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前，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理论探索，都应该放弃随意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回归亚当 斯密的传统，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上，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博客)如此强调。
张维迎警告：“一年前，我们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搞 四万亿 投资，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为高企的通胀指数发愁。为了控制涨价，最近有关方面还表示，不排除行政干预价格的手段。这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管制，是向旧体制的复归。对此，应引起高度警惕。”
他分析指出，在斯密看来，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于分工，分工的深度则由市场的规模决定。而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改革，关键就是利用市场，而未来发展的潜力仍然在于扩大市场规模，尤其是国内市场的开发。
“不同的经济理论，意味着不同的政策含义。”张维迎分析说，“首先，在斯密看来，市场的扩大仰赖于企业家的创新。为创新，就要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比如有保障的产权及合理的回报；
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看来，扩大需求是政府的职能。对政府而言，增加GDP，最容易的手段就是增加投资，靠投资“扩大内需”。但应当看到，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尽管会暂时提高经济增速，但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
其次，张维迎指出，斯密所谓“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的经济效率，否则投资就是没有意义的；但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增加投资可以增加总需求，就可以做大GDP。但是，在后者的意义上增加总需求，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有很多浪费。
再次，用斯密的观点来看，市场的扩大需要自由贸易，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但从凯恩斯的角度，进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如依据后者制订贸易政策，就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
张维迎还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强烈的凯恩斯主义倾向。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看来，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有需求就好。但是，如果法制不健全，就会利用国有企业来增加总需求。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中国为刺激经济增长，把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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