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关注儿童 希望与梦想

“幸福”与“未来”，这两个词的交叉点天然地与儿童相关。在探寻、走访、参与和不断的思考中，我们眼见公益与儿童的联结愈加紧密，我们也乐于分享更多的体验、实践和对于儿童公益模式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中国人对儿童公益问题的觉醒，是从与那双“大眼睛”对视开始。1991年，“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和希望工程让“公益”这个让中国人还感到有些陌生的词语，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蔓延开来。许多人开始为素不相识的失学儿童慷慨解囊，许多与儿童相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也由此发轫。
翻开当代中国公益慈善大事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公益慈善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1981年成立，旨在“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少年，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次年成立的宋庆龄基金会，也将“关注民族未来，培育少年儿童”作为基金会的重要宗旨。
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并在同年发起了中国社会参与最广泛、影响力最强的公益慈善项目—希望工程。截至2009年底，希望工程已累计募集捐款56.7亿余元人民币，资助346万余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学业，援建希望小学共计15940所……而在这些抽象的数字背后，是难以数计的被改变的命运轨迹。“大眼睛女孩”苏明娟也汇入涌动的人群中，成为一个城市白领，并持续关注着希望工程。
30年间，儿童公益慈善事业早已挣脱了“贫困”“失学”“希望小学”这些关键词，开始面对儿童心灵的深处，面对社会更深层的矛盾，面对崭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儿童健康、成长和教育的关注与投入，是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无论坐而论道者们如何激烈争论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和公平，这些源源不断送达给孩子们的捐款、书籍、设备、爱心、知识、观念、思想，都在艰难而持续地填补着横亘在中国土地上的一道道鸿沟。
看，我会走路了
第一次到访徐汇博爱儿童康健园，适逢儿童节，我们满怀好意买了糖果上门，殊不知糖果未必是合适的礼物，因为这里的孩子们多是脑瘫儿童。在等待间隙，我们试图与孩子们交流，却发现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唯一与我们说上话的孩子在我们面前一顿一顿地走，说“看，我会走路了”。我从不知道，“走路”也可以是一个表演项目。
这个成立于1996年的机构，位于上海市徐家汇某个安静的小区内，甚少进入公众视野。创始人高亚莉建立的初衷是她不愿意放弃罹患脑瘫的儿子康复的希望，因找不到合适的机构，决定自己创办一所脑瘫儿童康复中心。与普通福利院不同的是，康健园并不只简单地照顾孩子，让他们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相应的教育。目前，有48个孩子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20几个常年在此生活，接收的孩子也从单一的脑瘫儿童扩大到自闭症儿童、唐氏综合征儿童等。康健园的房子不大，也不新，就算在修整之后增添了一些设备，这里依然显得很“民间”，院长对于专业却有着极高的要求。采访当日，有特殊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来报到，院长说希望有更多专业人才能投入这类特殊公益的基层，找到好的接班人，这个心愿与大企业的老总如出一辙。“因为我总还想办下去，不然这些孩子怎么办？”包括对于义工的要求，“其实并非什么人都可以来我这里做义工。脑瘫儿童的特殊性决定了你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也要有更多的耐心。说得直白些，孩子们不是给你‘玩’的。”
近14年的发展历程，对博爱康健园来说并不容易。仅靠企业和个人的捐赠、NGO的经费等，这里在艰难地维持运营。同行的EXR服饰公司的朋友来谈赞助工作服一事，高院长表示感谢。“我们最大的困难，最需要的，还是钱。”她直言不讳，“房租、设备、员工工资……”仅靠捐赠，收入来源太不稳定，尽管也有企业定期汇来捐款，但是“以后呢”，高院长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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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大部分民间公益慈善故事的缩影，以民间力量发轫，以满腔热情投入，然而困难首在资金次在人才。他们需要社会和媒体的“探照灯”：如果公众无法聚焦并提供持续的帮助，发展便易被无奈和艰难笼罩。与此类似的还有自闭症儿童护理康复机构等特殊儿童公益组织。电影《海洋天堂》热映时，全城媒体都上门采访，但对于那些孩子、家长和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日子是平凡每一天。
他与父母一年聚两次
“留守儿童已经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中国未来的问题。”白岩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多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城乡结构的转变，随着大批劳务工涌入城市务工，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称为“留守儿童”的，却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7岁的唐欣说：“我有三个家。”从小她在深圳父母的烧烤摊边长大，到读幼儿园的年纪回到老家巫山县官渡镇坪南村，村里的二层青砖老屋里，还挂着唐欣被幼儿园评为乖娃娃的奖状。一年后，外婆生病无力带她，唐欣随着考入重点高中的哥哥来到巫山县城，由接进城的奶奶照顾。 她的哥哥，17岁的唐传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当家。平时住校，唐传锐很担心妹妹和奶奶，“奶奶很节省，舍不得买青菜和新鲜肉，我每周给她送生活费，让她们吃好点。” 远在深圳的爸爸并不掌握儿子的生活，只是每次打电话给儿子时，叮嘱他要吃好一点。爸爸每月寄回来的1000元，唐传锐把它分成几份：自己伙食费300元，每周给奶奶送100元生活费，让她买新鲜肉。唐欣每月上幼儿园花90元生活费，有时还要给奶奶买煤炭。一年又一年，暑假里，唐传锐会来到深圳，半年一次的与父母团聚。今年7月初，他带着妹妹踏上到深圳的大巴。“深圳，我又来了。”这个少年凝视着窗外，轻轻地说。
留守儿童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松动的一群“制度性孤儿”。他们的父母到城里打工争取另一种生存方式，但往往很难携子同行；同时为了生存，他们又不能够轻易地离开城市。就是在这种带不出与回不去的双重矛盾中，留守儿童虽然有父母，但是他们依然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离别、距离、孤单、单调的生活已经在这些留守的孩子心中留下抹不掉的烙印。他们或多或少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孩子不同，或是内向、或是脾气暴躁、 或是自卑。他们的父母很着急，很想改变，但却有心无力。由于父母工作繁忙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留守儿童大多只能在城市里度过一个孤单的假期。
今年7月至8月，南方都市报深圳新闻部特别策划了第二届“留守儿童圆梦行动”，邀请留守儿童参加。在持续五十多天的活动中，除了各种兴趣小组，还带孩子去扬帆出海、去寺里静修、去爬山……去做一些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做到的事情。200多名留守儿童报名了本次活动，在一次次活动中，他们逐渐活跃起来，愿意谈话，也愿意与人接近。工作人员这时发现，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充满童真的孩子。
类似的活动和相应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深圳，今年就有民政局组织的“幸福列车”活动，搭乘100名贵州留守儿童到深圳；而各个社工组织也分别组织了相类似的活动。《中国青年报》就在今年给出了一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这份被各大网站公益频道所转载的报告中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或许沉默，但他们向我们提示了教育系统的空隙与不足，他们也关乎着整个农村教育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大问题。
原来上海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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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上海世博会迎来了56万客流高峰。在汹涌的人潮中，穿行着来自海南、山西、宁夏和四川的参加“雪佛兰红粉笔世博夏令营”的11个孩子。平日里他们只能与简单的课本为伴，因为红粉笔志愿者的到达，他们开始以与往迥异的方式观察和了解世界，而这次，他们来到了上海，来到了世博会。“哇，原来上海是这样的。”“楼好高！”“复旦好大！”“太好看了，椅子还是会摇的！汽车馆里面的汽车很漂亮，看起来也很容易开。”一路同行，听得最多的是他们的赞叹声，音量不一定大，听上去也毫无新意，但真正发自肺腑。
“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上海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全程冠名赞助，自2006年启动以来，已经走过14个省份的22所乡村小学，旨在由各行业白领志愿者带去富有新意的素质教育课程。在红粉笔博客和志愿者论坛中，如何上好每一堂课，如何为孩子们打开更大的窗展示更广的世界，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和各方面素养，是志愿者谈得最多的。或许，有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带他们来上海看一看！11个孩子是被当初支教的志愿者甄选出来的，或有绘画专长，或成绩优异。在陌生的志愿者家庭过夜，他们表现得有礼、拘谨而羞涩。但同时，他们又对那些闻所未闻的故事极感兴趣：互联网，立交桥，中国馆，海宝，肯德基……在芭比餐厅的聚会中，孩子们与志愿者家庭共同表演节目，歌唱、朗诵，甚至嘻哈街舞，他们的本领与笑容一点也不逊色。
第一日在发布会上，来自宁夏的成晶曾一语惊人：“我最想去复旦，因为我以后想考复旦大学。”在参观复旦大学时，这个平时一直在听音乐的小姑娘摘下了耳机，认真观察着这座百年学府。孩子的性情总是很真，他们喜欢大学食堂的米饭多过汉堡，他们觉得上海虽然好但是树没有家乡多空气没有家乡好，或许密集的行程令人疲累、偶尔还有孩子晕车不适，或许《追逐大学梦》的演讲对他们来说稍微早了一点，但你无法怀疑这次世博之行对他们的冲击和意义。
“用你的4天3夜，改变孩子一生的视野”。在孩子们到达上海一个月前，负责接待孩子们的爱心家庭招募活动已经启动。在4天的行程中，“爱心家庭”成员全程参与，不断尝试如何与这些初次见面时紧张局促的孩子快速建立信任和亲密的关系。“这次参加夏令营，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被选为 “爱心家庭”成员的林先生说，“海南孩子很懂事，很可爱。几天的相处，我们也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女儿原本比较内向，这几天也开朗了。我们希望两个孩子经常联系，也打算在今后的寒暑假由我们自己出资邀请小朋友来上海玩。”短短的“红粉笔世博之行”将给所有的参与者带来什么改变什么，已然卓有影响力的“红粉笔爱心支教活动”又将有怎样的发展，对孩子，对志愿者，对公益事业本身，我们满怀期待。
梦想：是孩子的，也是公益的
友成基金会发起的“新公益嘉年华”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打开上海公益季活动地图，生态项目体验、志愿者经验分享、公益组织开放日……年轻的志愿者们积极响应，这是令人欣喜的事。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600895,股吧)的一幢小楼里，我们与“新公益嘉年华”的志愿者们一起采访了“真爱梦想基金会”的秘书长吴冲。
吴冲的名片背后印着真爱梦想的基本准则：帮助愿意自助之人，慈善行为需要引入商业化管理思想，倡导“非牺牲”的公益原则。这是他与他的团队定下的“底线”。当年已在金融界卓有成绩的吴冲决定全职投入公益事业发起“真爱梦想”基金会时，曾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你知道丛飞吗？” 在吴冲看来，这正是中国公益慈善需要改变的地方。“中国的公益慈善总是有一种悲情色彩，人们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看成是‘圣人’，他们也自诩为圣人，但千万别把我看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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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梦想”是旨在改善中国的教育不公平状况，系统化地提供公益产品和服务的公益组织。目前有18位全职工作人员，其中理事长潘江雪和秘书长吴冲不从基金会领取任何薪酬收入。
其他几位发起人和吴冲一样，都曾是金融机构或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如此背景的管理层将资源整合的理念融入公益事业。“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如何把石墨变成金刚石？它们的元素完全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定的温度压力，和适当的排列组合。”基金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搭建了基本框架，开始争取各方资源，并保证自己能够专注做最擅长且最核心的业务。目前在业务上与“真爱梦想”合作的有七八间其他公益组织，减少了成本，提高了公益事业的效率。
同时，“真爱梦想”基金会还是中国首家公布年报披露的公益组织。在50页的2009年度报告册中，除了详细列出了每一笔捐赠收入的明细，还有详细而规范的年报披露。鉴于中国的公益领域并无这类披露格式的成立和明确准则，基金会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内容格式准则为底板，结合公益组织的运行特点加以调整，形成了年报的披露结构。年报中还引用了全球最大的独立慈善评估机构Charity Navigator的指标系统对基金会的组织效率和组织能力进行了模拟的自我评估，并披露过程和结果数据。在这份包含了财务概要、善款募集概要、业务报告、2010计划及策略性探讨、监事会报告、审计报告的年报，对于大部分公益慈善组织来说，似乎还显得过于专业。但是当商业逻辑这条“鲶鱼”开始在公益慈善的游池里摆尾，前进的车轮似乎已经不可再逆。
“我们始终相信，公益慈善带给受助人的应该是可能性而不是结果。”基于这样的理念，基金会推出了核心公益产品，分布在各个学校中的标准化多媒体教室网络—“梦想中心”，主要配置包括图书、电脑、互联网、大屏幕、自由组合式阅读桌等硬件，自2007年下半年启动，至今在全国已有130间。这些“梦想中心”是教育的连锁店，连锁店的网络建立起来，就可以在货架上出售“商品”了。所谓“商品”，是“真爱梦想”免费提供的一套素质教育课程“梦想30课程”。这套课程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课程发展专家规划的，具体每一门课程，则请到专业人士编写。这些课程不是传统的知识传授，在课程教案里没有知识点，有的是对儿童思维方式的训练。他们坚信：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吴冲亲自编写的“家乡特产”课，从头脑风暴开始，到魔幻故事编撰，以特产创新结尾。“什么是魔幻故事？看完《哈利波特》和《海底总动员》就知道了。什么是特产创新？我们会安排放壮族大歌、老版本的‘刘三姐’和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看完也知道了。”
基金会没有把“梦想课程”推给支教的志愿者。“支教有点像城里人带来的一阵‘喧嚣’。”基金会选择乡村教师作为课程推广的支点，由志愿者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志愿者则很少直接面对孩子，在乡村教育中，只有当地的教师才能对孩子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在这个由商业的理性构建的“系统”中，吴冲们有着对教育最本源的希望：“无论是偏远乡村的孩子，还是城市农民工的子女，都能够基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面对乡村孩子时， 我们最常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最常听到的回答是“不知道”。但我又多么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多看看这个世界，多思考未来。关注儿童，这是公益的主流；注重教育，这是家国之大计。而关于梦想，关于理念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也是每一个公益组织和其中每一个人的，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公益慈善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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