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金融那些绕不开的关口

“十二五”规划建议对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描述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笔者认为，整个规划的落实，每一方面都离不开金融体系完善的服务。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新意”就在于努力实现基于“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它具体表现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两大方面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其中，每一方面都离不开金融体系完善的服务。再联系当前的国际环境，一个“强国金融”战略的落实已是急不可待。
而在现阶段下，发展金融有很多绕不开的关口，包括综合经营、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那么“十二五”规划需要哪些金融扶持呢？
改善民生需要金融支持
笔者认为，改善“民生”，首先需要金融从“三个层面上”发力来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缺钱消费”的问题。
第一，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来支持农村城市化、城镇化的建设，以此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从而建设好农民生活的美好家园，创造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空间。
不过，笔者认为，如果现在仰仗国有银行体系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那么风险管理模式就要发生根本的改革。而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建立金融控股集团，在集团内部，筑好必要的防火墙，并利用多元化业务风险分散的能力，来推动和支持一些农业信贷业务的开展。
第二，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区域发展结构失衡的问题，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的效果。在这里，金融服务一定要打破地区限制，但同时要避免恶性竞争。笔者建议国家产业政策要给予外部环境创造的支持。
第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这方面，个人信贷业务要充分发挥它的资源配置的功能，在汲取美国次贷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功能和个人征信业务的完善机制，从而推动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提高他们消费的水平。
改善“民生”，其次是通过直接融资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来强化社会保障的功能等公共服务机制的完善和优化，从而解决“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比如，“十二五”规划中会涉及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并正确处理好这方面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切实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只有百姓各种的“后顾之忧”得到缓解，大家才会乐于使用自己宝贵的财富来改善自己生活的质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资金从哪里来。笔者认为，只有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平台的积极作用，并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基金管理模式，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跳出人口红利的约束。
最后是通过发展高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来充分激活高收入阶层在国内消费的巨大潜力，从而解决“有钱没处安心消费”的问题。
这次特别提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性，一方面它是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积极向上齐心协力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也能很好地满足高收入消费群对“精神粮食”的旺盛需求。在这种无形资产创造的过程中，中国金融风险投资的能力要大大提高，如果按照银行商业信贷的抵押模式来扶持文化产业，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蜻蜓点水、大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金融创新VS企业竞争力
在协助整体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笔者认为，金融创新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要大力服务好民营资本，以此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是让我们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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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路线，强调科学发展观。通过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明晰的发展思路，来提升市场经济的活力，打造“包容性增长”战略中所追求的“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理想环境。笔者认为，在这方面同样要重视让民营资本发挥的积极作用。不打破市场垄断的格局和不重视战略产业的政策扶持，企业是没有动力去自己承担巨大的“埋没成本”来推进社会所需要的“结构转型”工作。同时，金融不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资金管理建议，那么，民营资本同样会望而却步。
三是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这就牵涉到中国鼓励创新的制度完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技术专利制度的完善等。在国外成熟市场，国家产业基金利用成熟的金融渠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失这样一个平台，创新类企业承担风险的高额成本如果得不到市场应有的认可，那么，中国是很难出现世界一流品牌的企业和高端的产品，从而，也就不太可能让中国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立足”。
四是“做强金融”服务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的支撑。虽然这次在“十二五”规划中没有将“金融创新”放在特殊的地位加以强调，但是，它还是反映在规划中所强调的财税金融深化改革的内涵中。我也注意到，在很多场合都提出要增加直接金融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贡献比例的建议，要让银行依托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平台，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否则，不要说金融机构的活力受到严重制约，而且会影响到上述的社会保障功能目标实现所需要的庞大金融资源的支撑问题。
总之，民富了，才有“资本”消费；大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一得到妥善解决了，才能从消费过程中让“富裕”变成“快乐”（否则，“致富”就会成为人们心理上的负担，精神上的枷锁）；而尽快完善一个“市场活力、公平福利”的社会环境，则是让民众齐心协力，奋发向上的重要条件之一。
诚然，“十二五”规划给笔者最深的印象是反复提到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笔者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中国经济目前发展阶段所存在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扬长避短。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地方政府再搞过去的那种GDP增长的“锦标主义”竞争机制，但是，如果我们对“民富”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绩效评估”体系，那么，还是无法避免过去那种“树标兵式”的“形象工程”出现。同时，长期习惯“政策市”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因为“努力目标的不确定性”而会迷失方向，或者对“民富”的价值判断的偏离而削弱了我们对“有限资源”配制的“效率”。
所以，关键一点我们还是要处理好“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还是要将“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和“同等条件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度”等衡量“民富”指标的变化，与“民乐”“民和”等衡量“幸福”指数的变化等纳入到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
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让中国大众明白了“管理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但是，对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状况而言，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做法，其“利”还是要远远大于其“弊”。
于是，顺应这种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如何提高“存量”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能力，如何在创造“新增”财富的过程中提高人民币的主导权，就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大的两个有关“财富管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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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行为而同时增加外汇储备使用的多种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最突出的改变“财富管理方式”的表现。另一方面，近来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国在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全面展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加快了资产账户的开放程度。这都反映出中国在今后“十二五”规划中所需建立的一套新的大国发展战略。
笔者认为，当前的人民币政策，是克服中国金融体系“软肋”所作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战术”安排。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得还很不健全，“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状况还司空见惯，投资“机构化”(专业化)的程度和水平还很有限，所以，对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投资者也开放中国目前较为“脆弱”的金融市场，风险确实很大。笔者认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把握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和“强度”。
由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在中国一个“不完全市场”的模式下展开，它会遇到以下所列举的很多障碍，如果不排除这些障碍，好高骛远、急于求成，那么，中国这一出于独立“管理好财富”的美好愿望，就会像当年日本政府力推日元国际化那样，最终被无情的金融危机的结局而彻底断送。而这些约束集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展阶段约束。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排在世界的第93位，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后顾之忧存在，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动力就在于创造财富方面，而不像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十位的发达国家那样可以靠内需和随之而来的服务业来支撑经济增长。于是，为了保持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和降低不确定性，就不得不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来管理汇率、利率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度等这些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和投资收益风险的“金融要素价格”。东亚国家直到今天还在直接或间接地采取这样的“金融抑制”措施来保证实体经济部门的出口竞争力。
●第二，制度约束。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很脆弱，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推进和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不可能马上到位，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再加上我们缺乏保证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律、会计和监管体系，而要改变这一切，就需要先完成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和制度建设与完善等十分艰巨的任务，然后才能做到像美元，至少像欧元和日元那样的国际化程度。
●第三，市场约束。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起步较晚，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大量集中在传统的信贷业务上，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受到像欧美银行那样的致命打击，但是，我们大而不强的弱点经不起完全开放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更为单一，市场的投资文化和金融产品的缺失很容易引起追涨杀跌的格局。这也是非常不利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整顿楼市和银行业、加快资本市场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成是为金融开放和汇率、利率市场化在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四，人才约束。我们缺乏一批能够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团队。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创新的滥用问题。而中国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恰恰是我们缺乏金融创新的能力。当然，我们在重视人才团队建设问题的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吸取美国对人才激励机制存在漏洞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所需要的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人才管理体系。
●第五，文化约束。这表现在美国大众消费的欲望促成了“美元输出”的进程上。从本质上讲，美国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打破了消费者购买力的约束，支撑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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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中国如何接受贸易逆差（甚至有悖于我们勤俭节约的文化）的格局、输出人民币而不至于导致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出现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需要我们努力探索的问题。它给我们带来了改变消费观念，建立新的消费文化等从未有过的价值观挑战。
另外，美国强调金融创新来强化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大量的外资即使在今天美国金融体系动荡不安的格局中还依然选择去持有美国国债,从而导致美元指数大幅增值。而亚洲国家更多地强调金融监管，通过控制金融风险，甚至是抑制金融创新（管理汇率和利率等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关键指标），来保证自己的实体经济部门能够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和高额的生产和出口收益。
所以，未来当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是消极地关闭这种产生高风险的金融创新环境呢，还是强化我们的制度建设以提高我们应对风险能力，这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做强金融、提升我们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含有用“模煳原则”、“随机应变”的战术来应对未来千变万化的“不确定性”，而欧美成熟市场则强调事前的“合约的完美性”和由此带来的“信息披露的完全性”需求来解决未来“收益”与“风险”公平分配的问题。这次，奥巴马在强大的外压下，破例叫停华尔街金融高官高薪高奖的发行，而不是在以往修订“游戏规则”以后再对出现的“新违规事件”履行它的制裁功能，这实在是一件美国“史无前例”的壮举！
●第六，增长模式的约束。今天之所以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在危机中也能表现出它的强势，关键一个要素，就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出现本质上的动摇。美国依然以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品牌、技术以及超强的标准制定和研发能力，甚至没有遭到重创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美国金融风暴形成的原因是滥用金融创新问题，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恶化的结果）吸引着国际资本，并没有出现市场用脚投票所带来的美元超跌的状况（美国印钞的举措并不能改变流动性恐慌中人们对美元的“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根据发展阶段的改变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变，固定投资、加工贸易和就业保障目标客观上依然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不能摆脱的“重中之重”，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就很难有质的“突破”。
总之，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而任何无条件的“效仿”和“超越”成熟市场的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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