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不存在北京共识

网易 财经5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博客)。无意中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他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的海归学者。他这一代的经济学家，即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力军。对错综复杂的中国的经济现象，这一代的学者有些什么看法？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不存在北京共识

网易财经：您写过一本书《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在这本书里你提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有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有哪些特点？今天的政府还是在继续保持中性政府的特点吗？
姚洋：中性政府的意思就是这个政府在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没有自己的立场，是这个意思，没有长期的立场。反例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它们往往是精英的政府，被精英把持的政府，比如不久前发生在菲律宾的事情，一个地方寡头开枪把50多个人屠杀了，本来他想消灭他的竞争对手，结果他的竞争对手没有在这辆车上。菲律宾有很多这样的寡头，无论你怎么选，选出来的永远是他们，他们控制了整个菲律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我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这种状态提出来的“中性政府”，因为中国没有刚才我说的这种强烈的社会不平等，我们通过革命已经建立了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社会，我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哪个阶层的。当然现在在慢慢产生这种阶层，但总体上而言，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属于某一个阶层。某个阶层长期统治着这个国家，在中国，这种概念是很微弱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就容易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因为社会比较平均，他用不着去和哪个阶层结盟，但在那些精英非常强势的国家里，政府有必须要和精英结盟。就像我们在菲律宾看到的，阿罗约当选总统，杀人的那一个家族其实是支持阿罗约的，对她的选举贡献很大，阿罗约必须要依赖他，所以大家都在看阿罗约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案子今天还没有宣判。但中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性政府”是政府相对于社会集团之间的争斗而言的，这不是说政府是一个慈善政府，它也有自己的利益，但由于这种利益不受利益集团左右，所以它容易和全社会的利益挂钩，产生一致性，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网易财经：也不会像拉美那样一味迎合民粹主义。
姚洋：没错，拉美的例子其实就是民粹和精英不停地交替，在中国也不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因为政府用不着那么做。
但问题是现在的政府是不是还是中性政府？我觉得政府还是想成为“中性”的，至少从中央政府来说，还是想成为一个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比较强势的集团在产生，这些集团想控制政府。还有一方面，政府比较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这也给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开了绿灯。
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我担心我们政府的中性性质会失去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也是我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担心。
网易财经：姚老师，在经济学界，以前有一种说法，“北京共识”，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因为有一个“北京共识”。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到了“中国模式”，您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怎么看的呢？
姚洋：这里有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比如我在《外交》杂志上的这一篇文章，编辑的题目是“北京共识的终结”，这不是我原来的题目，他为了显眼，为了吸引眼球，就把这个题目加进去了。我那篇文章里的“北京共识”是比较狭义地指的是雷默提的“北京共识”，他提“北京共识”有几点内容：
第一，比较注重社会公平，注重比较平等的发展；第二，关注技术进步；第三，独立自主。
回复该发言

我觉得前两点和中国的现实不是太符合，看一下中国，要说收入分配，我们做得很差，要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那就更差了。第二个技术进步，我们做了一些，但我们的创新其实是比较少的。他说的第三点可能是对的，但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所以我们能做到独立自主。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共识”实际是不存在的，你问问我们国内的北京的经济学家有没有“北京共识”？我估计大多数人会说“没有”。我们互相之间天天都在吵架，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没有共识。
但是不是中国就没有创造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呢？是不是中国就没有模式呢？我倒觉得未必。我提出“中性政府”其实也是想总结中国过去30年所做的这些事情。叫“北京共识”可能有点不太好，因为已经被人用了，叫“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经验”也好，“中国道路”也好，都可以，但值得我们总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也应该有信心把它总结出来。
网易财经：中国的经济奇迹说到底是不是还是市场经济创造的？
姚洋：这是肯定的。有很多人很奇怪，要把头20年的改革一笔勾销，中国为什么成功？说了半天都是反市场的那些力量，比如说“公有制”、“政府强大”等，反倒不说我们市场化的过程。至少我们头二十年的改革不都是市场化的改革吗？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哪有今天的中国？
反过来如果说公有制能行，如果政府干预经济能行，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早做到了，为什么我们没做到？为什么我们还要改？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过去十年，好象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小，反倒使得这股势力开始抬头，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网易财经：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很多人都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认为市场经济的过度泛滥导致了金融危机。您是怎么看这种怀疑的？
姚洋：我和新左派根本性的差别在于相不相信市场，《新闻周报》在2009年还是2008年底要求我写了一个社论，我明确说“华盛顿共识”没有过时。不要以为美国把银行国有化，就是他们要搞社会主义了，市场不行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美国把银行国有化是为了清除有毒资产，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行。恰恰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业很发达，才造成了我们在金融业里吃亏，不得不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给美国人去花，因为人家花起来更有效。当然，这话说出来好象有点儿貌似汉奸的意思，怎么你还替美国人说话？但事实就是这样，国际分工最后就造成我们搞制造业，美国人搞金融业。
在国内的讨论，特别是有些政府官员说的话，我觉得的的确确是出格了。比如李荣融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话说出来有点儿……水平低了一点。作为一个部长说出这种话，是没有搞明白他生活在哪个时代。
网易财经：是不是说与其说有什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倒不如说中国奇迹还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
姚洋：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肯定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两年前我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时就开始说这个问题。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但我强调这纯粹是在经济学层面上。
我们还要看到，为什么中国能采纳这个“华盛顿共识”？放眼望去，很多国家没有采纳，包括印度也没有采纳。今天我还在这里头疼，我马上又要去印度了，签证拿不到，因为在印度开会需要他们内政部的一个证明信，这是很奇怪的。中国都不需要，但它需要，说明它的很多政府规制比中国还严重。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华盛顿共识”，好多其他政府没有采纳？我觉得这是理解“中国模式”的钥匙，我们怎么去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采纳这个好的经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