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前段时间的热点莫过于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在深圳召开，创始大股东黄光裕败北，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也办完了。两件事看似不搭界，但两相对照着看，对我们很有启示。
近一个多月来，中国社会被有关慈善的讨论覆盖了，媒体一直忙着打听“巴比”晚宴谁参加、谁不参加，富豪们想不想捐钱。答应参加的富人，被期待捐出身家；拒绝出席者，“被等于”拒绝慈善。突然释放出来的道德压力，传导给中国的富豪阶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慈善的焦虑，这种焦虑几乎发展成一场广泛的道德教育运动。
巨大的社会反响，凸显“巴比”式慈善对中国巨大的示范效应。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很复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美国的财富英雄，捐出数百亿财富，又成了道德楷模。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内部，即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民众对富豪的财富普遍持怀疑态度。敦促富豪们学习“巴比”，等于要他们捐出财富，实现自我救赎。
但富豪之于中国，其存在价值到底在哪里？是推进实业，发展生产，还是把钱捐光？这些问题值得以理性的态度认真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巴比”式慈善，调整舆论有关慈善与富豪的观念和心理。
国美“黄陈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富豪财富的绝佳时机。国美电器在港上市，其总市值达400多亿港元，其中黄光裕占股32.47%%。在这场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中，黄光裕最后失败。在国美账面上，有100多亿港元属于黄光裕，但控制权争夺的失败意味着，这些巨额财富被公司控制了。或者说，他的钱支撑着国美的事业，成了一种社会资源。
有一部叫《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的经济学名著，它把现代大规模的股份制公司称为“准公共公司”，其显著特点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你有钱，向一家股份公司投入了资本，但你未必能够控制你的钱，这时你的财产就为社会所用了。其实，那些控制着公司经营的企业家，其私人财富也是一种社会财富，除非他把钱从公司抽离出来，全部花掉。
在中国，目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实现分配正义是人们的期待。但扩大生产和增加就业，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当借助富豪推动发展，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实现分配公平正义。
有这样一则报道：巴菲特每年举行“与巴菲特共进晚餐”宴会，“共餐权”是全球拍卖的，钱捐给慈善机构，现在价格已涨到200多万美元了。每年宴会，媒体自然争相报道，最后要评出一篇最佳报道。有一年，记者们对盛宴进行了相似的报道，独有记者艾格伊将目光落到餐厅外一个乞丐身上。这名乞丐从垃圾桶捡东西吃，并自言自语：“过期的三明治和沙拉酱，照样能把肚子填饱。”巴菲特把最佳报道奖颁给了艾格伊。
对于此事，不同的人有不同解读，有一种解读说，尽管“巴比”做慈善，乞丐照样必须乞讨。美国最近宣布，全国有4000多万穷人。“巴比”的慈善宴会，只有富豪受邀。他们赞助开发的药物，只有权贵用得起。他们资助建成的剧院、音乐厅，是富人附庸风雅的场所。这不是否定慈善的作用，而是说慈善有其局限性，它不是帮助穷人的灵丹妙药，我们不宜对它寄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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