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长盖特纳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发言，显示出奥巴马政府依然对G20的多边协调机制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在布鲁金斯学会，盖特纳再次强调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协调平台的作用，并且点出了汇率问题将很难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得到有效解决。由于奥巴马政府对即将在韩国召开的G20会议存在较高期待，解释了美国财政部推迟提交汇率评估报告的实际考虑。
本月稍早结束的IMF会议也显示，汇率纠纷在短期内通过多边协议解决的期望值很小，但是会见得到相对多数意见认可的顺差缩减计划，很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G20最可能实现全球共识的领域。中国外管局局长易纲在IMF会议期间提出，中国政府计划在三到五年内，把经常项目顺差降到GDP的4%以下。不论缩减顺差的承诺对全球再平衡的效果有多大，但是至少是一个可以进行实质性多边谈判的领域。为了让G20会议至少实现一定的谈判成效，韩国很可能会致力于全球性顺差国家缩减顺差计划的磋商谈判。
值得留意的是，美联储当前对新的量化宽松时间模棱两可，其实是考虑到要与G20会议期间的多边谈判作配合。美国上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给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压力。目前那些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被动应对。
如果在经济明明已经表现出“流动性陷阱”特征之后，美联储仍然继续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那么就无法排除其背后的国际政治意图和有针对性的报复动机。显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现美元的主动贬值和稀释债权，比直接通过贸易战和汇率战造成的“对抗表面化”，更加高明。可以说，在避免出现贸易战和汇率战的对抗表面化同时，如果G20会议的多边谈判效果寥寥或者难以满足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新的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美国仍然可以运用的技术性对抗筹码。
在G20会议上，中国可能要面对来自更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由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美元贬值，主要压力不仅体现在欧元和日元等国际货币上，那些采取自由汇率政策的新兴国家，遭遇到的压力更大，而且是一种双重压力。因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就意味着对人民币的相对升值，因为人民币一直钉住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处在贬值状态。那么，对于那些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既要应对大量美元流入带来的货币高估和国内通胀问题，还要应对由于货币相对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出口市场缩紧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压力。如果针对如何化解中美汇率矛盾与限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之间，无法找到良好平衡性出路的话，中国在更广泛的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圈内，中长期内将遭受更大压力，并且影响到中国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国际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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