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

刘香成·《上海肖像》 从中国观察到重述上海
口述：刘香成 采访：令狐磊 张泉
这次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请我做策展人，上海是中国的缩影。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模煳的、抽象的、大的概念，上海则是一个具体的形象。很多人和上海有直接的关系，上海在他们心目中有轮廓，有血有肉。
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把上海的历史整理一下，从开埠，一个小渔村，到签订《南京条约》，到不断地变迁，直到2010年5月1日世博会开幕。上海有国际的角度，中国人说百年沧桑，上海表现得对比最强烈。图片最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我一直以来做相片都抱着一个角度，只要把世世代代人的生活细节整理好，有代表性，有助于解说这一段历史过程，我就把这些图片收下来。
历史对任何文化都非常重要，尤其对中国来说。新一代中国怎样解读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要。只有对自己的文化、社会、历史有个建构，才能比较踏实地看外来的东西，可以平静地比较，从过程中受到启发。如果不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好，把今天的东西全面展现出来，人的思想结构和逻辑很难往前推想。如果把过去、现在整理出来，人们就可以想象50年后上海的可能性。
1842年，在英国的一艘军舰上，中国人签了《南京条约》。当时留下一张版画，我知道渣汀洋行的伦敦总部有那幅原版的版画。他们现在和中国做生意，不愿意把这些以前殖民的证据拿出来，好不容易说服他们。我在那里翻相册，有一张的粉都掉下来。我还找了上海档案馆、图书馆，还有国外的很多图书馆、大学、私人博物馆，还有马格南、Corbis、美联社和很多图片社，还有一些属于个人的图片，把它们都收集在一起。
我也约了很多新图片，比如中国要在上海制造商业飞机，要和波音、Airbus竞争；比如上海的汽车厂，听说上海的领导以后都要开上海牌汽车；比如上海做最高级的电脑焊芯；比如上海的地铁，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请了马格南的 Chris Steele-Perkins来拍上海，请了Andrew Wong拍飞机制造厂，陈曼拍在上海的演员，冯志凯拍上海的年轻人，肖全拍文艺界的人……这十几位摄影师来表现今天的上海，当然，还有面向公众征集的一部分照片。这些图片都会用多媒体的方法，在上海联合企业馆展示，通过70多个很大的LCD播放。大家看了就会有清晰的印象。
我们做新闻的人回到基本的一点—说故事。把故事说到彻底、全面、真实，正常的人都有思想，都会在你呈现的画面基础上推想未来上海的可能性。
我去年出版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把中国的60年整理了一下。围绕上海的这本书，面更广，但做书不可能做2000页，这在商业上不可操作，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尽量把事情说清楚。希望这本书在3月底出来，4月给一些媒体的空间，那时全世界的眼球都会放在上海。那时跟大家说，这本书把上海的过去、现在都整理好了，需要这种市场化的运作。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做，特别重要。
这次世博会难得有200多个国家参展，包括美国，过去已经不相信世博会，现在也来了。美国国会限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推世博会，这次通过私下募捐有了美国馆。在汉诺威，在日本爱知，世博会已经走下风。上海有机会把世博会重新“发明”一下，重新回到当年开巴黎世博会，建造巴黎铁塔的时代。
上海企业联合馆是上海国资委委托上海国投公司来做，这个馆不推国资委下面的企业，也不推产品。上海馆有个突破，不再展示国资委下面的40多家国企，也不介绍他们的产品，这也是很超前的。现在他们合在一起，说上海的故事，整个馆都会用影像来包围，还有互动，比如你一拍手图像就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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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人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他们认识到一定要用市场的方法来操作。上海和国际上早就接轨了，有社会、文化、经济的底蕴。上海人没有中原文化的大气，上海人从不拍胸口说没问题，他会和你说得很细，但是一旦定下来，他就会认真实行。
上海还有很独特的一点。我记得1981年，白桦写过一个剧本《苦恋》，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恋，“你爱你的国家，可是国家爱你吗？”《苦恋》出来，又引发了一场大批判，舆论讨论，现在改革开放，打开窗口，很多苍蝇会进来。很奇怪的概念，但当时中国人就有这种概念。我一直想，苍蝇进来后，是怎样的局面，我就想到上海人。我所知道的上海人，如果有五个人聚会，其中三个是上海人，就会说上海话，不管其他两个人。这给我的启发是，像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的方式方法，但是日本人到今天还保持着日本人的精神，
不受你的影响。如果有两三个法国人聚会，也不理你，开始说法语。所以，真正要影响上海的文化的，还是当地的作者，中国的作者，把他日常在考虑的问题，用中国文化善于表达的方式方法，通过文字、画面、舞台来表达出来。
上海有宁波人、江苏人，等于形容谁是巴黎人、伦敦人，不存在这个问题。我1977年就来上海，这么多年来，我和上海市合作的时间也很长。比如1999年的全球财富论坛，我代表时代华纳的首席代表和上海市政府进行合作，沟通。他们会说，举办方是你们，所有事情你们做，我们来协助你，你的东西要原汁原味，你的概念拿进来，我们帮你推。比如财富论坛，开会前早上 有个半天的全球IT高峰会议，时代华纳的人说，和部长们谈谈，他们的致辞不能超过40秒。我就去找信息产业部，找科技部，找文化部，各位领导，
说，因为我们有40多人开全球IT高峰会议，有AT&T的总裁，有比尔·盖茨，有麦克尔·戴尔，等等，这些人都是一样重量级的，所以每个人发言都只有40秒。这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先例，要和他们做很多解释。我说，你需要的是，用40秒的时间，在你的领域把中国面临的挑战概括一下，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遇到什么问题，把你所管理的事情做个总结。然后大家开始座谈。如果一个人开场白要读40分钟，那这会还怎么开？解释清楚了，进展也很顺利。
所以，在上海做事情总是能摆平，因为从第一天起，上海就是用国际化的理念来跟你合作，这一点，上海是独一无二的。
（《生活》）
贾樟柯·《上海传奇》 离乱带来的传奇
口述：贾樟柯 采访：夏楠
拍这部纪录片，对我来说存在几个大的困难。第一是语言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上海人都喜欢说上海话，虽然有人也能说普通话，但他不太爱多跟你聊。我克服的办法是，我们整个团队让尽量多的上海人参与，我自己也学听上海话，影片拍完我能听懂80%了。这样的好处是能互动，整个银幕的感染力就不一样了。第二个要克服的困难是空间的理解。无数次来到上海，都很表面，淮海路、南京路、外滩……或者就是某个酒店。真的要拍的时候，傻了。
一开始我的采景方法跟在北方一样，坐车去看。根本行不通，因为上海的建筑密度很高，楼里面有楼，花园里面有花园，这种层层包叠的空间状态你是无法坐车看得到的。结果我用了一个月徒步，从十六铺码头开始，逐渐地延展开，很有系统地……包括苏州河、杨浦区、虹口都去到。
而关于上海性格的理解……电影、文学里描述的上海，可能是她风花雪月、光怪陆离的一面。我其实很早就对上海有大量阅读。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想拍关于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当时想象的上海跟拍完纪录片后看到的上海，差别……太大。我发现，被掩盖的，实际是这个城市的残酷性。你曾看到的她的性格是表面的，背后的离愁别绪也是被美化，被浪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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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她实际充满了生离死别，充满了仇恨。她性格其实特别暴烈，特别猛。时代的政治动荡，大的灾难，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史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城市，而里面的每个家庭都受到了牵连，这对这个城市具体的人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们的命运跟心境……
采访台湾的导演王童，讲他们兄弟七八个，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国民政府要往台湾迁，在外滩码头上船的时候，他清楚记得那时他父亲在打仗，家里只有妈妈跟奶奶，还有一个卫兵。奶奶让卫兵去买一条绳子，大家都不知她要这绳子干什么。买回绳子，原来是把他们兄弟全绑起来，前面是卫兵跟奶奶，后面是妈妈，牵着这群孩子上船—怕走丢了。他回忆当时被绑在船上，看外滩越来越远，虽然是个孩子，但也知道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这样的第一感受的讲述，突然使你知道，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生离死别，那是很刻骨铭心的。
虽然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日常的生活，喜欢展示日常和日常给人的消磨、对人的改变。但上海我不得不用“传奇”这个词。所有人的命运线，不是平缓的改变，而是那种巨大的外力，人只能被裹挟……我最感慨的是台湾原国民党空军的一个机械师……我把那个段落叫“民国少年行”。他14岁的时候父亲过世。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跟他哥两个人一路走，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长沙，一直逃难。在长沙加入了汉阳兵工厂当小兵，后到昆明，逢国防航空委员会招人，他进去了，然后整个国民党空军迁到印度，他去了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又去了往南一个小城。抗战胜利后回去了重庆边上的隧宁，又第一时间到了北京去接收南苑机场。内战，又从南苑机场转到长春，从长春转到沈阳。后来转到徐州，
最后到了广东。最后他们第一架飞机去了台湾。他一生都是颠沛流离。而且都是被动的，都是因为战争。战争就是一只手，让你去哪儿去哪儿。说起来……我认识他非常偶然。在台湾拍戏，我那车的司机跟我聊，他们家有一个邻居也是上海的。就是这样。我震憾得……他就是一部电影！你很随意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找一个上海的老人家，背后都是一堆故事，只能说明这记忆太普遍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先理解她是一个码头呢？大家都是外来的，本地人就是一个村，一个县的居民而已。后来福建人来了广东人来了洋人来了全世界人来了，但到1937年抗战，战争爆发，一部分人走了，一部分人去了重庆，一部分人去了东南亚、香港、菲律宾……全走掉了。上海变成一个孤岛。孤岛也有孤岛的繁荣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人又聚回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有去香港的，有去台湾的，有去美国的，南美的……又都散了。之后，1990年代浦东开发，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就好像人人都拎着箱子来来走走，走走去去，如果你把她缩小成只是一个码头的话，你就能看到在某个时代点，坐船，哗哗哗走了，某个时代点坐船哗哗哗回来了……这也是上海，是我对这个城市肃然起敬的一部分。因为聚散离合背后有这个城市跟人的关系。
包括有种被动的移民也一样，抗战，富有的人走了，逃难的人进来，从苏北、浙江逃难来的新移民到上海也有成功的可能性。上官云珠在老家只是读过初中的家庭妇女，来了后一家子生活要有着落，她去给一家照相馆当开票员。老见到电影演员来拍照，问：“我长成这样能当演员吗？”拍照的演员说：行，你去上个什么演艺训练班吧。她去上了。后来成了巨星。这个城市很 奇特，她像变魔术一样……对，我现在看到的上海是另一个上海，不是想象当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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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觉得上海人排外、算计和小气，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存在于市民中的市民习气。而且那是1949年以后形成的。你得理解她，1949年之后，这个城市封闭了，她再也不是世界上最新鲜的东西第一时间发布地（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发布式全在上海）。后来的上海有一个大失落……可能大家都以为上海是一个国际性都市，上海也以为上海是一个国际性都市，但是拍完，我知道，她必须、她实在是需要改变。
电影里面的最后三个人是陈丹青、张行和韩寒。陈丹青出国的时候，是张行出道，红起来。张行发生变故的时候，韩寒出生了。陈丹青说：“我经常批评上海，但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因为我爱这个城市，我在意这个城市。”他这种感情是很炽热的。因为他们真是沐浴着这个城市的阳光，青春成长，今天他们却对她心怀哀伤。
（《生活》）
真光大楼和浸信会广学大楼 一号码头 盛装旧貌
由邬达克于1930年设计的真光大楼和浸信会广学大楼已经开工进行外立面修复和内部空间改造，预计于2010年将开门营业，届时这两座开启了邬达克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连体姊妹楼将成为一座精品酒店。
到达姊妹楼所在的虎丘路已经是午后，天阴、偶飘小雨。果然，真光大楼与广学大楼均已绿网覆面，严丝合缝地看不到现在的情况。工地倒不会因为这雨而停工，各种家伙齐上场，让我和身边的人说话都是在喊。
隐约间仍然可以看出建筑的外立面是邬达克最喜欢的红褐色与乳黄色，楼体方正，线条利落干脆，顶部层层收进。既有着现代主义简单连续复制的特点，又在细微处注重装饰，代表了邬达克在以现代主义作为自己设计风格的初期还有着过去对装饰的遗留。这种设计风格通常被称为现代主义装饰艺术风格，即ArtDeco。当时出现了数量繁多的ArtDeco作品，也表现了建筑设计风格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并非是一蹴而成的。
想得入神，没注意脚下，径直踩进了一汪泥汤里。赶快跳到一边，抬眼一看发现整条虎丘路干净的地方几乎没有。又联想到了上海为了迎世博四处施工，路面一下雨就脏乱不堪不说，还有许多隐患。不禁微窒，有点担心地再次看了看那两座姊妹楼。
之后，我决定和摄影师一同去由邬达克设计的原上海啤酒厂所改建的一号码头精品酒店拍建筑夜景。2006年我曾经去过一次，那时大概是一号码头刚开张不久召开的一次发布会，当时的女掌舵带领我们参观了改建项目的各个部分。酒吧的设计不是我喜欢的样式。而精品酒店，我当时还是有些意见的：空间的划分略显局促；酒店的色调也是走着流行的极简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意；餐厅部分对原啤酒厂输酒漏斗的刻意保留，既可以说是对过去工业建筑的致敬，也可以说是把以前功能性大于观赏性的一个建筑细节作为一个噱头，当成招徕客户的金字招牌。外立面基本保持邬达克设计这栋建筑时的样子，配合着正门内媒体们相机的快门声，给这工业建筑硬是添上了一丝时尚色彩。
当到达记忆中的一号码头，我不禁大吃一惊。门前活水池里的睡莲颓败，早不复青翠；池水浑浊，仿佛沧桑老者的眼眸，欲说还休。原本在夜间被射灯映衬得有几分柔美的外立面，如今已然有些斑驳，而且黑黢黢的有点吓人。正门入口两侧呈“对称分布”的两堆建筑垃圾随意摆放着，其中的木屑显然是浸湿后又半干的状态。我想起前几日下过雨，那这说明建筑垃圾至少是几日未处理了。忍不住再看一眼，它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卧于地面，说不清是对过去的嘲笑，还是对将来的悲叹。
虽然脚步有点沉重，可还是走进了大堂。
大堂只剩下一个窄小的前台和两张黑色沙发，沙发中间都已经凹陷了。吊灯也只开了一盏，光线有点昏暗。我迎向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倒是健谈，大致说了一下此处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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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后被两个外国人租下来，可都是没多久就漏夜逃跑了。租金自然也就赖掉了。”他指着一楼原本的酒吧说。
“难道这里生意这么差，收入都没办法把房租交掉吗？”
“本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么偏，有谁会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喝酒或者住宿？生意不好是自然的。”
我沉默半刻，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当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业主之一现在怎么样。
“他们早拆伙啦，应该已经回去了吧。”说着，保安的神色中也有一点黯然。呵，这一切虽然不属于自己，但是脑海中还是无法忘记在媒体及公众面前信心满满地宣传着自己理念的业主。也许，生活是残酷的。
走出一号码头，心里还有些压抑。毗邻的苏州河面送来凉风，寒气逼人。回头又望了一眼灯光晕黄暗沉的原酒店大门，穿过去似乎可以看到那些被绿网遮住的楼正在走着相似的路。人生起伏无常，福祸难断。不过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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