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日在中欧-华安锐智沙龙上表示，当前社会普遍将经济转型解释为由投资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消费内需带动，这是一种误读。经济转型的核心应是将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其实质是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产品附加值是唯一出路
吴敬琏指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困境，去年我国以短期宏观调节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没有解决长期问题。2009年9.1%的
GDP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货币注入实现，也导致现在我国货币政策“紧也紧不得，松也松不得”。
“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这样也就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否则消费不可能提高。”吴敬琏说。
他同时指出，经济转型不实现，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无从解决。一方面资源紧缺、环境破坏等问题已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威胁到国民基本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增长太慢已经成为当今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舆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通过二次分配机制解决，而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资本投资在国家经济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资本所占的比重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也就越来越高。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吴敬琏说。
体制缺陷限制转型进程
吴敬琏表示，经济转型并非新提法，早在80年代我国就曾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应由速度型转变为效益型。但20年来转型至今不成，症结在于体制中存在缺陷。
吴敬琏指出，目前的体制缺陷主要集中表现在，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资源的配置权力、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标准，以及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
为了论述转型在地方遭遇的困境，吴敬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此前，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工信部曾退出“十城千车”项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在十座城市各购买投放1000辆电动汽车。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申请项目之后直接发给了当地企业，而没有进行公开招投标。
“中央政府的本意是帮助新兴技术企业跳过规模累积的阶段，一万辆车不是一个小数目，而分成十个一千辆则不值一提。最后像现在这样的操作，可以说钱是打了水漂。”对此，吴敬琏唿吁，政府应当重新思考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作用。“事实证明， 政府进行技术攻关，发展新兴产业，效果很差。企业才是创新主体，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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