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师达茜·帕蒂拉
B=《外滩画报》
DP=达茜·帕蒂拉
B:是什么让你开始关注社会底层人的故事,并成为了一名纪实摄影师?
DP:我曾经为很多媒体工作过,但是现在的时代,人们更加急功近利,不会有媒体愿意雇用你去花几个月、几年甚至18 年的时间去关注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你知道,总有一些故事能够打动你的心灵,值得你去关注。这是纪实摄影的魅力,
也是我的责任。
B:我听说,你曾经以《茱莉的故事》多次参加过尤金·史密斯奖的评选。如今终于获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DP: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情绪所煎熬。一方面是获奖的喜悦,另一方面则是无尽的悲伤。提前得知获奖讯息时,我和很多人一样,热泪盈眶。(达茜不停地哽咽)可是,此时此刻,茱莉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我知道她大概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从情感上讲,我宁可用任何奖项来换取茱莉的生命。但是,从理智的角度来讲,我是一名职业的纪实摄影师,能够获得尤金· 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让我深感荣幸。
B:有媒体报道说,你是因为受到尤金·史密斯于1948 年拍摄的《乡村医生》而获得启发,才开始了“茱莉的故事”的拍摄?
DP:的确如此,《乡村医生》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可是,当我走进Ambassador Hotel,我突然发现,患者对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医生。于是,我的故事的主角从医生变成了患者,茱莉便是其中之一。1995 年,我的这个项目获得了约翰· 西蒙· 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B:在旧金山那些贫民窟聚集的地方,是不是治安情况很差?作为一个女记者,你每次去那里采访,会不会遇到危险?
DP:那里的确是旧金山最糟糕的区域,街头时常有贩毒者和妓女游荡,这也是整个城市犯罪率最高、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
1992 年至1998 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的选题,经常会去那里采访。我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大问题,只是偶尔会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遭遇。我的经验是,早上我会和医生、义工一同去受访者家里,让大家熟悉并接受我。到了下午,或者第二天早上,我再自己一个人前往对方家里进行拍摄。拍摄时,我都会跟受访者解释清楚我的目的,避免误会。有时候,我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摄影师,而是他们生活中的朋友,融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得到最真实自然的照片。
B:艾滋病人由于对自己疾病的顾忌,往往更加敏感。你也说过,茱莉和杰克多疑而且喜怒无常。你是如何让两个艾滋病人接受你并成为他们的朋友?
DP:一开始,虽然我常去看望他们,但茱莉对我并不友善。直到1994 年,茱莉与杰克分手,我们俩的关系才有了进展,有时候会谈一些敏感的话题。
对我来说,和茱莉建立友情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起初,是我不停地敲她家的门。第一年,往往是茱莉会重重地摔我的门,然后我会说:“好吧,今天不合适,那我过几天再来。”我能够理解,对茱莉来说,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事情比摄影师更值得她费心,她完全没有必要理睬那个在门口敲门的女人。到了后来,她开始主动打电话给我,和我商量一些事情。
B:为什么作为一个贫穷的艾滋病人,茱莉会生那么多小孩?是为了领取救济金?为了填补空虚寂寞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DP:茱莉一共有6 个小孩。老实说,我认为这和孤独、家庭都没什么直接关系,根本原因是茱莉实在太穷了。
B:是不是因为在美国,每多生一个孩子,父母就会享受更多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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