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于本月20日采取的虽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的加息行动，一是为了缓解长达8个月之久的负存款利率带来的市场压力，二是为了及早应对可能到来的高通胀压力。
尽管只是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的小幅加息，却迅速引发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剧烈震荡。原因不难理解，当美、日等国试图启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之时，处于“货币战争”最前线的中国，却发出明确的政策收紧信号，此举无疑会让承载巨大升值压力的人民币更受国际人士欢迎。
如果中国政府难以有效抵挡热钱的涌入，那么用加息回笼市场流动性以治理通胀的努力很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事与愿违。显然，在“世界前所未有地依赖中国，而中国也前所未有地依赖世界”的情形下，作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中国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已经无法独善其身，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的掣肘。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照理说，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相对丰富的要素资源并且处于快速增长通道中的发展中国家，应当有能力让迅速扩张的供给和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基本匹配。不但可以让庞大的经济有效缓冲来自外部的冲击，还可以争得国际经济与货币决策的主动权。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各国拼命印钞让货币贬值，我们却只能用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增加对该种货币资产的配置；同时，资本项目管制之下的人民币，原不可自由兑换，本就是归中国央行“管理”并“操控”的，而有人偏要拿此说事，我们却还得极力申辩并且不断让步。
二十国集团（G20）数日前发出的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誓言，暂时让前期的货币战争稍有平息。而美联储有望于11月3日启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却让货币战争的硝烟依旧浓郁。可以预计，当货币战争的号角再次吹响时，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之明星的中国，恐怕还得再次被拖入这一漩涡的中心。
茧已做成，何以解缚？货币本质上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欲解货币政策之困，还要从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增长格局着手。目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5%，不仅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超过70%的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超过50%的水平。
欲破货币和汇率政策之茧，首要的是破实体经济之茧，必须着力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格局。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大力提高劳动者收入才是重中之重。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追求收入分配平等的政治理念——包容性增长已被倡导，而旨在改变当前收入分配的实际操作方案也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所体现。可以预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受益的消费领域将成为市场追逐的热土。
（作者供职于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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