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姓资姓社”之争

凯恩斯的门徒
台湾进行经济计划时，并未和大陆的5年经济计划作太多比较。
“台湾太小，可比性不大。”王作荣说，国民党初来台湾时，因作战及通货膨胀因素，当局非进行管制不可，待到美国第七舰队来台后，局势稳定，管制遂慢慢放松。和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尊重并承认私有财产制度，虽亦有经济计划，但基本上仍是自由经济制度。
王作荣说，在经济学上，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凯恩斯，他都有相当研究，其中凯恩斯对他影响尤大。
“当时在大陆时期，经济教学非常差，一般大学生毕业后什么都不懂，了解一点古典经济学，在实务中只能适用一部分。”所以王作荣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开始读英文原版的经济学教材，毕业后，更在朋友帮助下，大批量阅读最新的经济学英文著作。1947年的留美经历和1957、1961年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资助在美进修近两年，他多次到拉美等落后国家考察，于实务层面更有较深体会。加之台湾官僚以学理工的技术工程师居多，真正懂经济者颇为罕见，勤于读书、思考又肯于联系实际进行独立分析的王作荣，由此成为“第一位政策经济学家”。
“我脑中有一整套如何改革台湾经济制度的构想。”王作荣说，在第三个“四年计划”实施之际，他还主导草拟“19点财经改革措施”，由“行政院”院会决议后交由各主管单位切实执行。“当时要停止对台湾的美援，我们一听不得了，就搞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为了配合这个计划，要有一套政策，就出台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王作荣说，19点财经改革措施原本21点，绝大部分都是他的贡献，后来有人开玩笑说，21点听起来像卖国的对日21条，就合并为19点。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政策出台都有争议。当时是一言堂。而政府幕僚中，我在经济学领域是权威，他们不敢挑战我。”王作荣说，出台19点财经改革措施后成立了监管小组，并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主持，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并不很好。不过，19点财经改革措施的理念，却影响了台湾此后多年经改路线。
国民党赴台初期，经济上面临诸多挑战。吸取了失去大陆的教训，国民党也开始关注农民，进行了土改，使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平均。但在1969年，王作荣提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观点，希望能从“分配土地所有权“的第一次土改，发展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主的二次土改。
王作荣认为，国民党来台初期，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稳定了经济，并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缺少资金，专业会计差，但政府给予帮助，后来台湾中小企业打天下很有名。”不过，王作荣当时也希望政府发展重工业，扶持大财团。
在王作荣看来，社会发展，一定要发展钢铁、汽车等重工业，虽然这会导致通货膨胀，但要建成工业社会，非此不可。他主张效仿日本把此基础打好。“这和扶持中小企业并不矛盾，日本的中小企业也很有名。韩国100%遵循日本路线，其发展很了不起。”他说，但当时当局因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且缺乏相应资金和人才，而没有循此路线。
“我当时有很多理想和计划，可惜政府没有采纳。”王作荣迄今仍觉遗憾。

危机与管制
自己的若干建议未被采纳，王作荣相当在意。1964年，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工作的他，撰写了《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印发成小册子，分发给各界。
“当时有个叫王新衡的‘立法委员’，和小蒋（经国）关系好，他把这个小册子拿去给小蒋，小蒋看后又给老蒋（介石）看，老蒋大为欣赏，觉得非常在理。”王作荣说，1967年6月蒋介石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向出席会议的党政大员提到这本书，并说书中80%的观点他都同意，让大家都找来读一读。
回复该发言

此时，王作荣在联合国亚远经会工作，还被蒋介石召回台湾见了一面，“那时能被老蒋召见，并不容易。”他特意撰写的《如何打开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报告，也大部分被蒋介石采纳。
但台湾岛内未受到挑战的王作荣，在1970年代末台湾经历石油危机时，受到海外学人蒋硕杰的责难，爆发台湾经济学史上著名的“王蒋大战”。那时，凯恩斯主义已经处于低潮，新经济自由主义则为显学。“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他是绝对的自由经济，什么管制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不行，一个发展中的落后社会，非政府强力执行政策不可。总而言之，遇到危机时就要加强管制，没有危机时就可放开，不论中共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如此。”
这段公案已过去30年，王作荣对记者谈及此事时，全球刚刚经历金融海啸的洗礼，新经济自由主义面临更多的质疑，而凯恩斯有卷土重来之势。蒋硕杰早已去世，高龄的王作荣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胜利。
客厅内，王作荣身后，悬挂着一副楹联：干坤许我具只眼，名利真谁破两关。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