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锤成千古恨 肖传国雇凶伤人的启示

中国青年报报道 真学者在研究和发现中实现人生价值，从不满足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迎战并克服困难，探索未知世界，内心始终充盈。伪学者人生的主要目的则在于获得更显赫的地位、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荣誉，“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作人”，灵魂永远空虚。
一举锤成千古恨
在学问上，伪学者把心思重点放在钻营上。真学者将研究视为目的自身，具有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科学的精神，赋予学术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伪学者把研究当成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信奉成功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计，而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拥有地位、权力和荣誉。
1991年5月，湖南省政府首次提名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当年生物学部新增的学部委员有34人之多，而袁隆平却榜上无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申报推荐，袁隆平仍然没有评上院士。这个结果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有报道甚至认为：“袁隆平评不上院士比评上引起的震动更大。”但袁隆平的态度很坦然、很超脱，他平静地说：“我没当选为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低。再说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也不是为了评院士。”
2005年，肖传国经过自己和所在单位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同年9月，方舟子指出，肖传国的申报材料有假，在“肖氏反射弧”理论指导下的手术疗效也值得怀疑。在与院士失之交臂后，肖传国声称：“如果没有方舟子，我应该早就是院士了。”“我要亲自报仇雪恨……本教授有恩必报、有仇必报。”
丘成桐曾说，国内“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肖传国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曾是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席科学家……但有了这些，他还嫌不够；为获取中国科学界的“最高、终身荣誉称号”，无所不用其极。在院士梦破灭后，他恼羞成怒，在自私、贪婪和狂妄心态的驱使下，“一举锤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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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传国雇凶袭击方舟子事件被曝光后，其所供职的大学迅速发表声明称，“肖传国教授涉嫌故意伤害罪纯属个人行为”，这立即遭到媒体和众多网友的质疑和抨击。
在这一现象背后，存在一种被人们忽视的社会心理定势：作为对“革命年代”倾向于将成就归因于集体，将错误归因于个人做法的反动；现在的人们，则倾向于将成就和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过错和责任，往往被一股脑儿推给他人、体制与社会。因此，近年来，每有剽窃和造假等丑行被揭露，总会有人或质疑打假人的动机，或将“犯罪”的原因归结到社会公正、公平的缺乏和社会风气的不良。如肖案发生后，就有人称“肖传国教授是私人伪学术打假和媒体审判的受害者”。有评论则说：“长达十年的方肖之争，其实深深反映出中国科研体制、学术评价乃至司法、社会环境的痼疾与畸变。”
近年来，在一些评论家、学者和媒体人眼里，学者似乎只有变坏的理由，没有学好的道理。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今日的学界，尤其是大学，太黑暗、太丑陋、太肮脏。所谓重点学科和教学基地建设，无非是些骗人、骗钱的把戏，各种奖项的评比，包括院士的遴选也并非凭科技创新和学术贡献，而是靠包装（把许多人的课题和成果算在一个人的身上），靠攻关（专门抽出人员、拨出巨额公关费去为本单位候选人拉关系、拉选票）。肖传国就认为，自己没有被评上院士，是因为方舟子的质疑，也因为自己“从不搞关系”，别人评选，“账上就花了500万”，而自己每次只花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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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下，蝇营狗苟之辈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权有权，风光无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则默默无闻，甚至永无出头之日。
这样的描述，形象又生动，可惜带有夸大和渲染的成分，不够实事求是。退一步讲，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不能成为肖传国之流推卸责任和罪责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治世坏人坏事少，乱世坏人坏事多。一个人，生活在好的社会成为好人的机遇多，生活在坏的社会成为坏人的可能大。但无论何时何地，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任何社会都不能抹杀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都不能对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行为毫无原则地一味忍让和宽容。
个人主体意识、自觉意识、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重要性不断被降低、被漠视，其结果必然是剽窃造假者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很无辜、无助和无奈：“大家都抄袭、都造假，凭什么就该我倒霉。”在社会层面，则导致善恶不分，美丑难辨，崇高与渺小、高贵与卑劣之间没了界限，正义得不要伸张，邪恶受不到鞭挞。丘成桐就很感慨：在当今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
世界上并不存在学术环境的“世外桃源”。说句公道话，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很好，但也不很糟。而且，真学者，好学者，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会洁身自好，不会不做学问，更不会自甘堕落。革命导师马克思一生多生活在贫困中，却也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写《资本论》，既不是为了获奖，也不是为了评院士。爱因斯坦则说，居里夫人“一旦她认为某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会毫不妥协持之以恒地追求到底，在无法想象的极端困境中，她仍然保持专注与执著。”《管锥篇》的主体部分，则是钱锺书在大家都认为搞不成学问，也不搞学问的环境中完成的。
今天的学者，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钱穆晚年曾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他还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学者不再是士，也没有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于是，士农工商“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或许肖传国雇凶伤人案件的发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钱穆先生的远见。但我的看法依然乐观，因为只要袁隆平的品格与献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只要监狱和道德法庭而不是学术殿堂，成为肖传国代表的力量唯一应该去的地方，中国的科学事业就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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