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来了位客人。大家先是寒暄，交流和沟通，最后切入到正题：“你能否帮我跟王老板联系一下，给我点儿活儿做做？”王老板是位巨贾，也是我所供职的那份报纸的投资人，他在各项富豪榜单中都名列前茅。希望从王老板那里弄点儿活儿的人叫陈光标，几乎在各项慈善榜单中都排在头名，后来人们怕麻烦，干脆就直唿其为“中国首善”了。
尽管赚了不少钱，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迄止2008年春天，陈光标尚不算有名，他从未出现在各种富豪榜单，甚至很少结识真正的大富豪。他开始广为人知，还是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他指挥其部属、开上其全部的工程车，浩浩荡荡地奔赴地震现场。在他努力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责任的时候，他也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伟岸形象。他或许无意获取这些额外的补偿，但善因总会有善果。
灾难过后，哀恸渐渐变得不再那么痛彻骨髓；又因奥运会盛开，举国欢腾。他们又开始在“众志成城、顽强不屈”热闹背后，生活归于平淡，默默承受生存的压力。此时的陈光标成为媒体的宠儿，他几乎拿到了全部的慈善奖项，甚至成为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面对镜头，他对王小丫说：“有了财富不会使用，我认为是一种负担。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对于陈光标的赞颂与质疑几乎是同时抵达的，基于他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大多数人相信，无论给他献上怎样的赞美诗都不为过；可是质疑者也并非全无理由，陈光标类似于“拆迁队长”的发迹历程使人们对其产生了一些怀疑。对陈光标来说，从“首善”到“伪善”，只是一种偶然。人们时而为其光环眩目，判定他的一切皆属璀璨夺目、上主一般高尚；时而因为他“长期从事房屋拆迁”的历程，产生疑虑。
我想起李敖《北京法源寺》中，法源寺大和尚与康有为关于善的那番对答。和尚说：“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康有为则认为：“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
至少在我看来，动机不纯的善因为其结果，依旧算得上一种善，就像大和尚说的那样，“抽象地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所以在2008年的初夏，当陈光标振臂呐喊的时候，他是善的；当他浩浩荡荡的车队赶赴汶川开路救人的时候，他是善的；无论他是否要“原罪”，至少在2008年，他要比绝大多数人配得上“中国首善”的称唿。
顶着“中国首善”光环的陈光标得到了很多机会，有一则报道说，因为他在汶川的表现，北京一位主管领导甚至许诺北京日后的某类拆迁工程全部交给他来做。当他佩戴“中国首善”的绶带出现在王老板、李老板、张老板面前的时候，他也可以以光辉伟岸的形象赢得更多的对话资格和工程项目。对于陈光标来说，这或许是他当年种下的善因结出的善果。
今天的陈光标依旧在因果当中游走着。他开始期待着与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同行。他在微博中说，“我和比尔。盖茨在北京一家酒店会晤，两人交流了两个多小时。那次见面给我的触动很大，在西方富人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富人选择回报社会，两者的差距让人心寒。”
对于现在的陈光标来说，他不再满足于“中国首善”的称号，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富豪能加入慈善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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