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人礼：重回世界之巅

在世博园的中国国家馆内，高科技版的《清明上河图》成了镇馆之宝。北宋画家张择端的这一传世名作，曾多次被后古的书画名家临摹，但没有一次复制会让人如此刮目：原5.28米长、0.24米宽的《清明上河图》被放大到长128米、高6.5米的立体转折造型银幕上，原作中587个人物也被增加到1068个，现代投影和电子动画技术让北宋时期汴梁的繁华生活复原再现：摇橹声、喊船声、叫卖声和驼铃声，把人们拉进了时光的隧道。
在展馆的另一侧，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真迹卷轴静静陈列，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摹本，以各自的方式向大师致敬，并抒发对城市繁荣昌明的向往。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清明上河图》记录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清明上河图》笔下的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市)，人口超过百万，万商云集，繁华盖世。相形之下，当时的伦敦也才不过15000人。一晃千年，伦敦已是世界的中心城市，开封却连一个飞机场也没有。
在世博会诸多现代场馆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市足迹馆”看到由上海商人李建忠复原的3栋古建筑。一个貌似鲁迅小说《社戏》中的戏台。一栋是浙江诸暨有两百年历史的古宅，另外是一栋山西晋商的大宅，顶上的横梁之粗，一人无法环抱。
住宅，是有生命周期的，城市亦然。
无数机缘，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兴起、繁盛、成熟和衰落。
以举办世博会的上海为例，开埠之前，上海仅是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航运业很不发达，黄埔江的潮涨潮落，冲走的只是渔民和纤夫们的脚印。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才成为中国最大的渔业和贸易港口，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殖民者蜂拥而至，随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一整套西方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1932年，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已近7万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著名的风月场和销金窟，全世界淘金者咸集于此。各国建筑师在外滩大显身手，数十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生生把江畔的街道变成了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也因此成为上海的象征。
当时的上海，被称为“远东第一城”，其风头，远盖过同属亚洲版块的香港、东京、吉隆坡、首尔……
但任何城市的成长史，都不是一条简单的上升曲线，战乱的频发和国家的贫弱让上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兴盛，上海渐渐失去了“远东第一城”的龙头地位。上海人依然保持着的优越感，来自他们深以为傲的精致生活方式，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信却逐渐显得底气不足落寞的一个明证是：他们不断用怀旧的口吻说起过去，渴望重回旧日辉煌，。
上海戏剧性的荣耀甚至在“文革”前后依然轩昂，在许多小城市，最好的一条街往往被命名为上海路；火车上一个紧挨一个的旅行袋上都印着“上海”二字。但那时的上海，早已从国际大都市沦为内陆边缘的工业基地，上海人也随全国人民被“发配”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可“阿拉上海人”的喧哗之声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每个知青点，出自上海裁缝的服装、酱油膏、大白兔奶糖都是令人向往之物。
为了重回光荣之巅，上海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上海人内心里憋着的这股不肯输人的劲儿，变成了数十年后规模惊人的这场万国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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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Jeffrey N. Wasserstrom在他的《全球上海，1850-2010》一书中说：“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从这一点上来说，世博会的标志意义，可能远大于经济意义。
浦江之西，外滩万国建筑的昔日风光仍在，但这风光不过是借他人之势，背后甚至有屈辱之意，当时的上海，如任人打扮的婴儿，衣着再华美，也难以直立行走。
而浦江之东，与外滩隔江遥遥相对的，拔地而起的世博园区，则是真正自主的、独立的站立之姿。一个成熟的城市，应该学会用从容和开放的心态结交朋友、款待来客，这是跻身世界中心的主人和东道的姿态。
美国《纽约时报》在世博开幕式后撰文，“上海，将重回世界之巅”——“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知道世博会于上海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一场盛会，会发出由衷的感慨：世博会不过是上海重回世界巅峰的开始。”
20个国家的元首、246个世博参展方代表、8000名现场嘉宾、数十亿全球电视观众……这是迎客之道，更是一场加冕的盛典，仿佛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成人仪式，他将以青年蓄势已久的奔跑，加入到世界顶级城市的竞赛之中——正如这座城市向世界输出的那两个体育符号一样，上海本身，也具备了刘翔的速度和姚明的高度。
人，同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他是城市演进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象征。如果说，陆士谔家族一个世纪的命运变迁映证了一个城市的兴衰沉浮，那么，李建忠所代表的一批海派新商人的崛起，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新世纪重回世界之巅的象征。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强，才能国强。
100年前，一个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他不仅预言了“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文中诸多细节竟与一百年之后的现实精准吻合，丝丝入扣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100年前的奇梦
第七届世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
在随后再版的《新中国》里，人们发现，这位叫陆士谔的青年，以梦境为载体，不仅预言了“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而且生动描绘了上海为此建成了过江隧道和地铁，他预见到浦东将成为银行入驻的金融盛地，其繁荣程度不输浦西。诸多细节竟与100年之后的现实精准吻合，丝丝入扣，令人称奇。
书中写道：
话说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在下一觉醒来，见红日满窗，牌声聒耳，晓得时光不早，忙着披衣下床。开出门来，见客堂中双烛辉煌，香烟缭绕。
……
走出车站一瞧，不觉大惊。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
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的。”
我道：“怎么桥面上不见有电车轨道？”
女士道：“云翔，你总是四十年前的老知识。方才我同你不是坐过电车么？那电车不是在隧道中行走么？”
我道：“不错，方才电车果在隧道中行走的。但是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大一个黄浦，难道黄浦底下也好筑造隧道么？”
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开筑市场么？筑条把电车路，希什么罕。”我听了，不胜奇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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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门限儿一绊，“拍塌”一交，就此跌醒。见身子依旧睡在榻上，一个女人站在榻前，却正是好友李友琴君。才知方才的，乃是一场春梦。今年依旧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国会依旧没有开……
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地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外省青年进上海
这位名叫陆士谔的青年，1879年出生于青浦(今属上海)朱家角。当时的青浦，归江苏省管辖，偏僻落后。直到1895年4月，该县才第一次拥有机动航船，载运客货通往外埠。
原是书香门第、三国陆逊后人的陆家，由于“洪杨乱起”而家道中落——“乱事定而故居半成瓦砾，于是艰苦经营，省衣节食，以维持家业，及今已逾二代，犹未复归”。
陆家子孙屡屡提及的例子是：当时家贫，吃饭没有小菜，梁上挂着一条咸鱼，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如果孩子眼馋，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大人就会叫：“咸死了，咸死了！”提醒他们不要多看。
在这样家庭中成长的陆士谔，喜读“稗官野史”，幼年时还曾跟着朱家角名医唐纯斋学过几年中医，但作为家中长子，他最大任务是养家——14岁那年，陆士谔离开青浦，独身一人闯荡上海。以今天的视角来看，100年前的小陆就是一名怀揣梦想赴上海的“打工者”。
彼时的上海，洋行遍地、富商云集，但这不是穷小子陆士谔的天下——没有钱，没有亲戚和门路，带着一口青浦朱家角乡下口音的他，只能在“典当行当学徒，街上敲锣、卖唱、作韵书”。
3年后，看着儿子闯荡上海并不成功，干的都是“低等营生”，秀才出身的陆父让士谔回青浦，继续研习中医。
学医之余，素喜剑侠小说的陆士谔，“所读既多，未免技痒，遂于诊病之余，摇笔舒纸，作剑侠小说。在当时不过偶尔动兴，聊以自遣，不意出版之后，竟尔风行，实出余意料之外。”
据《陆士谔年谱》，1900年前后，陆士谔再次闯荡上海，此行，已经21岁的他结识了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以及孙玉声。
孙玉声这时在福州路麦家圈(今上海山东中路、广东路一带)开设上海图书馆，知道陆士谔学过医，就劝他一面写小说，一面行医，且允许他在上海图书馆设一诊所。
作为医生的陆士谔，寂寂无名，难以煳口，不得已，只得一边创作小说，拿给各出版社赚些稿费；一边利用诊所门面，出租小说书籍供人阅读，聊补家用。
撰写于1910年的《新中国》提及，面对房东大年初一“恭喜发财”的客套，31岁租房居住的陆士谔还礼不迭：“我是半生潦倒，一世清贫，这发财，只好瞧着阁下发了。”
因为撰写小说的缘故，陆士谔结识了浙江镇海茶商之女李友琴，后结为夫妇。李友琴是陆士谔小说的“粉丝”，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爱慕陆的才华，所以不嫌其寒素，愿意下嫁，并多次为士谔小说写序、跋及总评。在《新中国》一书中，李友琴还以书中人物出场。
沪上发迹
陆士谔在上海滩的发迹颇有些偶然。
1915年，妻子李友琴病故，身为医生却无力挽救妻子的生命，眼睁睁看着她英年早逝，陆士谔悲痛不已，“常以医术不精未能挽爱妻为憾，遂更发奋钻研医学”，出医学专著多部。
结果，远避松江的陆士谔，“自《医学南针》出版而后，远客搭车来松者，旬必有数起，均系久年杂病。”
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队在松江等地展开战争，陆士谔关闭位于松江的诊所，“避难来沪，聊假书局应诊，无意久居”。
不想，在福州路鱼龙混杂、烟花遍地的贫民窟中，陆士谔被一富商相中——有一广东富商路过上海图书馆，看到士谔正为病家诊脉开方，就上去攀谈。一交谈，觉得陆士谔精通医学，请其出诊，为妻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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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富商之妻已经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卧床月余，遍请名家诊治，病情却日见沉重，饮食不思，气息奄奄。富商请陆士谔来看病，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诊脉后，士谔开好药方，说：“先吃一帖。”第二天，富商又到诊所相邀，说病人服药后就安然熟睡，醒来要吃粥了。也是医缘，如此这般，经过半个月的诊治，病人竟霍然而愈。富商感激不尽，不但重金相酬，还出钱登报鸣谢了整整一个月，陆士谔由此医名大振。
陆士谔嫡孙陆贞雄介绍，出名后的陆士谔，用12根金条向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当时沪上人称“江北大亨”)购下汕头路82号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正式有了自己的宅所，青浦穷小子变成了“沪上十大名医之一”。
正在孕育之中的巨变
其时上海各路人等繁杂，风云暗涌，之后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仿佛一个秘密，正静静孕育在黄浦江畔的繁荣与杂乱之中。
陆士谔的汕头路诊所旁，有一户大名鼎鼎的邻居，那就是中共六大前后中央政治局的秘密办事处，它的后门就在汕头路44号，从1927年9月起，邓小平、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等中共高层干部在此工作，历时3年。
据陆贞雄介绍，文学巨匠巴金，当时也是汕头路82号的常客。原来，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要开一家出版社，而巴金与陆士谔三子陆清源是文友，于是就租借陆士谔的西厢房开办了平明出版社。
发达之后的陆士谔没有丢掉自己写小说的爱好，诊治病人之余，依然摇笔舒纸，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世界。
据陆士谔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田若虹教授考证，活到66岁的陆士谔，一生写过上百部小说，涉及各个类别。
如《血滴子》，此书以逸闻压过正史，使得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出自血滴子之手；又比如《新上海》，成为谴责小说的代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并列；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被编入《清稗类钞》，后又被编进历史课本……
可是，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陆士谔地位并不高，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多处提及陆士谔，称其作品“不足观”或是“粗制滥造之讲史”。
然而，陆士谔小说中大量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想象，却在今天变成现实。
如：“马路中站岗的英(国巡)捕、印(度巡)捕，一个都不见，就是华捕，也都换了服式，都穿着中国警察号衣”；“跑马厅”(今人民广场)里建起“新上海舞台”(今此处确实建起“上海大剧院”)；“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洋人变得谦和”；“汉文汉语成为世界公文公语”；“中国制造了‘醒狮’号飞舰，居然能将国人送上月球”；“且已实行社会主义”……
一个家族的坚守
也许人们很难理解，在100多年前，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穷医生，为何热衷于在小说中构想未来、谈论中国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仅一个月，陆士谔就创作了小说《血泪黄花》，热情地歌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翻看陆士谔的家族史，一切都会明晰起来：
陆士谔兄妹4人，大弟陆守经，19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名额，和竺可桢、胡适、李平等人一起赴美，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淞沪护军使秘书长、沪军都督陈英士(陈其美)的秘书、上海审判厅厅长等职。
二弟陆守坚，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铁路专科，后赴美国旧金山大学留学，专攻土木工程，回国后，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后又从事中国的交通工程建设工作。曾任沪杭铁路沪嘉段段长等职。
妹妹陆灵素，南社杰出女诗人，被南社社长柳亚子先生誉为“颇娴文采，嗜南北曲”的佼佼者。1906年，陆灵素赴安徽芜湖皖江女校，与陈独秀、苏曼殊(孙中山的秘书、南社著名诗人)同执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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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灵素的丈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 因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闻名，后被黄炎培救出。撰写《革命军》的邹容冤死狱中后，刘三冒着株连杀头的危险，在万人冢里寻得好友邹容的遗骨，将其埋葬，一度传为革命佳话。
促成刘季平和陆灵素婚姻的，就有长兄陆士谔。陆贞雄说，陆士谔处方笺上的红印章，即出自刘季平之手。
在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陆士谔次子陆清廉(又名陆凤翔)在苏州中学读书时，逢“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赴南京的学生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后受胡绳等人影响，一起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9月，陆清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武乡、清丰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随刘邓大军南下。
陆士谔长子陆清洁，继承陆士谔行医、著文的衣钵，17岁到杭州行医，创办了《清洁报》，历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省中医医院院长、神州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等职；三子陆清源，和施蛰存相熟，以行医所得创办了《十日谈》出版社，解放后，他与施蛰存合作编选《外国独幕剧选》。
半世纪的流变
这样一个看似鼎盛一时的家族，在解放后的若干年内，遭遇“重创”。
先是陆灵素1957年中风去世；接着陆清源及陆士谔几个外孙，共5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陆清洁因“肃反扩大化”被捕，不久在狱中去世；同年，已经升任冶金工业部华东矿山管理局局长的弟弟陆清廉，在北京开会返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也是在1958年，陆士谔祖居的江苏青浦县，被划归上海，被一同划入的还有江苏省的嘉定、宝山、松江等县，一夜之间，上海的面积从1949年的636平方公里扩大到5910平方公里，成为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大城市。
可惜，梦境中设想着“新中国”的陆士谔早已看不到这一切——1944年，66岁的他因中风，卒于汕头路82号寓所。
陆贞雄在那段特殊时期，也受累不少。
“‘文革’期间，我们家很惨，大哥陆贞元先是被莫名其妙地辞退，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致死……”“以前家里留下来很多书，后来被抄家，红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书都烧完了，烧了三天三夜。”
“还有好多东西被卖了，父亲死了，家里没什么维持生计，只好卖东西，如果那些东西留到现在，应该能值不少钱……”
陆贞雄本人早年在上海国棉31厂当维修工，因出身不好，想加入团组织都不让。改革开放后入党，让他“有种很强的翻身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辞职下海，开了家照相馆。
一晃，18年过去，照相馆还是那个照相馆，但是，陆士谔当年的旧居——汕头路82号早已不复存在，“都拆了”，陆贞雄也一路5次搬迁。“没办法，那个地段太好，要拆迁。”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到来，陆士谔研究渐热，陆贞雄和陆星这对以拍照为业的父子，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陆士谔及其家族的资料。有一段时间，陆星还特地跑去找寻健在的长辈们，询问陆士谔当年的生活轨迹。
2010年5月1日这一天，上海世博会开幕，沪上游人如织，他们乘坐陆士谔预言过的地铁，穿越过江隧道，来到浦东，排起长队，期待着一场令人目眩的嘉年华。而陆贞雄父子二人，在青岛路57号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摄影室内忙活个不停，第二天，他们一家3口准备去浙江安吉，因为“这几天外地人都到上海，那我们就去外地，平衡一下”。
“我和老伴、儿子，一家三口，现在都是世博会的志愿者。”陆贞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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