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17岁的女孩子，脸庞像苹果一样，很好的颜色，一派天真烂漫。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秋儿。她坐在我对面，她的身份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她很不喜欢这个称唿。
我是因为要做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调查而找到她。在离北京很远的深圳，11个年轻人在不到半年内相继纵身跃下高楼，用自己的鲜血引起了国人对这个群体的再度关注。秋儿还不知道这件事，饭店的生意不错，作为服务员她每天都很忙。住宿的地方也没有电视机，14张上下铺已经住了20多个姑娘，只有三四个床位还在虚位以待。
但她听说过富士康。同村的一个姑娘经人介绍去富士康工作，特地来问她，富士康怎么样？去成不成？她说，我也不知道成不成，那个企业我以前没听说过。
她很爱笑。但是谈起未来，这个不满18岁的孩子脸上涌上愁云。她实在不知道未来是怎样。
“我出来一两年了。农村是不准备回去了，不适应，别的不说，就那个厕所，哎呀，真不行了。我想留下。俺村小姑娘很多就是十六七岁出来打工，待几年就回家结婚。我不想这样。我工作可用心了，主管挺喜欢我的。要是过几年能升上组长、部长，那就能留城里。要是干几年还是个普通服务员，就没啥意思了。”
秋儿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上班，下午可以有一两个小时休息，“能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晚上工作到很晚，尤其是周末，回宿舍时往往是半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她工作的饭店在北京东边，坐地铁一个小时就能到天安门，但她还没有进过城。她的确是在北京，但在北京的边缘，无论从什么层面，她都还没有融进这个城市。
看着她的笑脸，我偶尔会走神，想到南方那11个从高楼跳下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们走得这么决绝？似乎也没有很深的怨恨。但他们的决定证明着一颗颗心的绝望。
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个自杀的案例都有着复杂的原因。但11连跳的背后，不可避免存在的共因是——社会失范给个体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到的三种自杀原因之一。
这些年轻人，较之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对社会的期望也更高，但心理承受力较低，在分配不公正和权利不平等的重压下，更容易绝望崩溃。当然，具体到富士康，机器化大生产对人的异化也不可忽视。正像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嫂从她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天天盯着一个零件，老做重复动作，还不得腻歪死？给我5000元我都不干，我情愿摆个摊卖个菜。”当然，也没人会给出500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1417元，7%在800元以下。
我想象着那群年轻的孩子，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高强度长时间的单调工作，与同事的沟通极少，离乡背井，亲近的朋友不多，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机器隆隆声中，血肉之躯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爱却成了奢侈品。要知道，在对抗自杀恶魔的种种武器中，爱是最强大的。爱本是最易得的，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若他愿意，仍可以拥有满满的爱；但爱却又是最难得的，一个千万富翁，纵然可以一掷千金，但可能内心却是一片贫瘠。可惜，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却因为沟通的缺乏，爱的缺乏，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死神掳了去。
涂尔干说，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没错，可是否有很多人能看明白，个人的苦难也必然将变成社会的苦难。
既如此，我们每个人能否换一个角度看你身边的人，把他（她）的痛苦当作你的痛苦，以小小的爱心光照一块小小的地方。于是，分手前，我郑重地嘱咐秋儿：“遇到不开心的事，一定要想开，主动跟朋友说，别闷在心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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