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个五年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中国政府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实现了保增长，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要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因此，继续深化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是“十二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博客)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部门对经济资源强有力的支配作用使得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很有效率，同时也要承认这种模式带来的某种“挤出效应”，部分影响到民间、私营部门的活力。
“特别是垄断行业应当扩大准入，并且真正落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许光建提出，“十二五”期间，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要真正向民间投资放开，制定操作性强的具体准入和鼓励措施，消除“弹簧门”和“玻璃门”，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收入分配改革则将会是“十二五”期间牵动全局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这项改革不仅关系到消费的持续增长和内需的不断扩大，更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 十二五 要更加充分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许光建认为，应当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加大对居民收入的调节；通过资源税的推进，调节资源性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提高居民和企业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目前，中国已在“十一五”末期开始启动资源税改革试点，环境税改革方案也正在研究之中。资源性产品等各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将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杠杆。
对此，迟福林建议，中国政府应当在“十二五”期间将资源税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并全面开展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开征环境税，逐步形成“完全成本价格”，引导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除此之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改革的加速推进、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都将会是中国政府将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的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过温饱和基本小康阶段，向全面小康迈进，单靠物质产出的增加已经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观察家们指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会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加突出的实践。
“生活的改善，最基本的是从物质生活的改善起步，进一步发展后要求社会环境进一步完善。社会事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 十二五 阶段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
中国的医药卫生和教育体制改革已在“十一五”末期启动，并会在“十二五”期间进入加快推进的阶段。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到“十二五”末期，全国发行的社保卡数量将有望从现在的１．９亿张增长到８亿张。目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理念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而且财政投入机制将有望得到进一步强化。
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还认识到，当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许多挑战不在经济社会本身，而在政府职能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将伴随着政府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政府职能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十二五”改革的全局至关重要。
专家指出，“十二五”期间，各级政府要把更多精力转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大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当从微观经济运行中脱身，大幅减少行政审批，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集中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现在剩下的都是攻坚战，未来的改革要力求在深层次问题上突破，关键是建立起一整套有利于科学发展制度规则，从根本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动力和保障。”张立群指出。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