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我无需赞美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行善”有乌托邦式的憧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于是江苏黄埔再生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的出现，多少让人有些尴尬：他创立企业13年来持续以巨额财富“善利万物”，但也偏执地抱着“中国首善”这块名牌不肯撒手：我就要高调做善事，如果你不服你来做，你来和我争这个称号。
他的“高调”，常常超越普通人的想象力：用3300万人民币垒成一堵墙，号召各大媒体合影留念后发放至新疆、四川等各大灾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中国慈善行”还未拉开序幕，他已经公开致信两位表达“裸捐”的决心，还号召数位企业家共同来凑这份“见面礼”；把钱都交给慈善机构让他“心里闷得慌”，到现场面对面地发钱、救援、被感激让他快乐无比，甚至一周数次在梦中笑醒⋯⋯
——就像杨澜听说他“小时候用暑假打工的钱帮隔壁小喜子交了学费，要用唾沫把老师发的小红花贴在脸上，再各个教室跑一圈”的段子后会掩嘴大乐一样，我们已经太习惯“低调谨慎”诸如此类的生存法则，甚至本末倒置了：小喜子上学要紧，还是打压贴小红花的张扬劲儿更重要？如果小喜子们都能上学，张扬又何妨？
大智若愚，行善若“娱”，以此网罗更多的注意、模仿、争议，从而推动慈善进程，未尝不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幸事。
也许，在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的江湖，陈光标注定成不了老子所吟诵的“上善之水”，但他的“水”哲学，自有食人间烟火的高明之处：“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如果你有一条河，就要学会与他人分享。”
BM=BIZMODEC=陈光标
“裸捐”始末：捐的是理念
BM：将自己的“裸捐”作为巴菲特和盖茨慈善之行的见面礼，引发了哪些你意料中与意料外的状况？
C：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但没预料到会造成这么大影响。可能无形中给中国的富豪们施加一定压力，但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才会促使他们去思考人生和财富的意义，才会去行动。
BM：但也有些知名企业家认为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承担社会责任。
C：他们认为把企业做好，解决就业，这就是社会责任。但这是理由和借口，每年从企业净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是不会影响企业发展的。
BM：你为什么要“裸捐”？很多人对这件事心存质疑。
C：小学三年级我就用自己暑假挣的钱帮隔壁小朋友交学费，老师的表扬、同学妈妈的感激给我很大鼓舞，现在不过是放大了——我还是我，只是钱更多而已，而我所有的钱来自于阳光下。
虽然我已捐了13亿多，但我不认为这很重要，这和普通老百姓捐10块钱没什么不同。为什么要“裸捐”？活在人们的尊重中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比孤独地在巨富中死去幸福多了。我还认识一位福建老板，去世前儿媳妇也不愿看望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分家产，这是富二代儿媳给我的震撼，对比我自己，从懂事以来我就需要帮父母偿还几块钱、几块钱的债，反而走到了今天，所以，应该给孩子留什么，不留什么，我想得很清楚了。
BM：慈善晚宴前，你准备与盖茨、巴菲特聊天的三个话题，聊得怎么样？
C：对，首先我准备请盖茨和巴菲特推荐我去美国最好的慈善学校学习，我希望能就如何更好地完善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法制化、制度化，上台阶，上水平做些努力；其次希望明年由我牵头带部分中国慈善家到美国设宴，争取建立一个世界富豪慈善体系，每年延续，把慈善做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两个他们都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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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号召世界富豪到中国西部投资、拉动发展的问题，他们说“可以考虑，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地区”。
BM：有没有想过“裸捐”之后，会不会是让你放心的管理运作方式？
C：我相信将来一定能找到最权威的公证处或慈善机构，把家产捐给他们，即使我不在了，也能放心地让他们帮我做慈善这件事，这方面巴比的基金会能给我不少启示。
BM：希望通过高调“裸捐”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对你的企业影响力会有多大的帮助？
C：就算我有1000亿元全部捐了，能够给国家解决多大困难？我捐的是我的理念，通过亲历亲为的行动，来感动和感化更多人，我提裸捐就是这个想法。慈善业在西方发展了200多年，在中国才起步，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我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它的改革。
慈善的名声对企业也有帮助，对我的实体产业整体收益的提升大概有20%到30%。
“我的慈善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真金白银，真枪实弹。”
前任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回忆：“我曾经问他，光标你一次次地救灾，一次次捐下去，难道没想过激情会消失吗？”类似的，还有南都基金会徐永光力劝陈光标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当陈说出准备捐出90%财产时，我们在想，他也许会是新慈善模式的希望。”
盖茨基金会便是典型的非公募基金会，这类基金会可以将捐赠者投入的本金用于增值投资，持续经营，但必须确保收益继续用于公益领域。但即便在国外，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监管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多指控是说这类慈善组织往往账目不清。
徐永光记得，陈当时的回应相当简单：“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这样包含“增值”的慈善在陈光标看来不够纯粹，一般而言，他的慈善更像是布施，“他会尽力将大部分捐赠物资亲自送到灾民手中。”而同时，他的捐款大多捐献到大型公募基金会中，“他把这看成对国家的支持。”
BM：在“布施”和“慈善”这两者间，你更倾向于前者？
C：像我前面说的，中国慈善事业的路还很长，我现在还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我也有很多困惑，因为“中国首善”的称号，每天求助人、求助信件数不胜数，甚至我在老家的父母，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我当然希望有更专业、更有效的方式来尽我助人的心愿，但有时鱼龙混杂，我放心不下。
在中国，慈善方面的法制化、自觉性、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的认知都不够，公开透明度也不够。比如，你给基金会捐了1000元，过了一年，不告诉你这1000元用在了哪里，你心里肯定会憋得慌；如果1个月后告诉你，你这1000元帮助一个小朋友交了助学费，然后把地址电话告诉你，并让小朋友写一封感谢信给你，你肯定会很感动，下次你也愿意再向基金会捐款——因为“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相当直观地实现了。我一直说，我的慈善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真金白银，真枪实弹。
BM：你的西服上别着国旗胸针，这在我们的采访中还是第一次遇到。
C：呵呵，我是发自内心地感谢，1978年改革开放，让我小学三年级就能挑水挣学费，这是最初的感激；近年来我们公司也都发展得很好，比如最近央视大楼的拆除工程我们正在做。当你帮助别人多了，路会越来越宽。
说到财富观，有些富人认为他今天的钱完全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和国家社会没有关系，就应该给下一代。但我认为我赚到的钱有国家有人民，有员工的创造，所以我要学会和别人分享。
慈善博弈：“要包容我的存在”
“巴比”的中国行，催化了民间对“富人慈善”的关注；而陈光标的“裸捐”，更成了众位企业家不得不面对的“必答题”，一时间众说纷纭，亦有“慈善愈辩愈明”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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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思想家”冯仑表态：“这三件事——捐款、成立公益基金会、增加并保护财富，都得做，并且做好。光讲捐不捐，捐多少，没有用。若是片面强调‘裸捐’，当所有的财富创造者集体‘裸捐’之后，创造财富的源泉也便没有了。”张朝阳则与宗庆后(博客)的观点不谋而合：“每个企业家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他自己的慈善，首先企业家的本分就是解决就业、创造价值，给国家交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首先把企业做好，这是更本质的事情。”马云则有“打圆场”之嫌：“我赞赏裸捐的人，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许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对你的社区、你的城市做一点点努力，远比死后捐50%更为重要。”
身处漩涡之中的陈光标，如何回应？
BM：你的高调，可能让另一些富人身陷尴尬，朋友亲人怎么看待你的慈善行为？
C：身边不少朋友劝我闷声发大财，不要太高调，得罪很多富人，因为你揭他们的伤疤就是在动他们的利益。以前我还唿吁征收富人遗产税、高消费税、固定资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等，拥有得多，就应该承担得多，这应该是一个对等关系。
BM：也有企业家直言，如果把财富不是捐给一个独立的公益机构，而是捐给政府，就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扼杀整个社会的一切创造性。你怎么看？
C：这有些夸张了。这样的预设还为时尚早，何况，同样可以有“不捐给政府”的慈善行为，比如亲历亲为。
未来的中国，慈善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对我而言，只希望有良知有感情的人大力支持我，而对我有意见的那些富人朋友们可以包容我和理解我。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的穷困的人太多，我的力量太有限。中国有陈光标这个人的存在，我认为是个大好事，你们要学会包容他的存在。
BM：那对家人如何安排？不给孩子留财产，让弟弟妹妹自食其力，都是你广为流传的轶事。
C：我的父母安享晚年后，就不需要再如何安排，剩下就是妻子和孩子。我没有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孩子3岁后，每次进行慈善捐赠我都会把他们带到现场，让他们知道这些钱都捐到哪里去了。孩子们有爱心，学习成绩好，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我的父母没给我留下金钱，给我留下了吃苦精神、创业精神，我认为，我给孩子留下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财富完全够他们用了。
我不会给他们留什么保障，即使他们大学毕业长大成人，我的公司再成功也不会交给两个孩子。他们可以自己创业，我就是从零开始的，他们也要从零开始，我还在考虑是否需要给他们制造一些债务让他们锻炼一下。“裸捐”也是因为我有这个自信，我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未来的中国，慈善应该会有很多种方式，对我而言，只希望有良知有感情的人大力支持我，而对我有意见的那些富人朋友们可以包容我和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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