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最佳途径是大力投资科教和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决策
【背景】进入2010年以来，国际投资界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争论一直在持续进行。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繁荣的中国经济其实是一个即将崩溃的大泡沫；第二个争论的命题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明显恶化。据媒体报道，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巴斯夫公司主席纷纷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不如以前容易。
过去20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方面的巨大成功。据统计，在全世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总投资中，中国就占了大约20%。即使在今天，外国投资企业的出口量仍然占到全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
当前，中国的投资环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让如此多的外资企业感到“几十年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这种变化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说，又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认为，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与其说是“恶化”，还不如说“正常化”更恰当。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带来了很多投资机会，但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一大批国内企业也已经迅速成长，而它们构成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的直接压力。黄益平举例说，十几年前，中国的家庭用车市场基本就是德国大众的合资公司一枝独秀，而今天国产汽车已经百花齐放，它们生产的汽车不但便宜，质量也有很大提高。显然，大众的合资的日子不如以前好过。
中国过去一向以生产成本低闻名于世，不仅是劳动力便宜，资本、土地、能源、水和其他资源产品的价格都很低。但是，这种低成本的“优势”起码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扭曲。而现在，要素价格开始调整，尤其是随着民工的日益短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原先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大批外资出口企业一下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大部分开始考虑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过去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各级政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各地还相互竞争，优惠政策从免费的土地使用权到税收减免，五花八门。比如附加值税的正常税率，外资企业是百分之十五，内资企业是百分之三十三。但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要求对所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样就不能再对外资企业提供特殊的优惠，附加值税的税率也因此被统一到了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思路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比如原来我们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现在政府虽然并没有对直接投资做出明确的限制，但新的产业政策其实是明显偏好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的，优惠政策的提供也更具选择性。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黄益平指出，国外、国内的投资者都需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通胀压力有所提高、产业升级换代的速度有所加快、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而所谓的“投资环境恶化”其实是中国经济逐步成熟的自然结果。因此，外资不但要与国内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将面对越来越多、而且质量越来越高的国内企业的竞争。“如果将来一些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不再有竞争优势，甚至选择退出国内市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同时，针对近几年来部分政府官员开始重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现象，黄益平认为，创新能力的强弱的确是决定未来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但政府应不应该直接强制要求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把核心技术转移到国内来，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而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依赖科研和应用能力的增强，外国企业能带来的技术毕竟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手段逼走了一些外资企业，最后也只能是得不偿失。
回复该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