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上书校长教授:我们并非想废除高考
1 北大上书校长教授:我们并非想废除高考
li1371352010-11-26 02:21:15 发表
文东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广州日报报道 十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上书“校长”,要求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而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不仅详细公布了“上书”全文,还一同公布了北大校长对此的正面回应。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各方注目。
与教育制度改革相关的方方面面总是很容易引发关注和讨论,更遑论此次教授们上书“剑指”招生——在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中它更易牵动人们的敏感神经。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大学专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他是“上书”教授之一,也是有着多年招生经验的教师。
他向本报记者详细讲述了自己“上书”的初衷,而这个看似针对一项具体的高考(论坛)制度设计而发力的举动,其实蕴含着对教育现状更为深刻的忧虑和思考。在文东茅看来,“引导教育发生深刻的改变”才是他们此番行为的真意所在。
11月5日,北京大学11位知名教授,就本科招生改革致信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称北京大学应当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在以中学学习情况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同时,学校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出建议的十一位教授包括化学院院长、院士高松,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等。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回复称:来信非常认真,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因此决定将该建议周知各位,听取意见,以求完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招生工作的文东茅,对招生制度的种种优劣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入的认识。
招生遇到奇怪状元
2002年,在南部一个省份参与招生工作,更是让文东茅印象深刻。当年的该省高考状元是一名复读生,尽管在分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面谈时给人的感觉却很不好,“你很难与他沟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想做什么,由于是状元,太过抢手,这位考生甚至一度闭门谢客。”
两年后,文东茅再次前往同一省份招生,居然又发现了这位学生,经了解才知道,这名学生无法适应大学课业,又沉迷于网络,多门课程不及格,最后被勒令退学。之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居然又同时达到了北大和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少参与招生的老师或许都会有耳闻甚至遇到。”他说,在目前的招生制度和程序中,招生老师更多起到专业咨询的作用,想招一个分数较低但你认为优秀的学生不太可能,想把一个高分的但某方面明显不合适的考生剔除也不太可能。
文东茅说,招生的本义应该是挑选出合适的学生,将他们录取到合适的学校和专业上,但现在的情况却使其很难实现。很多学生也是首先考虑上名校,并“服从专业调剂”;同时,由于考虑到最低分数线、社会声誉等诸多因素,高校也基本不加甄别地录取高分考生,但这对于学生和学校都有损害。
上书增加招生面试权重
回复该发言
文东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广州日报报道 十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上书“校长”,要求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而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不仅详细公布了“上书”全文,还一同公布了北大校长对此的正面回应。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发了各方注目。
与教育制度改革相关的方方面面总是很容易引发关注和讨论,更遑论此次教授们上书“剑指”招生——在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中它更易牵动人们的敏感神经。本报记者日前在北京大学专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他是“上书”教授之一,也是有着多年招生经验的教师。
他向本报记者详细讲述了自己“上书”的初衷,而这个看似针对一项具体的高考(论坛)制度设计而发力的举动,其实蕴含着对教育现状更为深刻的忧虑和思考。在文东茅看来,“引导教育发生深刻的改变”才是他们此番行为的真意所在。
11月5日,北京大学11位知名教授,就本科招生改革致信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称北京大学应当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在以中学学习情况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同时,学校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出建议的十一位教授包括化学院院长、院士高松,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等。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回复称:来信非常认真,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因此决定将该建议周知各位,听取意见,以求完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招生工作的文东茅,对招生制度的种种优劣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入的认识。
招生遇到奇怪状元
2002年,在南部一个省份参与招生工作,更是让文东茅印象深刻。当年的该省高考状元是一名复读生,尽管在分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面谈时给人的感觉却很不好,“你很难与他沟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想做什么,由于是状元,太过抢手,这位考生甚至一度闭门谢客。”
两年后,文东茅再次前往同一省份招生,居然又发现了这位学生,经了解才知道,这名学生无法适应大学课业,又沉迷于网络,多门课程不及格,最后被勒令退学。之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居然又同时达到了北大和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我想,这样的事情不少参与招生的老师或许都会有耳闻甚至遇到。”他说,在目前的招生制度和程序中,招生老师更多起到专业咨询的作用,想招一个分数较低但你认为优秀的学生不太可能,想把一个高分的但某方面明显不合适的考生剔除也不太可能。
文东茅说,招生的本义应该是挑选出合适的学生,将他们录取到合适的学校和专业上,但现在的情况却使其很难实现。很多学生也是首先考虑上名校,并“服从专业调剂”;同时,由于考虑到最低分数线、社会声誉等诸多因素,高校也基本不加甄别地录取高分考生,但这对于学生和学校都有损害。
上书增加招生面试权重
回复该发言
2 回复:北大上书校长教授:我们并非想废除高考
li1371352010-11-26 02:21:15 发表
“实际上,我们最终的关怀并非招生过程本身,而是着眼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只有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选拔考生时,总体的生源质量才会提高。更多学生会有自己的个性特长和更高的综合素质。高校也能够真正招到自己需要的学生,教育也才能回归其本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东茅表示,教授们上书校长,并希望借助北大这一平台,使这件事引发社会各方更多关注,以推动人才培养方式和机制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目的所在。
在给北大校长的信中,文东茅和诸位教授提出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设想,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增加面试权重。如果说,对于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是一个人才选拔的技术性问题,那么,其所折射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则在于:人才选拔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方式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人才培养方式则决定了一个国家储备人才的特质。
很难想象,一个并不充分以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综合素质等为最主要考察方向的选材机制,能够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中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而在国家的发展中,创新型人才、科研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却被越来越提至战略高度去看待。因此,教授们认为,希望更深入地改变育才方式,推动招生制度改革无疑是一个有效着力点。
实际上,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并不缺乏关于如何使其更好发挥导向性、选才功能、推动素质教育发展的探讨和尝试。然而,高考改革历史已久,却一直步履维艰。“为什么这么难,这是需要关注的。”
文东茅说,数千年来,中国的选材制度无非两种,一种以面试为主,一种是笔试为主。而以笔试为代表的中国科举制度在延续1300年后最终遭到废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的应试必然会严重影响到教育本身,导致学校为了科举应试而办教育,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应付考试。
为考而教弊端突出
而目前,中国招考制度中为考而教的弊端已经非常突出了。“我们并非希望废除高考,而是希望改变高考的形式,并由此改变应试教育的状况。”文东茅说。
回溯针对高考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保送生制度的尝试,还是对于高考科目的不断调整变化,甚至对于评分方式的变化,实际上都会对基础教育有重要导向作用。拿科目的调整来说,其改革历时极长,最初高考并未设外语一科,之后,外语、化学、综合、3+X等科目逐步纳入考试范围,考什么,人们就会重视什么;反之,则很难受到重视。标准化答案、电脑排序按照高低分录取等也逐步引入,以确保考试录取的公正、标准和客观,这些都属改革之列。
上述改革的积极影响自然毋庸置疑,但这些改革并未对人才选拔的根本方式做改变,仍是在笔试范围内的具体技术改革。这样的改革,也使得另外一些问题凸显。“比如,我们都希望能更全面地考察人,但恰恰是出于所谓的公正、标准和客观,导致了很多简化、僵硬和误导。由于答案的标准化,判卷交给了计算机,但很多知识却是没有标准化答案的。”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人的基本素养。但是,通过长期的标准化训练后,人的思维也变得简化、统一,并且总是想遵循现成答案。这样怎么会出现创造性人才?创造性就在于在没有现存答案中找答案。
应在育人基础上选人
文东茅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机械化的教育和训练,导致了招生选拔功能的异化。招生的异化又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异化。“公平当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追求,但比公平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不能为了简单化的公平来影响招生,并误导整个教育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作为教育学者很忧虑的一个问题,也是写这封信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回复该发言
在给北大校长的信中,文东茅和诸位教授提出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设想,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增加面试权重。如果说,对于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是一个人才选拔的技术性问题,那么,其所折射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则在于:人才选拔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方式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人才培养方式则决定了一个国家储备人才的特质。
很难想象,一个并不充分以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综合素质等为最主要考察方向的选材机制,能够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中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而在国家的发展中,创新型人才、科研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却被越来越提至战略高度去看待。因此,教授们认为,希望更深入地改变育才方式,推动招生制度改革无疑是一个有效着力点。
实际上,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并不缺乏关于如何使其更好发挥导向性、选才功能、推动素质教育发展的探讨和尝试。然而,高考改革历史已久,却一直步履维艰。“为什么这么难,这是需要关注的。”
文东茅说,数千年来,中国的选材制度无非两种,一种以面试为主,一种是笔试为主。而以笔试为代表的中国科举制度在延续1300年后最终遭到废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的应试必然会严重影响到教育本身,导致学校为了科举应试而办教育,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应付考试。
为考而教弊端突出
而目前,中国招考制度中为考而教的弊端已经非常突出了。“我们并非希望废除高考,而是希望改变高考的形式,并由此改变应试教育的状况。”文东茅说。
回溯针对高考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保送生制度的尝试,还是对于高考科目的不断调整变化,甚至对于评分方式的变化,实际上都会对基础教育有重要导向作用。拿科目的调整来说,其改革历时极长,最初高考并未设外语一科,之后,外语、化学、综合、3+X等科目逐步纳入考试范围,考什么,人们就会重视什么;反之,则很难受到重视。标准化答案、电脑排序按照高低分录取等也逐步引入,以确保考试录取的公正、标准和客观,这些都属改革之列。
上述改革的积极影响自然毋庸置疑,但这些改革并未对人才选拔的根本方式做改变,仍是在笔试范围内的具体技术改革。这样的改革,也使得另外一些问题凸显。“比如,我们都希望能更全面地考察人,但恰恰是出于所谓的公正、标准和客观,导致了很多简化、僵硬和误导。由于答案的标准化,判卷交给了计算机,但很多知识却是没有标准化答案的。”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人的基本素养。但是,通过长期的标准化训练后,人的思维也变得简化、统一,并且总是想遵循现成答案。这样怎么会出现创造性人才?创造性就在于在没有现存答案中找答案。
应在育人基础上选人
文东茅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机械化的教育和训练,导致了招生选拔功能的异化。招生的异化又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异化。“公平当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追求,但比公平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不能为了简单化的公平来影响招生,并误导整个教育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作为教育学者很忧虑的一个问题,也是写这封信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回复该发言
3 回复:北大上书校长教授:我们并非想废除高考
li1371352010-11-26 02:21:15 发表
他说,改革最终的方向应该是回归教育自身。育人是首位,选人是其次,应该在育人的基础上选人。“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才去选人,然后在选人的过程中注重公平。而不能够是从简单的公平出发来选人,以选人为出发点来办教育,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文东茅对本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真正把每一个人都教育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对话文东茅:
广州日报:很多人担心人为因素增加,会导致一些暗箱操作,影响高考招生的公平性?
文东茅:应该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选人,在选人的过程中注重公平的观点。公平观本身十分复杂,按照分数高低排列录取考生,看似公平,实质上却极不公平。
我曾做过一个调研,发现总体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孩子高考的成绩会增加2分。一个农村受过6年教育的家长,和一个大学毕业、受到过16年教育的家长相比,子女的平均成绩会相差20分。这非常好理解,父母受到良好教育,可以更好辅导孩子,还可以让孩子读更好的中学,有额外的家教辅导等。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分数高低排位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广州日报:我们往往会因为过于担忧一个方面的缺陷,而忽略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评判标准?
文东茅:尽管出于善意追求公平,但很多人忽略了,应试教育的不公平在于其考察内容方面天然的局限性,它往往是对于记忆力好的人有利,有些人也许记忆力不佳但求异思维能力很强、动手能力强,对这类人才而言,应试教育就不公平。
此外,即使严格按照分数高低排位录取,也不能够导致教育机会的均等,因为优势家庭一定还会有优势。通过这个方式还会导致考生死读书。
广州日报:还有一种担心,面试究竟考什么?农村孩子或家庭较贫困孩子是否有劣势?
文东茅:招生的老师们所看重的素质不会只是唱歌、跳舞,口头表达这类表象的素质。相反,老师可能会更看到一个学生的爱心、对社会的关怀、毅力、对某一些事业或者爱好、工作方向、专业的追求等等,在这些东西上,农村孩子不见得和城市孩子有天然区别。而从了解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
即使农村学生真的在面试中普遍表现不好,也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来弥补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可以探讨规定录取农村孩子比例的办法。通过增加面试招生的方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面试分数线,可以让更多农村孩子有进入面试圈的机会。
广州日报:您也讲过,此前的高考在学科、考题、评价方式等方面一直在做技术性调整,但仍未突破“以考选人”的标准,现在你们的做法是提倡笔试成绩之外增加一个标准?
文东茅: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笔试模式之内进行细节的调整,而要在更大的方面做调整,那就是同时注重考试和面试以及平时表现的考察。
面试的优势就是更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否认了面试,等于否认了所有人的主观能动的选择和判断。通过面试可以更广泛考察笔试所不能涉及的方面。
广州日报:对于这一改革的推进,你们的设想是什么?
文东茅:我们不希望仅是北大一家,而最好是一些重点大学都能够来推动,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基础教育发挥导向作用。当然,目前,北大最后是否推进、如何推进还未确定,但我想,北大是一定会做的。
近期内,可能不会立刻在全国铺开,也许会在少量地区试点,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增加面试。我们所希望的尝试是:在改革初期,参与的地区可以少一点,面试所占权重也可以少一些,通过这种小步走的探讨方式慢慢向其他省市和高校推广,而不会一步迈得很大。
回复该发言
对话文东茅:
广州日报:很多人担心人为因素增加,会导致一些暗箱操作,影响高考招生的公平性?
文东茅:应该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选人,在选人的过程中注重公平的观点。公平观本身十分复杂,按照分数高低排列录取考生,看似公平,实质上却极不公平。
我曾做过一个调研,发现总体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孩子高考的成绩会增加2分。一个农村受过6年教育的家长,和一个大学毕业、受到过16年教育的家长相比,子女的平均成绩会相差20分。这非常好理解,父母受到良好教育,可以更好辅导孩子,还可以让孩子读更好的中学,有额外的家教辅导等。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分数高低排位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广州日报:我们往往会因为过于担忧一个方面的缺陷,而忽略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评判标准?
文东茅:尽管出于善意追求公平,但很多人忽略了,应试教育的不公平在于其考察内容方面天然的局限性,它往往是对于记忆力好的人有利,有些人也许记忆力不佳但求异思维能力很强、动手能力强,对这类人才而言,应试教育就不公平。
此外,即使严格按照分数高低排位录取,也不能够导致教育机会的均等,因为优势家庭一定还会有优势。通过这个方式还会导致考生死读书。
广州日报:还有一种担心,面试究竟考什么?农村孩子或家庭较贫困孩子是否有劣势?
文东茅:招生的老师们所看重的素质不会只是唱歌、跳舞,口头表达这类表象的素质。相反,老师可能会更看到一个学生的爱心、对社会的关怀、毅力、对某一些事业或者爱好、工作方向、专业的追求等等,在这些东西上,农村孩子不见得和城市孩子有天然区别。而从了解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优势。
即使农村学生真的在面试中普遍表现不好,也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来弥补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可以探讨规定录取农村孩子比例的办法。通过增加面试招生的方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面试分数线,可以让更多农村孩子有进入面试圈的机会。
广州日报:您也讲过,此前的高考在学科、考题、评价方式等方面一直在做技术性调整,但仍未突破“以考选人”的标准,现在你们的做法是提倡笔试成绩之外增加一个标准?
文东茅: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笔试模式之内进行细节的调整,而要在更大的方面做调整,那就是同时注重考试和面试以及平时表现的考察。
面试的优势就是更能够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否认了面试,等于否认了所有人的主观能动的选择和判断。通过面试可以更广泛考察笔试所不能涉及的方面。
广州日报:对于这一改革的推进,你们的设想是什么?
文东茅:我们不希望仅是北大一家,而最好是一些重点大学都能够来推动,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基础教育发挥导向作用。当然,目前,北大最后是否推进、如何推进还未确定,但我想,北大是一定会做的。
近期内,可能不会立刻在全国铺开,也许会在少量地区试点,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增加面试。我们所希望的尝试是:在改革初期,参与的地区可以少一点,面试所占权重也可以少一些,通过这种小步走的探讨方式慢慢向其他省市和高校推广,而不会一步迈得很大。
回复该发言
共有3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