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盛赞的解放西南第一功臣是“贩毒犯”？

南方周末 著 《原来如彼》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2月 出版
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才不过一个月。若从11月15日及16日分别占领贵阳及彭水算起，从始至终总共才半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击破和粉碎蒋军近30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军事家的意料。
为什么重庆解放战役进展如此神速？除了刘邓指挥有方、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外，正如《刘伯承传》（李曼村等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以为人民解放军必从川北入川，先占成都，后下重庆，故决定对北面作重点防备，除配备主力部队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外，后来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部三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了加强，南面却露出了空子，结果被二野部队钻了进来，造成全线崩溃，输了个精光。
可惜的是，对蒋介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重大的“错误判断”，书里却未提及。若不解开这个谜，人们肯定会认为蒋介石乃是天生的笨蛋，军事上的庸才。实际上，事情没这么简单。真相是，解放军的内线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
刘宗宽，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南京陆军大学优秀学员，1946年由陆大教育长徐培根推荐给张群，被任为绥署参谋处处长，很受器重。1949年春，原重庆绥署易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任长官，钱大钧任副长官，肖毅肃任参谋长，由于肖毅肃长期不到职，张群指定其职由副参谋长刘宗宽代理。蒋介石及张群等人虽知道他是陕西人，系杨虎城旧部，但根本想不到他还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家里就住有二野李达参谋长派来的情报人员。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由穗飞渝来主持军事会议，听取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会报”，张群指定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汇报。刘宗宽搞出了一个诱蒋上圈套的汇报，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为了避免蒋介石的猜疑及宋希濂等的反对，使这一“情况判断”顺利获得通过，他先让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阅看这一汇报，因为这一汇报有利于胡宗南，沈不仅连连点头称赞其为“神机妙算”，并欣然接受刘宗宽的邀请，代作汇报。果然不出刘所料，这个报告由沈策提出，经胡宗南大力唿应，立即得到蒋的首肯与赞成。
更有意思的是，刘宗宽搞的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看起来无隙可钻。但实际上，刘宗宽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开了个大口子，好让二野部队从这里顺顺当当地开进来。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这里设有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辖有不少部队，但实际上却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正规国军没有一兵一卒，而且，表面上这个地区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在正式文件上又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也不能管。后来，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东川、直插重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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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军事会议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大权，立即把罗广文部调到川北，进行紧急布防。未等罗部喘上一口气，他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又马上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罗部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未等布防完成，就继宋希濂之后，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被歼大半，余部只能作鸟兽散。蒋介石的主力之一的罗广文部就这样被搞垮了。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北接胡宗南的主力来保卫重庆。刘宗宽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顺利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立即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尚未及展开，就被击溃了。
到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等人仍不知道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了他。刘宗宽命令总务处长率先领队出发，自己则躲了起来，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才公开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二野李达参谋长接见了他，代表刘邓两首长对他在解放重庆中所作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刘伯承将军高度评价刘宗宽所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1949年12月，刘宗宽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后又出任重庆市人代会代表、川东行署委员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刘宗宽与蒋介石及胡宗南存在着深仇宿恨。他虽是黄埔军校学生，却为杨虎城旧部，且不容于上司胡宗南。1941年10月胡宗南制造假案，诬他为“走私贩毒犯”，押送重庆报蒋介石处理，蒋不听刘辩解，只凭胡的一面之词，下令“枪决”，幸亏刘的老师奔走和冯玉祥力保，才得免于死刑，改判13年徒刑，后获减免，调陆军大学任将官班乙级副主任。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对邓演达极为崇拜，在险被“枪决”过程中，又得到第三党多名领导人救助，故获救后，立即参加了第三党，和国民党断绝了关系。继而和中共也建立了联系，曾被周恩来及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抗战胜利后，有人推荐刘宗宽到重庆绥署任参谋处处长，他极不愿意接任这一职务，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知道此事后，立即通过第三党领导人郭则沉转达他的意见，要刘一定要接受任命，潜入敌营，埋伏待命，为即将开始的人民解放战争当一名特殊的战士。刘知这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意图后，从命上任，埋头工作，争取信任，果然在重庆解放中起到了“胜过雄兵十万”的作用。
刘宗宽是有真才实学的军事学家。1950年底，刘伯承请缨创办解放军军事学院，特邀他任该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1956年冬，在军事学院内掀起了一场旨在批判刘伯承与肖克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1958年更加轰轰烈烈。正如《刘伯承传》所言，由于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许多院校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甚至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刘宗宽也未例外，于1956年“处理转业”，回到了四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得到了正确对待，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回川后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1992年7月29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7岁。
那时，新华总社已从延安撤出。在太行一个叫陈家峪的村子又成立了新华社，称临时总社。新华社必须靠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转移到了西柏坡，总社就从陈家峪搬到东柏坡。社长是廖承志，编辑部主任是石西民。我到了陈家峪临时总社，石西民见我穿了一件军装，瘦瘦小小的个子，以为我身体不行，被部队赶回来了，就叫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休息。那个村子住的都是带着喂奶的孩子或身体不好、不能工作的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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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撤退到后方是来工作的，我想不到石西民也“歧视”女同志。经不住我死缠硬磨，他就叫我到外文部去。
外文部的主任叫陈适五。他看了我一阵，那样子好像是说：从前线回来的女兵，能干这工作吗？他说：“你是分配来外文部的？”我说：“是。”他就拿出一份塔斯社的英文消息稿让我译。那是一张方桌，他坐在一边，让我坐在他对面。他大概是要看我译，他在校对别的稿子。在所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消息稿中，就数塔斯社的最容易译了。这好像又是一次考试，我顺利通过了，留在外文部工作。
那时新华社的国外消息都是由报务员收听电台，用手抄下来的，错漏甚多。初看时的确不好认，我们叫它“天书”。习惯了可以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出抄错的地方。还有一个方法，是知道电码。如“滴、达”，即一短一长，是A。“达、滴滴”，即一长两短，是B。知道这，也容易看出抄错的地方。
新华总社当时的业务部门除总编室外有解放区部、蒋管区部、国际部、口播部以及外文部等。就数外文部人数多。除了陈适五夫妇，从延安来的还有肖希明等好几位，以及从华北联大来的年轻人，还有李慎之的夫人张贻。我们的工作也比别的部门重。天不亮就要起床，点上油灯翻译一批消息，供国际部上班时用，然后才吃早饭。晚饭后一般都在外面散散步，或洗洗衣服，做点家务。天黑，点上灯，我们又得坐下来译。工作紧张，同志们相处极好，日子过得很愉快。
新华总社搬到东柏坡以后，同中央所在的西柏坡相距约六七里路。
这时，我们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节目，就是每逢星期六女同志都到西柏坡去参加中央的舞会；男同志不能全部去，是发票去。
西柏坡的舞会在一个像打麦场那样的空地上举行。乐队是拉二胡。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空地，一头是首长席，放着藤椅、茶几，茶几上有茶、香烟。其他三面都是条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坐在首长席的藤椅上。我们随便坐在条凳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跳起舞来，我们都愿和新华社的同志跳，或和其他跳得好的人跳，比如周恩来。我也和朱德跳过舞，他跳得很好。我和外文部的女同志，跳舞时总要绕到首长席那边转一下，随手拿一根香烟做出要抽烟的样子，转过身就把香烟放在口袋里，把香烟带回办公室给大家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烟少人多，只能轮着一人一口。轮到谁，谁都会憋足劲猛抽一口，一根烟三两个人就抽完了。
在舞会上，还有一件使我们觉得有趣的事是刘少奇找王光美跳舞。王光美那时常穿一件雪白衬衣，外加一条蓝色工装裤，在我们一伙女同志中很突出。刘少奇总是从首长席走到斜对角王光美面前，鞠一个躬请王光美跳舞。这在这种舞会中是少有的礼节，所以显得特别有趣，甚至很好笑。我们从东柏坡到西柏坡要走几里路，爬一个山头，晚上回来还要摸黑走山路，但那时我们年轻，又没有别的娱乐，所以从不放过这样的舞会。
后来，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了。廖盖隆和他的情人--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坚持要去祝贺。经不住他俩劝说，我和李普一起去了。新房很简单，外面是会客室，放了几张板凳、一张藤椅。廖盖隆代表我们两家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刘少奇送我们每人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隆和李蓬茵也结婚了。那时每逢同志结婚，同志们总要千方百计送点小礼物，一块手帕，一双袜子，那时都是很贵重的礼物。新婚夫妇，都把这些礼物放在新房里展览。王光美也来参加了廖盖隆和李蓬茵的婚礼，她送的礼物最特别，是几个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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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临时新华总社和我的同乡吴小为曾被人称为“红白干事”。因为我们是单身，李普在前方，吴小为还没有结婚。遇到有同志要结婚了，总是我和吴小为去老乡家号房子，打扫房子，布置新房。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早产了，生下的孩子太小，是我和吴小为轮班为小孩换热水袋暖身子。有一次，三位女同志同时生孩子，医生蔡乃平忙不过来，又是我和吴小为去帮忙，给炭盆添炭，烧热水等等。还有一次，有一位叫陈野静的女同志，婴儿死在肚子里，送医院来不及了，蔡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用手把婴儿拿出来。她叫我当助手，让我按着产妇的肚子和身子。没有麻药，产妇痛得哇哇叫。大冬天，只生了一只炭盆，我紧张得一身大汗，棉袄都湿透了。我不敢看，蔡医生最后确认死婴没有遗漏才结束了手术。产妇终于得救了。听说她后来身体很不好，但这次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我的同学蒋琳琳，改名魏琳，她当时也在临时新华总社。她是第一个英语广播员，由美国人李登白辅导，后来和李登白结了婚。她怀孕后，要流产了，又是我自告奋勇送她去医院。医院很远，她是用担架给抬去的，我是走去的。谁叫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呢。
我对所有的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我觉得别人对我也很亲切。谁知就在这时，我遭到了自入党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批判。
1947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外文部的整风重点竟落在我和石风两人的头上。对石风的批判，大都是关于作风问题。对我的批判，主要同家庭出身有关。有的说我是个大小姐，有小姐派头，盖两条被子等等。我心里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要改造，我认账。说我盖两条被子，那也不是大事。你们盖的是五斤的棉被，我的棉被两斤一条，加起来比你们还少一斤。
最使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对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当翻译，李慎之进新华日报接替我的工作。张贻这时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妇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我那时也吃中灶）等等。我那时并没有那些感觉，因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区就去了部队，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特别热情。因而到了后方我对延安来的同志也觉得十分亲切。
不料到了整风的时候，李慎之竟把他们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说成是我说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我提意见！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这样造谣、诬蔑、中伤一个一向和他们很好的同志。他们是两个人，我独自一人，有口难辩，有的同志听他们这样说，就加重了对我的批判。我伤心透了，也无心工作。一个人坐在房里，对着火盆直流泪。我想，我从入党以来无论是做地下工作或在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以及部队，同志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同志。怎么现在我竟被说得一无是处了，我想不通。
这时，我们外文部主任陈适五走来了。他在我对面坐下对我说：“别哭，没什么了不起。延安整风的时候，开了两千人的大会斗我，怎么样？还不是过来了。”他的话对我精神上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是老延安。他的几句话使我从极度的困惑中解脱出来。我开始考虑我的检查。我的检查是真心的。我没有承认那些诬蔑我的话。我检查的大意是说我有优越感。在旧社会，我是大小姐、大学生，比穷苦的人有优越感；到革命队伍，因为16岁就参加革命，在年轻人中又成了老革命，又有了优越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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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慎之夫妇，从此我是怕了他们，再不敢和他们来往了。解放以后，我也不和他们来往。就是在某些宴会上，或某种聚会中，遇到了，我也是敬而远之。有一段时间，李慎之常常给李普来电话，有时也来我家找李普。想起当年的事儿，我总无法热情接待他，也不参与他们的谈话。我承认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有精辟的思想，也承认他有学问，但是我认为他缺少的是德。我不愿和“缺德”的人来往。李普欢迎他来我们家是李普的事，我不反对，更不干涉。
李慎之去世了，在对李慎之一片赞扬声中，我写这些，似乎不合拍。但是我认为做人，德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写下了。更重要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有他的缺点，在我看来是很大的缺点，我很不喜欢他，这一点我也不隐讳。
对陈适五，我一直真心诚意地感激他。解放后，他一度被派到德国当记者，我们还保持联系，他曾送给我小女儿一个洋娃娃。他被打成右派，我感到十分意外。他是受丁（玲）陈（企霞）案株连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冤案平反后，有一次我邀请了所有过去在外文部工作的同志来我家聚餐，陈适五是主要的客人。我和李普都对他十分敬重。我唯独没有请李慎之的夫人。陈适五那天特别高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临时新华总社的整风，不仅整下面的同志，也给领导提意见。对廖承志同志提的意见也不少，主要是说他太爱开玩笑，太随便，不像个领导。廖承志为人随和，爱开玩笑。他总叫我小姑娘，叫一位广东籍的同志小广东。每逢有人结婚，他总送一幅漫画。李蓬茵和廖盖隆结婚，他画的是头部有点像李蓬茵和廖盖隆，下半身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谁看了都要捧腹大笑。廖承志在作整风总结时，讲到最后，他说：“同志们说我爱开玩笑，我告诉大家，当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完一个笑话之后再跳进棺材。”他的话又引得哄堂大笑。我很赞赏廖承志的作风。这正说明他为人豁达、没有架子。30多年后，我又一次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是叫我小姑娘。
大约在1948年冬天，郑州等城市解放了。总社让一批丈夫在前线的女同志先南下，于是我结束了在河北东柏坡临时新华总社的生活。我和田蔚（王匡的妻子）、陈涛（顾文华的妻子）、陈文珍（张铁夫的妻子）、黄寅（陈笑雨的妻子）结伴，到了郑州。
2004年春天，我和李普以及其他几位同志到西柏坡参观，重游旧地。原来的西柏坡、东柏坡建了水库，已经处于库底。现在的这两个“坡”是重建的，在我看来是面目全非了。当然这不是伤感，建水库是好事。我看到一片空地上种了几行树，安了一张石头的圆桌和几个石头的圆墩。我特意请同行的胡海同志为我们在那里照了一张相，我记忆中那该是当年跳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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