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 个国有大中企业，放活中小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但是“放小”的道路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朱镕基到诸城调研。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诸城是山东省菏泽市辖内的一个县级市，它的“放小”试验是从1992年就悄悄开始了的。该市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当时担任市长的是36岁的陈光，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给职工。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统统都出售给了职工个人，陈光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陈卖光”。在19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陈光做得实在有点绝，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理论界的争议。
整整调研了两天，朱镕基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是显然被诸城所取得的成绩打动了。3月23日原本要离开去日照，然后回北京，朱镕基突然决定再看一天，同时下令把山东的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叫到诸城来和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开会。
在第二天的四级干部会上，朱镕基表示，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他说，看到诸城的这些成绩感到特别高兴。他还具体指出股权出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赞同搞什么“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诸城模式”。
就在那几天，国务院直属的权威经济报纸，一直在追踪产权改革动向的《经济日报》正刊登一组调查报告，有人对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是中央的态度，那么诸城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反面典型了。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运动。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经济日报》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的评价非常高。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8年3月19日，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朱镕基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即席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拓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作者：吴晓波(博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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