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资料图。
扬子晚报讯 张艺谋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权势人物，在《山楂树之恋》的风波之后，对自己、对电影都有新的看法。
先是《三枪》，再是《山楂树之恋》，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说张艺谋变了。包括再之前的《英雄》（看专业剧评）、《黄金甲》，一直都有声音在批评我，主题大概就是说：“这人变了”。其实我和以前一样，就是一年年长大，老了。但我心没老。
我认为我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改变。大家都不了解我，把我妖魔化了。说我黔驴技穷也好，拜金也好，妥协也好，在我看来都很可笑，我没必要去解释，我最不爱解释了。一是我不爱说话，我从小就是内向的性格，一直到做摄影师时都不爱说话，这是家族遗传基因。任何事我就喜欢自己远远地站在边上，包括了现在所谓的电影圈、娱乐圈，我都不愿意介入。我不是江湖上的，也不是哪个山头的，这些我本性就看不惯。出了新电影，我配合宣传出来讲讲，那是不得已的工作流程，躲也躲不掉。再说，受争议甚至挨骂都习惯了。我解释给谁听？该骂你还是骂，我自己也管不了。
要说变，其实是时代变了，我们进入另一个时代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包括视觉选择和评判标准。当年拍《秋菊打官司》、《红高粱》、《活着》的那个张艺谋，跟现在拍《三枪》、《山楂树》的张艺谋从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当然，经历不同的时代也给我留有不同的痕迹。所以才会看到，那个时代会有那样的作品，那个作品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能拍得出来 我才不去关心未来是怎么定位自己，我觉得这个都很累。我只想尽量拍好电影。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拍的其实还是“文革”题材的电影。当年《活着》，故事便涉及文革背景，今天的《山楂树》也是依托文革时代 当然，它们没有可比性。我迷恋这个题材，是因为文革发生在我16岁到26岁之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时代，它对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给我的记忆和烙印也很多。我总觉得那个时代，过去那段历史时期有很多很生动的故事，很多很特别的人性渴望。所以，我还会铆着劲、期待拍摄这么一个题材的好电影。我期待可以碰到好故事、好本子，也期待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宽松，因为这类题材非常难拍。
有人褒奖《活着》，却诟病《山楂树》，我不想评判太多。两个故事完全不同。如果就“文革”说事，文革十年，看你选取哪个角度入手，《活着》就选取正面角度，写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那个大时代底下的人的悲剧。《山楂树之恋》就绕开了主要的时代背景去选取一个角落，两个人窃窃私语的一个角落，在那个角落里解读和体味爱情，但当事人的行为、方法、内心又有很独特的时代烙印。其实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选择任何一个时代讲故事，不是在于那个时代的包装，在于去还原这个时代人的心理行为。我觉得这两部片子都做到了。
口述：张艺谋采访整理：张凌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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