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对香港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颁布多项措施应对，包括从10月14日起暂停实施多年的房地产投资移民计划。
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移民计划都包括房地产投资，香港投资移民的门槛目前是650万港元（可能门槛会提升），也就是说，购买650万港币的香港住宅就可以获得香港居民身份。而新加坡比香港稍严，新加坡要求投资移民最多一半金额用于购买私人住宅。香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迥异，无论美国还是德国，买房和移民投资是完全分离。即使遭遇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美国，都要求投资移民一定要投资实业且创造出不少于10个工作机会，就可以获得2年期的有条件式绿卡，如果就业岗位一直存在，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而香港的做法其实同中国内地一些城市在房市疲软时候推出“购房给户口”的政策是类似的。
香港地区暂停房地产投资移民、中国内地多个城市出台“限购令”，限制非户籍者购买力、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限制外籍购买者……，这反映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困境”：容易将一个宏观金融问题转换为一个产业控制问题。例如香港，它的经济从极冷转为极热，可谓热得“烫手”，全年在5%以上不成问题。香港没有利率汇率政策，它的利率汇率是跟随美联储的，美联储实施的是近乎零利率和“美元贬值”战略，所以香港的宏观金融是“高度宽松”的，而它的实际经济周期是跟随中国内地的。中国政府采取了财政和信贷刺激政策使得经济V形反转，香港地区受惠于此。“两项叠加”，使得香港资产泡沫重新“汇聚”，飙升到一个显著的水平，房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香港用限制外籍购买力的办法来控制房价，情有可原，因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让其金融工具非常有限。但是“香港式的困境”在一些货币政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身上出现，令人费解。难道全球化强大到已经让这些国家都统统变成了联系汇率制的香港？当然，我们认为，限制房地产外部购买力的方式有合理性，但它不是抓住“牛鼻子”的办法。为什么宏观金融问题要冀望于单纯依靠产业限制来解决？
货币如水，巴塞尔协议3将“水管”控制得更细（提高银行资本金，降低金融杠杆），但水龙头是一些国家的央行，它们正在加大放水力度，最终“抵消”。较大的流动性，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造成负利率格局，这需要以加息来应对。而不是以“点对点”调控——“定点”来控制特定的“泡沫”（比如房地产）。但是，在一些人看来，加息好像被赋予了全局性的破坏力。事实上，只要庞大的货币继续释放，房地产泡沫涨幅小了，其他的泡沫就会继续“野蛮生长”。不拿走腐肉，仅赶走“黑头苍蝇”，但“绿头苍蝇”又飞过来了。“限购令”暂时压制了一定的投机需求，而不断升级的流动性又可能会重新创造新的投机需求。
香港的暂停房地产投资移民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自由经济的代表香港主动丧失了货币政策工具，它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世界上其他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需要马上加息以严厉应对资产泡沫。必要的经济发展“底线原则”是带来经济长远繁荣和社会和谐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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