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已落下帷幕，对富豪和慈善的话题却仍在继续。日前，盖茨表示，选择中国办慈善晚宴，是因为中国的亿万富翁数目位居世界第二。对中国，慈善是新事物，宣讲慈善意义深远。因为欧洲北美等地区的慈善机制已建立起来，很难有改变。
“30年之前，中国没什么人有钱，这一代实际是第一代富豪。”盖茨说。巴菲特则直言：“对中国而言，现在的一代人是关键的一代人。”
除去隐形富豪外，被盖茨称为中国第一代富豪的大都是成功的企业家。而在当下的中国，富豪企业家们对什么是慈善却有巨大分歧。王健林、马云、宗庆后(博客)等人认为，在现阶段做好企业，多交利税，扩大就业就是最大的慈善。
盖茨在达沃斯论坛上曾发表过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演讲。他说，“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
企业家的自利能够给社会其他群体带来利益，这正是国内很多企业家的慈善观。从市场经济的宏观角度说，企业家的自利行为的确能带给社会巨大财富。但企业家自利的慈善观却是有缺陷的，因为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很可能被资本的巨大力量又夺回去了，落不到穷人头上。就像盖茨所说，这将创造一个“只服务于有钱人的社会”，这样不仅不利于穷人，最终还将威胁到有钱人的利益。
企业家代表了效率，慈善家则代表了公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效率和公平的内涵是不同的。经济起步发展时期，效率甚至包含了公平。这也是不少企业家将发展企业视为慈善的深层原因。但当经济高度发展后，在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公平甚至会包含效率。这时，慈善不仅是企业家内心“关爱他人”的需要，更会转化成一种外部需要和责任。
欧美现代国家，富豪从事慈善事业几乎已成为不二选择，卡内基、福特、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到现在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事实上，这种选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卡内基、福特时期，美国国内经历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劳资纠纷非常尖锐的时期，资本家在疯狂逐利的同时，也意识到慈善是一种缓和劳资矛盾，创造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利己的事情。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个人修养和道德高尚的人，出于一种自觉而去慈善。
道德发展是与社会进步、制度完善密不可分的，不能奢望企业家靠道德自觉来做慈善，更不能强制要求企业家做慈善；但企业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觉的慈善行为，也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慈善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企业家未必都要立马从事慈善事业，但提前思考早有准备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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