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文化标准应由精英阶层来定

海岩（看专业剧评）
星库11月2日报道海岩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坐在海岩新近设计完成的“岩。花园走廊”里，听他一一介绍布局格调，以及巧妙心思，才知他所言非假。
海岩也曾说，自己一脚踏在文化里面，一脚踏在文化外面。沉寂两年后才推出新剧《独家披露》，海岩解释，“我现在重点向大家提供物质文明。”现在，他主要的时间除了管理一家偌大的酒店之外，他还倾力倾情于黄梨木家具的收藏。他在商海的滔天巨浪里，充分展现着企业管理者的沉稳和运筹帷幄的同时，还恪守文化之责，传承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设计师、作家、商人、收藏家多个不同的身份，每每被问及更喜欢哪个？海岩总是谦恭又不厌其烦的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商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份自谦，“中国的文化人，有一个本事，就是自贬，之后会过得有余地，别人在说我在文学在影视剧方面的成就时，我特别难以自我评价，所以，就只好说，我是一个商人。”静而不喧，为君子之所为。他是一个骨子里头充满着文人思想的商人。
收藏要有情怀
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生前曾经有一个夙愿，要建造一座四合院，作为明清家具的博物馆。让那些古典家具按历史上的规例，陈设于堂厦厅轩，再现古人生活的完整画面，摹绘古代晨昏的浮世人烟。
海岩“黄花梨养习馆”的建造就源于王世襄先生的这一未竟之愿想。罗汉床、官帽椅、几案……满堂黄花梨家具，光泽如玉，纹理如画，散发悠悠暗香。较之现代常见的博物馆，这样生活化的博物馆更容易让后人发思古之幽情，体验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中国士人的雅趣禅思。“让人家看到，在几百年前，在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还是蛮荒之国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得如此品味与优雅。”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这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
“有人收藏黄花梨，也有人做博物馆，但是按照我这样的思路来做的人，没有。”海岩带着几许骄傲的口吻对笔者说。他将名字掌故的由来一一的道出，养，是因为黄花梨需要“养”，勤使用，勤擦拭，与人亲近，能让黄花梨家具油亮光润。而另一方面，黄花梨也在滋养着人，陶冶性情，习得文化，故而养习馆。
艺术是有心性的，是敬自然、敬人类、敬天地。海岩最初收藏，只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收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修为的过程，“收藏本身是一个高尚的事，如果离开了商业投资的心态和商业投资的性质，就是对艺术品玩赏的兴趣，进而慢慢会上升到一个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甚至觉得有义务向后人为未来社会留下一个模型和范式。”当不为一己之利或一己之乐时，心也就大了。
而在一个商业的时代，最重要也最稀缺的，就是这种情怀，“我原来不了解收藏家的心境，比如张伯驹，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我以前觉得不可思议，以为这是别人编造的故事。现在我相信了，当我看到一个好的藏品时，我心里的渴望也是可以不计其它的。”特别是张伯驹那份“但使国宝永存吾土”的心境，最让海岩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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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还向笔者分享了一个收藏家的故事，十几年前，宋徽宗的一副画在香港拍卖，这位收藏家带着1500万人民币赶到香港。可惜，拍卖会上，竞争异常激烈，当他举到1500万时，很快就有人报到了更高的数额。这幅画又一次流落到了海外，但这位藏家说，“我感到很幸福，在历史上，它曾经有一秒钟属于我。”海岩说完，眼神定定的望着我，随即温文一笑，感慨道，“人是需要境界的。这种境界，只有深入其中才会理解。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敬意。”
文化是根植在血液里的一种习惯，古代的经典，也给了海岩一方天地。“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不仅要懂得家具，懂得黄花梨木材的辨别，还要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伦理关系，以及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可以这么说，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对艺术品的沟通以及判断力就越好。”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伟大的，如果说伟大，那便是时间的伟大。海岩收藏黄花梨家具至今，已有十年。他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坚持在一条道路上去跋涉，那抵达的地方就会比别人远。海岩目前的藏品，他透露，论件的话，大概有三百件左右。而问到此间动辄花费的资金，海岩笑意融融，“好在收藏时间比较早，早年花几万人民币可以买到的家具，现在可能需要几百万了。”
“黄花梨养习馆”的全部建成，要到2012年，那时，海岩会把所有藏品都搬入其中，“张伯驹后来把所有收藏全部捐给了国家，我对此非常理解，我那个博物馆今后也不传后人，要留给社会。”这份博雅通透，坦荡超逸已沁润在海岩的骨子里。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十几年前，某杂志创刊，他们采访了国有企业的海岩和私营企业的张欣，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在企业里，你们绝对不会用什么人？当时海岩的答案是，太有理想和太没有理想的人，都不会用。张欣的答案与海岩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作为中国第一批酒店管理者，在昆仑饭店董事长、锦江集团副总裁这个本职上，海岩已经得到了人们眼中的自我实现，再被问到这个问题，海岩仍不改初衷，“志向太远大不适宜做具体微观的事，企业要求员工是有忠诚度和勤奋精神的。太没理想的人太计较个人利益，企业很难带领他们长久前进。太没理想的人，我认为很难有职业道德，任何事他都需要有报酬，企业是希望员工是跟他有共同目标的，要有一种奉献精神。我们所说的理想，是高尚的理想。”
海岩很喜欢《大学》里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排序，他的员工也经常听到他说：“你首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齐家就是说把家治好，孝敬父母，善待妻儿。有这种品质的人，才能去为国尽忠为公司效力。”
海岩看上去温文尔雅，戴着一副眼镜，谦和有礼，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雷厉风行的企业管理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酒店管理就是与人打交道，所以企业文化里就需要有够凝聚和激励人心能够自律的部分，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无论职位高低，他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价值观和规章制度。这样企业就容易管理，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
纵观北京的酒店业市场，一直为外资酒店所把持，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海岩主持的昆仑饭店等几家。北京是中国酒店最高端的城市，昆仑酒店的收益排在了前五位，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但海岩直言，这只是个例现象，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酒店一直都管得不尽人意，“目前在中国，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可是酒店管不好，这是很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统计，中国的酒店占了整个酒店客房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外资酒店只占了百分之十，但是全行业的利润，外资酒店占了百分之九十，而中国人自己的酒店只占了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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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对等的利益巨差，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海岩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对物质文明的认识还不高。“我们总经理过好日子的时间没有多长，国外整个物质文明的历练是相当丰富的，他们的从业者是从小耳濡目染，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当然会是尽人意的。”
提到自己管理酒店，海岩开玩笑说，还要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海岩的处女作《便衣警察》时，编辑就对他说，他们选择稿件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质量，作品要比别人厚重，写出来的东西应当是沉甸甸的，水准应当比一般作品高；第二个标准是新鲜，即使水准不是那么高，但你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其他作品从未涉及过的人物，或者你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语言风格，或者作品的结构独出心裁，或者你表现的生活层面及观察角度比较特殊，不是模仿，而是自己原创，它才是有价值的。此后很多年，海岩将这两个标准运用到他挥舞擅袖的各个领域，室内设计、文学创作，也包括管理企业，“做任何企业都在讲究优越性和差异性，都在拼个性。”
做得不好，不是妥协，而是水平
《五星级大饭店》两年以后，海岩的新剧《独家披露》提上日程，现今已拍摄完毕。这是一部以记者为主题的电视剧，海岩买了小说的改编权，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原著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物和故事都没有用，基本上是重新做了一个新的人物关系的创作。原著把社会写得比较黑暗，媒体里也没什么好人，这个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电视是需要承担一些政治风险的。我之所以买，只是需要这个角度，从记者的眼看世界。”
原著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有太多负面的描写，海岩都决定弃而不用，“我对记者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敬意的，小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做记者，可能还是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样一种神圣职业的描述印象，觉得是事关社会真相和社会公正的职业。我始终受这样一种概念的影响，写出来后，被记者的朋友看了后，说我还是写了一个理想的记者王国，我写的是一个记者群体，他们还是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和职业责任的。我觉得正面描写和反面揭露一个事情，都有不同的功效，歌颂与揭露，都是希望媒体这个行业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以及人民的和谐、社会的公正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希望能有好的公众反应。”
电视剧历来如此，暴露丑恶会比较有收视率，而正面弘扬的商业性要差一些。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创作这样的片子，海岩可能要牺牲掉一些商业性，但这也是情非得已，“有个度的问题，商业性太好就通不过。中国的电视剧在审查上还是很严格的，这里面涉及了中国当前的民生热点问题，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比如矿难，拆建，揭露了一些社会阴暗面，在尺度上怎么把握，是有一些风险的。但是只要我有兴趣的，我都会做好，做得不好，不是妥协，而是水平。”
《独家披露》是海岩与高希希的第一次合作，当问到是什么契机成全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时，海岩说是主动推荐，作为国内大名鼎鼎的屈指可数的一线编剧，还需要毛遂自荐，这个答案让我感到意外，但海岩，却不以为然，“大导演身边都围绕着大量的剧本和资金，你拿一个剧本给他，他首先是抗拒的。我主动给高希希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他说，我不拍电视剧了，我现在在筹备电影，我两年之内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说，没关系，你看一下，其实他看一章就知道如何了，他看完以后，就说我有时间，电影可以先放一放，我先拍你这个。”此刻，海岩脸上挂着他一贯谦逊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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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有时是等来的，但大部分的时候，一定是自己争取所为。依靠这样的路数，海岩为自己赢得过不止一次的机会，“《便衣警察》我投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他们也没时间看，我说，你只看前面七百字，我一个业余的作者，辛辛苦苦写这个，我只要求你们看七百字，这在道义上他们是不能拒绝的，两分钟就看完了，你咬一口发现这是馒头不是石头，再看第二章，直到你咬下去寡然无味，你就可以不用看了，万一咬到馅儿了呢？”对于当年的勇敢，海岩至今都颇为得意。
所以，当今年一系列经典海岩剧被重拍被筹拍时，海岩给足了对方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高群书《一场风花雪夜的事》的电影版，《玉观音》和《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三部电视剧的重拍，现在还在筹拍《一场风花雪夜的事》的电视版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电影版，这些都有专门的人来操作，我不大过问，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团队，我很信任。哪怕拍出来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文化缺乏标准
两年才出一部作品，除了忙，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笔者把这个猜测抛给海岩，海岩了然一笑，如实回答，“过去收视率很高的作品都是很好的作品，现在作品质量很差，但票房或者收视率很好的情况是有的，这种情况下，拼收视率也拼不过。以前收视率不好，会检讨哪些地方写得不好，现在就算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也拼不过《流星雨》、《丑女无敌》。还有比如张艺谋，他有艺术质量很高的电影，还有不那么高的《三枪》，但是是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作品，这怎么解释？艺术质量和商业性，现在肯定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反。”
这种现状下，海岩始终坚持一个声音，“我一直不赞成一个提法就是，只要人民群众喜爱的我们就要宣扬，我从来不赞成，在精神作品上，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尽管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基础产生的文化，但文化之所以成为辉煌的经典的文化，是由精英阶层创造的，这是历史现实。董其昌的字是劳动人民写的吗？杜甫的诗是劳动人民写的吗？屈原是劳动人民吗？不是的，他们是总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而来的物质文明的成果才升华到精神的层面。标准应该是精英阶层来定，而不是劳动人民。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口号，精神文化产品，绝对不能提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是需要你去提升的是需要你去教育的。”海岩言之凿凿。
话锋一转，海岩继续解答，“我并不是看不起，他们收视好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和长处，我是不擅长，他们那个戏，换我可能就过不去了。我们写的时候并没有用脱离生活的、庸俗的、卖弄的、噱头的方式来减少我们的智慧，我们还是很认真的表达我们对城市的看法、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看法、对当前社会矛盾的解读，以及我们给予的一种态度。”
中国的文化缺乏管理，而文化的管理却是可以涉及社会稳定、后一代的成长和国家安全的和国家素质问题的，海岩说，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中国，有一段时间，把小众文学和精英文学作为一种主流，把通俗文学作为一种陪衬。现在所谓的主流文化国家，他还是把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化归为他们的主流文化，并且在通俗文化方面有很多规则，而中国是始终不注重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你看美国那么商业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没有中国庸俗，公开的挑战公众道德底线的，公开的宣扬无耻无聊噱头的，这在美国很少。多年以来，他们对自己的大众文化是有标准的，比如《哈利波特》，制片人一开始就和创作人说得很清楚，不得有暴力、色情与血腥或反伦常反公众价值观的内容，他当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少儿可以自由观看，不必列为少儿不宜，不必被列为少儿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一个限制和制度安排，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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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海岩认为，是制度安排的问题，中国的商业就只有一个标准，电视剧方面只是收视率，杂志只是广告与销量，电影只是票房，图书只是码洋，“没有第二个标准，没有很复杂的很细的标准，没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三俗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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