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调整的中国-东盟经济模式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自1949年以后，一直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产生种种的波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东盟关系仍是互不信任和相互对立。中国与东盟国家邦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与越南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的。然而，即使如此，由于现实利益间的纠葛，双方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等问题，加之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快速崛起，令东盟国家普遍产生某种不安和警惕。中国周边也随之出现了扩军与军备竞赛的阴霾。中国如何树立“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因此，包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富邻、睦邻、友邻”等在内政策的出台，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政治目的产生的。同样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带有这样的一种政治影子：为了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警惕心理，为了让东盟国家确信它们可以从中国崛起过程中获益，这样的一种经济合作态势，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
然而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政治思维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的合作定位，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下端，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如何实现，中国应该有怎样的东南亚区域经济政策，以更好了地形成区域性经济等等的经济性问题，也就变得十分模煳了。对于这点，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1月1日启动之日，东盟内部仍然有着明显的不同声音，就可见一斑。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这类经济与中国商品存在明显相似性的国家，反对声音尤为强烈。
如果说，由于东盟区域贸易并非中国经济贸易领域的重要对象，基于现实间的政治需要，可以无需考虑其经济政策和经济导向的合理性，那么，在经历近来的中美贸易纠纷之后，如何调整中国对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就已经显得十分必要了。
此次中美贸易纠纷，美国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胁迫中国，明显是拿中国经济当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替罪羊”。虽然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之后“止跃回升”，迅速转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此消失。相反地，中美贸易摩擦更有长期化的可能，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仅仅是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突破点而已。这就意味着，贸易摩擦可以从单个产品到单个产业，扩大到更大范围的贸易领域中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巴马总统推行的医疗改革方案通过之后，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明显分裂，奥巴马总统更需要借助提振经济以博取美国工人的选票。重新恢复美国制造业昔日的辉煌，以解决美国高失业率，可能将会是其主要的突破口。而在美国政府一直宣称中国、德国的制造业以及高储蓄，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的情况下，在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面临更为强大的选举压力时，其未必不可能再次拿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开涮。
因此，经历此番中美经济贸易纠纷，并且贸易摩擦有长期化趋势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要继续原来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济共同体模式，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了。对此，德国《南德意志报》作出了回答：中美经济共同体早已难以为继。既然如此，中国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去坚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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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问题上来。中美经济共同体已然到了“解体”的地步，中国如何发展与东盟区域的经济互补性问题，也就得显得非常必要了。事实上，从中国企业近几年来在海外并购的企业所处的产业上看，中国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在承接世界产业链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是开始向以汽车、飞机、化工、重型机械为重点的世界产业链中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生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完全可以提升自己经济的产业链端位，无须与东盟国家产生经济竞争。
所以，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上，仅仅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富邻、睦邻、友邻”等口号性的经济政策或周边外交政策，而模煳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发展方向，显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中国既然要立足于亚洲、立足于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要建立起一种更为纯粹的经济性合作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自身的经济产业链结构，也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区域形成良好的经济互补性模式。对于中国参与整合区域经济而言，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同样将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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