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绿卡”子女集体遭遇高考排斥图/梁伟驰
多年前以人才名义被北京市授予绿卡“居住证”者，多年后其子女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由此造成有的绿卡子女以自杀相抗。
对该政策意图，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担心绿卡子女挤占北京户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绿卡”子女高考苦
酷热7月中，2009年高考生李莉从户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来就缩在北京家里，阴沉着脸。她的父母回忆，当时都不敢跟她说话，气氛令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档高考分数线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场，“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线”。
“三本”意味着李莉只能选择报考学费高昂的民办大学或“院中院”，这与当初的理想“人大新闻系”差距悬殊，而当年北京班同学多半能读重点名校。
造成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读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资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材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听不懂，跟不上，李莉从北京的重点中学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三一年，李莉深刻体验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两重天”，尽管保定距北京只区区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质教育温床。她考上艺术团合唱队，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出国到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交流访问；担任学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为外研社录制英语(论坛)教学片。
在保定，一切都跟着考试大棒转，她感觉掉进了“冰窟”。晚自习不允许上厕所，谁上厕所就罚站一星期，最郁闷的是连戴个彩色发夹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长当众训斥，“她天天打电话哭诉。”她的母亲说，“我们每两个星期就请假陪她，做心理疏导。”
而去年参加高考的杨光，母亲侯女士则选择了不计成本从外企辞职，陪女儿回老家四川江邮县备考，“当时环境很恶劣，老家距离震中北川15公里，房子裂了大缝”。
因与北京教育的诸多差异，杨光也是从倒数一二名往前追，最终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新闻系。尽管和北京同学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士仍“如释重负”，“能上大学不错了，50%的“绿卡”孩子一个人回了老家，最后啥也没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录取率预计可达79.5%。
之所以选择上海学校，是因为杨光不愿再回京读书，她写文章表达对北京的不满：“这座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欺骗并抛弃了我。”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北京现有“绿卡”人员两万多人，包括家属4万多人。2009年参加高考子女700多人，16岁到19岁有2723人，其中19岁428人，18岁727人，17岁863人，16岁705人。
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孩，因参加北京高考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话：“这个女生平时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称这些孩子是“被抛弃的群体”。由于现行的“学籍+户籍”高考政策，这些“移民二代”正成为没有未来，也没有归属感的“无根浮萍”，他们既不能融入当地城市主流参与公平竞争，又难以回归原籍，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趋于边缘化和被排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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