的环保方向，“福特汽车环保奖”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由葛致诺领导的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委会和组委会共同讨论决定的，其中自然会考虑中国政府当年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方向。比如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福特汽车环保奖”当年的主题即定为“创新发展 人境和谐”； 2007年中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福特汽车环保奖”的主题确定为“绿色共建，和谐家园”。
伟大的公司还是公司
如果了解福特的历史，就不会对“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运作感到奇怪。作为福特家族的接班人，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一直强调“成为一家伟大公司”的福特公司理念。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是福特家族已经坚持了百年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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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福特公司实施5美元日薪政策时就曾规定员工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已婚者，并乐意照顾家庭；如果你是年龄22岁以上的单身，那么你要为人节俭；如果你是22岁以下，若有近亲或血亲获得你的帮助，那么你也可以享受5美元日薪政策。福特当时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社会部，去走访应聘者的表现与家庭情况，很少有人能做得了假。
2006年，比尔·福特曾专程来北京出席第7届“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典礼。他说，“我们不仅仅是来为环保英雄们取得的成绩喝彩。当看到你们的工作取得如此非同凡响的成效，我们也同样备受鼓舞，更加坚定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信心。”
但是，“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前景让一些往届获奖者感到担心。2009年是“福特汽车环保奖”进入中国10周年，但是2009年的第10届评奖并没有如期举行。今年6月2日，在第39个世界环境日（6月5日）到来之际，福特汽车中国宣布恢复启动以“节能减排、低碳生活”为主题的2010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只是新一届评奖没有召开正式启动仪式，而是用网站上线来代替。
“对于福特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更多的资金放在支持环保项目上。在保证项目评审的品质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的管理成本压下来。”一位项目负责人说。
到2007年，虽然每年发放的奖金仍然是105万元人民币，但福特汽车已经在这个项目中的总投入达到2500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10年来，福特环保奖在中国共发出1000万元奖金，但用于该奖项运行的费用却达到1500万元——显然，仅从资助环保NGO和个人的角度讲，“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效率并不高，只有40%的经费给到了需要这笔钱的人手里。
每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组委会要去现场考察的项目是最终获奖项目数的1.5—2倍，由此产生的费用可想而知。那么是否可以压缩评审环节的这笔支出？至少从目前看不太现实，公益事业固然高尚，但在作假成风的中国社会还必须经受“眼见为实”的考验。福特汽车公司有理由更相信自己员工的职业操守和判断力。
而且，“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规模效益在过去几年越来越大，随着社会和民间环保团体的认可，项目主办方不可避免地会关注到新的环保需求，开始考虑“授人鱼，不如授之以渔”。例如，从2005年开始，福特汽车决定走出北京做宣传。当年项目组顺着长江，从重庆到上海，不仅做了社区宣传，还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保护水环境高层论坛。过去几年为帮助民间NGO的成长，福特还先后举行了两轮全国范围的民间环保组织能力建设培训，涉及NGO与媒体的沟通、项目管理、领导力提升、如何确定民间环保组织的使命和愿景、运用法律手段推动环境治理、开展环保倡导等等实用性和前瞻性的主题，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升民间环保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能力建设培训，不仅开拓了民间环保组织的视野，也加强了区域组织间的横向联系，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迄今为止，已有320家民间环保组织参加了培训。
“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另一个初衷是搭建一个平台，让外界能够注意到那些默默做环保的人，关心他们的生存，从而为他们的环保事业提供鼓励和帮助。而对于环保奖的执行部门公关来说，宣传和推广本来就是长项，2005年，福特和《中国青年报》合作，由中青报记者去采访报道获奖项目。2006年，又与电视媒体开展了类似的合作。
但是，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增加一个地区的预算投入是有限制的。怎样在有限的预算内，让“福特汽车环保奖”长久地运作下去，是福特汽车必须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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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09年福特中国公司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也征求了北京和上海的评委，以及往届的获奖项目负责人的意见。而在权衡了各种因素后，得到的结论是仍然坚持以往的作法。虽然这一年没有举办评奖，但是福特公司特别在这一年推出了《艰·持——福特汽车环保奖中国故事》和录像片《绿色之路》，以纪念这个“坚持”，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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