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的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七大流域推进的“净水”行动，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母亲河长江。他们改变着这里的水土，改变着这里的生活，试图用微小的努力来实现“健康的长江”这样宏大的目标。但你仍然不能忽略这种公益项目背后的商业动机。与其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某种市场需要—为了在中国持续发展，就必须增加投入。


一
他因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方式而为十里八村的乡民们所津津乐道。到处都流传着关于他的笑话与轶事。在这个村庄，杨本树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你甚至可用“疯癫”之类的词语描述他—许多年以来，在每天的晨曦中，他总留给村民这样的剪影：挑着一根扁担，不疾不徐地行走在田野里，身前身后两个桶有节奏地打着摆子。
桶里装的是屎和尿，既有人的，也有牲畜的。还有各种生活污水。
清晨，田间的空气潮湿而清新，他与前后两个臭哄哄的水桶恒定保持在一米之距。杨本树要走上几里路，将这些屎尿倒在远离村庄的田野里。他每天要挑七八桶，风雨无阻。
“我可不想喝自己的粪水。”杨本树的分析看起来既合逻辑又合情理。“平时，我们让这些脏水淌进沟里、河里，或者让它流个几十米，渗到地底下，看起来好像搞定了排污，最终可不是那么一回事。”杨本树皱了皱眉头。“最终，我们还是喝了它，因为我们得打井抽水，这些脏水渗到地下又被我们抽上来了。”
杨本树热衷于看书看报看电视，在村民眼里见多识广，而且还是村里的会计，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尽管如此，每每向村里人劝说跟他学习，得到的只是嘻笑。好多年了，他没发展出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仍是自己搞那一套。
“他们也懂这个道理，懂得脏水最终会被抽出来喝掉，就是嫌麻烦。你得把那些生活污水和粪便全舀进桶里，再挑到很远的地方。真的很远。远了才能不影响村里的水和环境。”农活就够累人的了，每天再额外挑大粪，就更没空闲打麻将了。四川人喜欢打麻将，这个成都平原腹地的小村落犹为热衷。生活如此安逸，谁会没事找事？
后来他去了深圳打工。离开村庄当然跟这种“洁癖”关系不大，事情还没严重到那个地步—杨本树只是想改变生活。他消失了，对园田村来说只是少了一个奇怪的家伙，生活仍在继续。他原本就是堂?吉诃德之类的傻瓜，一则寓言，一抹消失的风景。
二
险些消失的还有油子河。
油子河是贯穿于四川省郫县安德镇园田村的一条小河。说是一条河流，毋宁说它就是一条小溪—甚至连小溪都算不上，顶多称得上一条小水沟。相信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可以用“立定跳远”的方式轻松跨过它。
而在我来此之前的想象中，它应该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因为油子河有着厚重的历史：清干隆时期编写的《蜀水考》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成都平原的河流分布，油子河被记录其中。更早的是，当年李冰治水所穿越的郫江，实际上就是起水于走马河的油子河。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油子河一直属于歌声中的河流。园田村党支部书记朱华林仍记得她小时候的油子河：宽达三十米，绿植丛生，鱼翔浅底，涨水的时候还能筏运木材。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都江堰灌渠大规模改造，部分自然河道被改造成为人工河道，村民又将废弃河道改造成农田，使得油子河日益萎缩，逐渐形成了目前小水沟的宽度。不仅如此，村民们的农业生产、生活灰水（“灰水”是除人畜粪便之外的生活污水，人畜粪便被称为“黑水”）和生活垃圾都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条河流古道中，油子河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濒临消失。
现在，它变成了一条健康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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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河流主要有四个指标：水质良好，水量充沛，河岸生态，生物多样。”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成都项目办公室项目助理陈灿说：“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总结得好—‘一条健康的河流，应该是流淌的，应该是清澈的，应该是鱼水相融的，应该是人水和谐的’。”
现在，由国际环保组织WWF与已在中国设有39个灌装工厂的可口可乐公司联手治理，油子河已变成了一条健康的河流。这是二者合作在全球开展的水资源保护项目之一，目的是维系长江健康。
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江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河，它曾经是那么清澈，据说一支笔沉至江底都能被岸上的肉眼看见。如今，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长江出现在WWF评定的全球“十大最受威胁河流”的名单上。
三
改变长江，是从改变村庄开始的—长江流域那些星罗棋布的村庄就像毛细血管里的一粒粒细胞。
自2007年起，WWF与可口可乐开始将园田村建设为“水资源综合保护示范村”，尝试综合保护的解决之道共有四项：恢复油子河的自然功能，推广农村沼气池，示范庭院人工湿地，实践环保农耕（亦称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这是一种全新的农村水资源综合保护模式。
“这些项目，单将每一项拿出来说，都不是特别新鲜，但如果把这些措施整个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模式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功能强大的保护措施，对河流、水资源保护来说意义重大。”陈灿说，这种综合保护模式能应对和解决河流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河流自然功能退化、人畜粪便排放、家庭生活灰水排放、化肥农药形成的水源污染等。
园田村目前有村民731户、人口2185人、土地2360亩。油子河从村中穿过，与三条并行的斗渠一起，常年浇灌着村中肥沃的土地，使之成为郫县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及成都的“韭黄之乡”。
他们选择油子河与园田村，是深入调研与思考的结果：从历史渊源而言，油子河代表了四川大江大河的历史，它从一条大河变成了一条小水沟，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与此同时，油子河又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示范效果。而从更高的视角来看，油子河位于岷江支流柏条河和走马河之间，而岷江属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在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成都地区的主要水源，也影响着整个长江流域。园田村的地理位置则恰好处于成都城市水源取水区，此处的柏条河与徐堰河供应着成都市区70%的生活用水，而在徐堰河的下游毗河，还有可口可乐成都灌装厂的吸水口。
“长江流域的一些水源地与村庄密不可分，WWF和可口可乐都意识到，要想保护好水资源，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将治水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陈灿说，这种新的模式，他们正在尝试着。
四
上午，油子河畔。
初升的太阳照在狭窄的河面上，及膝的河水潺潺流淌着，远处有三五只白鸭在嬉水，近处，两个村民站在河里洗菜—绿油油的青菜和光着的脚丫子共享着清澈的河水。小河两岸种着昌蒲、香茅、风车草和美人蕉，偶尔有几只黑色的大蝴蝶飞过来，长时间地停在那些植物上。
这里很好闻。有着淡淡的鱼腥味儿，水的味道则更浓烈—如果你置身清洁的河流就会明白，化学课本上对于水是“无色无味的液体”的定义是缺乏诗意的。
修复这条河流的方法简单而有趣：岸边栽种的昌蒲等湿地植物，吸污能力很强，可有效吸附水体及底土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拦截滞留在河流中的悬浮物，净化河水，并促进岸边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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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道中堆砌略高于水面的卵石堰，抬水曝氧—起初我还以为这些卵石是村民搭建的小桥呢，其实它的功能是抬升水位，形成跌水，这样一来，水和氧接触的空间才能大起来，而“流水不腐”的根本原因就是增加了水的曝氧率，促进了水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河流进行了截直取弯—以前为了泄洪，人们习惯于把弯曲的河道弄直，这是不科学的。把河道取弯可改变河流的流速与流量，使河水在一个地方作更长时间的停留，从而提高自净能力。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2008与2009年进行的清淤工程，WWF组织村民、志愿者、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等一道，对1500米的油子河古河道进行了清淤和拓宽。当时这项计划遭到了村民的反对。“WWF的工作人员原本打算治理200米的油子河，起初没有得到村民的支持，他们以为这又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园田村支书朱华林说，“最终清理工作只缩短到了由我们村委会自由控制地界内的50米，这50米治理好以后，村民的想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河水确实干净了很多，谁都不喜欢被污染的河。”
河岸上，几步之遥，有一个较大型庭院人工湿地，这些看似简单的水池展现了大自然神奇而美妙的力量：化粪池下面，依次排列了5个水池，每个水池大约10平方米见方，以30厘米左右的高度，呈等差数列逐级下降。五级过滤池的第一级是隔渣池，从化粪池流进来的渣水会被石子和栽种的竹子初步隔渣；从隔渣池以自然重力流出来的污水进入第二级过滤池，这个池子里栽种着吸污能力最强的再力花；水满自溢后，流入第三级过滤池，如此依次类推—我留意到，从第三级开始，植物全变成了水葫芦，这些密密匝匝的水葫芦被污水养得丰腴肥腻。陈灿介绍说，虽然水葫芦属于外来物种，但由于它有着很强的吸污能力，只要控制得当，防止散布到池外，它就是“为我所用”的好物种。
“整个前五级都是厌氧的过程，氧气没有跟水充分接触，这种水不是很健康。五级过滤后，会进入下面的三个叠水池。叠化的过程就是增氧的过程，一层层叠下去，最后流入河里的就是干净的水了。”陈灿指着从叠化池出来的清澈水流对我说。监测显示，这种流入油子河的被自然净化的水体中，氨氮、总磷、COD、BOD、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粪大肠菌群等等的去除率均能达到90%以上，净水效果十分明显。
这个较大型庭院人工湿地收集了周边包括一家卫生院在内三十多户、二百多人排放的生活灰水—而在此前，这些生活灰水被直接排放到油子河里。
村民李平树的宅院则是一个更为完整的循环生态系统，包含了陈灿所说的“综合模式”的所有内容，在园田村最为典型：他家拥有庭院人工湿地和农村沼气池，并在屋后的农田里实践了环保农耕。庭院人工湿地小巧玲珑，只是两个一平方米见方的水池，紧挨在一起，生活灰水经过一个管子汇集后依次流入这两个水池（我留意了一下，第一个水池中的竹子因吸污任务过重，已死了大半，第二池中的竹子则健康茁壮），经自然净化出来的清洁的水便直接流入旁边的稻田或菜地里，蔬菜的茎叶可以用来喂养大门口猪圈里的那九头猪，猪的粪便则被投进沼气池中，产生的沼气可满足做饭、照明等基本能源需求，而沼渣又可返田，用作农作物的有机肥料，沼液则可以喂猪—其实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多重循环生态系统。
李家的整个后院接近两亩地，除了几分稻田和十几棵章州柑子，剩下的全是蔬菜，这些农作物不施用任何化肥农药，病虫害完全用物理或生物的方法解决，比如用“缺口瓶”或蛛网捉虫—前者是将塑料瓶割开一个口子，里面放入糖水，被吸引进来的虫子无法再飞出去，只有死在里面。
地头上插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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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脚下这片肥沃的土地，得益于我们尊重植物、动物和土地的耕种方法，严格按照自然农耕法，不施用人工合成化肥、农药等，作物生长套种轮作，使用沼液堆肥，使得土壤肥力增强，同时采取物理防治法控制虫害。我们关注身体的健康，以平和的心态呵护土地和使用资源。”
五
这样的表述，一方面饱含着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深情，另一方面，又粉饰着电视广告般的煽情意味。尽管触目所及，满眼全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他们的确正在改变着这里的水土，也改变着这里的生活，但你仍然不能忽略这种公益项目背后的商业动机。
连可口可乐公司内部的人士都认为，作为一家以水为基本生产原料的企业，可口可乐公司在长江掀起的这场“净水运动”，与其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某种市场需要—为了在中国持续发展，就必须增加投入。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副总裁李小筠（Brenda Lee）就该项目评论说，这不只是搞慈善，也不是简单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展示，这是他们商业承诺的一部分，他们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中才能繁荣壮大。
可口可乐并非惟一一个与NGO合作并针对水源问题付出努力的跨国公司。实际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早已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与了后者发起的“母亲水窖”项目，为中国极端缺水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水源。对手提前的行动，想必让可口可乐公司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因为类似的项目会大大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华盛顿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皮艾特?克乐普（Piet Klop）曾幽默地说过：“一个品牌公司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有媒体报道说他们在当地居民甚至没有清洁饮用水的情况下，还在那个地区开设灌装钩А！±
恰恰在这类问题上，这两家一直激烈竞争的饮料公司都吃过苦头。沃顿商学院教授、全球环保领导力项目总监埃力克?奥茨（Eric Orts）表示，可口可乐的环保记录并非一路高分。由于忽略消费者和社区环境，可口可乐在印度因地下水问题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验，最后不得不关闭了在当地的全球最大灌装厂之一。而在此一年之前，由于当地官员担心供水受到影响，百事可乐在喀拉拉州的工厂也失去了营业执照。
联系到可口可乐目前的销售状况及在中国市场的微妙处境，在长江上游进行的“治水行动”就更令人容易理解了—2009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额在中国增加了19%。中国市场对于任何一个饮料企业来说都越来越重要，对可口可乐而言同样如此。可口可乐公司渴望将业务拓展到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果汁、牛奶与瓶装茶市场上。沃顿商学院的奥茨教授认为，可口可乐与WWF的合作，部分意在建立一种可能有助于赢得更多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关系。
当然也没“势利”到只盯着销售市场和财务报表的份上。可口可乐公司运营遍布二百多个国家，通过与WWF的合作，这家公司希望其在全球的所有工厂最终达到“水中立”，也就是说，尽量通过水循环或其他举措来降低用水量。“在我们的合作中，WWF的职责是保护七大河流，可口可乐的职责则是达到承诺的目标，比如通过节约用水和处理废水等，促进用水效率的提高。”WWF（中国）长江项目对外联络经理曾铭说。
对此，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及传讯高级经理田文红进一步介绍道：“我们有一些数字上的承诺，比如废水处理，要在2010年年底使废水处理达到100%，我们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我们新开一个灌装厂时，如果实现不了污水百分百处理，是坚决不能开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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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水补偿，2020年我们要通过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将我们产品中的水及消费者喝掉的水都要回馈给自然，这与产品的销量是直接挂钩的，销量越大，我们要做的工作就越多。”
其实，一味深究跨国公司公益行动背后的商业逻辑，不仅仅有失偏颇，还是无聊之举。必须看到，可口可乐已经做出了良好的行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正如WWF（美国）淡水保护项目总监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所言，“可口可乐的农村项目在长江地区颇见成效，如果我们可以从长江地区更多的企业得到这样的支持的话，结果会更不一样。”
田文红去过园田村很多次，已经看到了短期目标的良好进展。“第一，你能看到景色的显著变化。你能直观地看到，脏水流进去，净水流出来。第二是农民个体的变化，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愉悦。第三，你也能感受到他们深层次意识的转变，而这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
六
田文红虽然看到了那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但对于未来还是有点过于乐观了。前景是光明的，道路却仍然曲折。
作为其中尝试的一个解决之道，“社区支持农业（CSA）”便是最明显的例子。无疑，这种合作模式是一幅激动人心的蓝图，它会真正将城乡的价值紧密联接在一起，并实现共赢，但通过园田村的实践来看，它目前只是蓝图而已，面临的最窘迫的状况是“蛋与鸡”式的悖论—村里人说“只要他们买我就种”，城里人则说“只要他们种我就买”。尽管自愿报名的村民小组曾在WWF的带领下参观过有机农场，知道环保农耕的巨大价值，但基于这种纠结，绝大多数村民都举棋不定，目前只有五户在搞，其中一户便是李平树，基本是自家种了自家吃，虽然也偶尔拉到十五里以外的集市上去卖，却卖不出任何价格优势——没有认证，你说这是有机蔬菜，谁又会相信呢？
面对这样的观望局势，WWF也做了很多努力，帮助项目示范户寻找市场，比如组织城市消费者来参观，现场品尝有机蔬菜，并帮助他们和成都市的有机小市场搭上了线，但问题是，种植户太少了，生产的蔬菜量太小，这就造成一些成本压力，比如运费。陈灿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量鼓励村民先把环保农耕做起来。“用这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至少对自身的健康，对河流和周边的环境是好的，而且由于不施用化肥和农药，耕种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当然，人力成本的确是增加了，环保农耕是个辛苦活。”人力成本的增加是因为，如果你不施用化肥和农药，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打理农作物，而这会大大减少打麻将的时间。
不过，李家却是不打麻将的“另类”，其所有家庭成员都不喜欢这项娱乐—或许这恰恰是不拒绝环保农耕的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村民仍习惯施用化肥和喷洒农药。我们在园田村采访的那几天，在田间地头见过多位身背喷雾器打药的农户。
田文红认为，这的确需要时间。“需要行动起来。需要很多人去做这类事情。形成规模之时，很多事情才有可能实现，比如社区支持农业。”
这也是WWF北京代表处项目实施副总监凌林在多年野外实验中得出的认知。“我们刚刚做野外的时候，农户都不理我们，他们不想退耕，不想他们的农田和住宅被占用——其实是他们先占了河道。企业当然也不理解。我们只有先找到一两户做一小段，让他们看到成效，等他们发现水好了，环境变漂亮了，也就愿意做出一些牺牲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这仅仅是村庄层面的微观困境，真正令他们困扰的是，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跟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方接触。田文红说：“整条河流，在治理的过程中，我们要跟农业局、水利局、建设部门、卫生检疫部门等等部门去谈，涉及到的问题也很多，比如为何做、怎么做、是否可行、对上下游的影响、对村子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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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是一个小事情，涉及到的部门却是一个大的体系。”
利益相关方是如此之众，这就意味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凌林透露，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刚刚联合通过了一个关于湿地保护的条例，“拱了两年”。当然，作为一家NGO组织，WWF不会涉入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平衡。“我们就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只是‘就事论事’，政府平衡的问题应该由政府自己去做。”但他们很愿意创造一个各方沟通的平台，否则的话，往往就容易发生“各扫门前雪”的事，各省管各省的那一摊。一条河流是上下游贯通的，单个省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时NGO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搭建对话平台，让他们之间达成共识。
在这一点上，凌林承认难度是很大的。“做一个流域都很难，更不用说跨流域了。但是有一个试点成功，剩下的就好说了。”
的确有成功的试点。2009年11月，在WWF成都项目办公室的组织下，嘉陵江流域内水利、环保、农业、林业、电力等利益相关者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如何保护嘉陵江流域湿地。这并非一个走走过场的会议，他们初步制定了有关监测、巡护的办法，并决定共同遴选出流域内10到15个关键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开展有关水环境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调查，并针对调查结果，建设 1到2个湿地保护示范小区，进行湿地宣传教育活动。
相比嘉陵江这种大型长江支流，类似对平武县火溪河这种小支流的保护行动则更多。2009年12月，火溪河流域内的水务、环保、林业、水电等部门一起对河流进行了“健康体检”，由此开始了对它的保护。这是一次富有效率的行动。
尽管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但越来越多的工作已顺利开展，这令WWF与可口可乐公司逐渐明白到，他们完全可以套用那个著名运动品牌的经典广告语行事：Just do it！
“我们只要帮助一户农民建立了一块庭院人工湿地，这家农户一年的废水就不会直接排入到江河。”凌林认为这就像下围棋，多一目总比少一目要好。“很多企业也想做环保，但不知道怎么做，我相信可口可乐的三个办法就很好—节约用水，利用废水，进行水补偿。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做好这三点，从企业的角度讲就得到了很好的改观。”
WWF（美国）淡水保护项目总监克里斯?威廉姆斯也很渴望他们的试点项目被复制，他说：“中国目前正将极大量的资源用于流域管理和水资源管理，如果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资源用于复制开展我们的试点项目，这对长江健康将产生巨大影响。”
多年来每天向村外挑粪的杨本树闻听村里的改变，决定不再打工，很快就回到了村里。回到故乡的他在村民眼里已不再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杨本树在家建了沼气池和庭院人工湿地，并准备搞环保农耕。他与同村的“另一棵树”—李平树，WWF在中国的第2808位项目受益户一起，成为园田村最积极的环保示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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