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推动公共外交新局面

2009年7月在第11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开展公共外交直接关乎我国形象，是新形势下完善中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2010年3月，公共外交在全国“两会”上又引起了热议，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三次在政协工作报告中提及公共外交。
2009年冬，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获得了重要提升。
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又译作公众外交。在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外交之外，经济外交在过去3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了现在，公共外交正被赋予更为突出的意义。10月9日，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在上海举办。本报记者访问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
公共外交新含义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传统的外交方式，比如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在一段时期内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全球化趋势下，怎么理解这些外交方式，如何定义现阶段兴起的“公共外交”？
赵启正：一个国家的外交由两个部分组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政府对政府是代表国家主权，以外交部为代表的国家间的交涉、谈判，形成的结果可能是共识，可能是声明、合约、抗议，代表主权。
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它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
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和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达本国的真实形象。
这样外交就有了新的含义，由原来政府的方向向公众延伸，公众可以承担义务向外国表达。公共外交的目的无外乎是在国际上提高本国的形象，让外国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公民的行为也是表现这个国家的形象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公共外交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表达国家素质的意义。
黄星原：我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效补充和外交思路的拓展方向。外交部的公共外交战略报告，我是参与者，对象定位是两个，一个是争取国外民意，一个是引导国内民意，这种民意，可能会影响政府决策。
庞中英：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外交做了30年，但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公共外交下一步要登场已经成为必然。公共外交的大背景，我认为就是在社会转型、世界转型、全球化的新挑战等背景下，公共外交也是一个外交体系变革的产物。公共外交是一个国际工程，帮助增强国家的世界影响力。
公共外交应达到什么目标？
日报：公共外交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庞中英：我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不能一厢情愿定一个目标。中国现在到底面临什么问题、什么挑战，目前之所以要推动公共外交，是在新形势下大家意识到，过去的经济外交路线、上层外交路线，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和更多的利益群体中和外国民众进行更多对话、沟通。在目标上，我认为应该是寻求“广义的国家利益”。
赵可金：公共外交必须是双向交流，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公共外交和单向的宣传不同，必须把自己和受众放在平等的位置，通过双向沟通和交流去寻求共识，实现政治价值观的塑造和政治行为的引导。
回复该发言

有人认为，公共外交是信息化时代塑造一个国家软权力优势的重要手段，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规划。此种看法是片面的，塑造国家形象和谋求软权力优势仅仅是公共外交的一个目标，而且是一个长远目标，公共外交更重要的是追求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
公共外交的根本问题是执行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就是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总和。
不必强求学习哪国经验
日报：在当今阶段，中国能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外交经验？
赵可金：就公共外交而言，民间组织和公众是台前的主角，政府和外交官更多是在幕后扮演主导角色。在多数情况下，借助于其他社会力量与海外公众交往，要比政府直接出面和外交官亲自操作更有助于实现目的。不少国家开展公共外交都尽量保持一副“民间面孔”，比如以色列、日本、沙特、印度、挪威、加拿大等。
公共外交，美国是一种模式，美国的公共外交服务于美国国际战略，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工具。英国、德国是多层化模式，外交部、官民结合、纯民间等层面结合，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官民结合。
此外，加拿大、挪威等国则完全依靠非政府组织。日本在2004年之后也逐步民间化，依靠日本财团的力量。还有一种模式，以色列、印度则更多依靠其海外侨胞力量，比如在美国构建影响力。
各国的公共外交模式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国不必强求学习哪个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在全球化和无国界的趋势中，这种优势会发挥出来。
怎样推动公共外交
日报：中国应该怎样推动公共外交工作？
赵可金：中国公共外交怎么做？我认为，应该“先谋局、后谋略”。公共外交是个天平，中国的任何一件事情在国际上都可能有两种声音：支持或是反对。我们怎么样做天平，首先要看到哪些是支持者，哪些是摇摆者，哪些是不同意见者；首先要分清哪些是公民的外交，我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精英的、大众的还是社区的。
王义桅：比如对欧洲的公共外交，首先应该文化切入，尽管欧洲人难以放弃其核心价值观，改变数百年来形成的优越论，但欧洲人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其次，只要表达自己，在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要用欧洲人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并且可以摸索到的行动上的语言。再次，化异为同，挖掘两者价值观的共同性以及殊途同归的本质。
就公共外交的目标而言，要及时有效地消除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理论，实现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从战略沟通而言，通过开展中国战略对话等多种沟通，消除总量与人均GDP、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等认识上的差距，向欧洲证明源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讲清楚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欧洲有没有共同性。
从文明对话而言，应该通过开展文化交流、文明沟通，通过跨文化、跨主体、跨课题的对话，阐明中欧文化构建，建构面向中国的中欧文明和谐观，为此我们应该淡化核心利益，多讲核心价值；淡化和而不同，多讲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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