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为何理想依然丰满

冯仑
文︱ 冯仑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营造智慧的政商关系、正确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做好企业传承，同时处理好这四个问题，才能获得未来可持续发展。
现实和理想有一些距离，每一代人都会遇到这个困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理想依然丰满”。
民营企业这么多年一路发展过来，不但能够活下来，而且活得都很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活下来？探讨这件事情很有价值。因为这关系到当前，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一个民营企业。
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要。
追求理想顺带赚钱
民营企业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立并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这个问题，通俗点讲就是选择“追求理想，顺带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
万通自创办以来，就把每年9月13日定为公司“反省日”。在这一天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究竟为什么能活下来。万通1991年创立，当时是海南1.8万家公司里面排在倒数10位以内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是负数。但十几年以后，我们不仅没有死，反而活得很好。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健康的基因。后来发现，我们健康的基因就四个字、两件事——“学好”与“学习”。
“学好”这件事情其实很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成本很高，没有点理想很难做成。当初海南地产泡沫破灭后，很多公司都面临债务危机。当时普遍用“切债”方式处理问题，我们就面临“切还是不切”的选择。想了很久，我们最终决定还是“不切”，该怎么赔就怎么赔。我们扛起来，最后都过去了，大家都想象不到这是怎么扛的。
所谓“学好”，就是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对是非的判断”，这非常重要。对于企业家和企业而言，至少在三方面会有所影响：第一是看到别人看不见的趋势，第二算好别人算不清的帐，第三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情。
首先，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挑战确定性”，要能够在混沌之中看到潜流、看到前景、看到趋势，从危机之中看到希望。那么，依据什么才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呢？一个有理想的人和没理想的人的区别是：没理想的人看到的是眼前的钱，有理想的人看到的是钱后面的趋势。企业家就得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引，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正确的东西。
举例来说，比如我们房地产企业会经常面对客户纠纷。如果一个企业强调价值观是对客户负责，那么就会主动维护客户的利益，这就是正确的做法；但一些企业只看重利润，不仅不会维护客户利益，还要威胁客户。在同样的事情上，价值观不同，做法就不一样。但是，一个企业如果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看到未来企业品牌价值是个趋势，就会注重长远的客户价值，就会通过制度体系解决问题提高服务质量。当企业的品牌价值确立以后，客户投诉和纠纷自然会降低。
好公司和坏公司的差别关键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管理和服务的品质。拿万科为例，不是万科的房子没问题，而是万科的服务响应很快，能够帮你更好地解决问题。王石的价值观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他谈的始终是如何保持房价稳定、维护市场健康发展，从来不谈怎么拿地、如何去搞定政府。我们看到，好像万科每一次都踩点很准，就是因为王石看见别人没看见的机会，看到了钱前面的东西：理想。
当你坚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时，自然就会看到这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看见机会、趋势和风险，让你看到未来的方向去采取正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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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坚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可以帮你算好别人算不清楚的账。做生意最头疼的就是算账，我们每天都在算账，但有些账能算清楚，有些账算不清楚。一件事情本身的账很好算。但有些账一跟三个因素挂起钩来，就算不清楚，这三个因素，第一是时间，第二是和谁在一起做事，第三是这件事做得合不合公众道德与社会预期。
有很多账算不清楚都跟时间有关。我们每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自己心理上的时间预期不一样，结果和性质就完全不同。比如男女之事，当时给钱叫嫖，一星期给钱叫礼品，一个月给钱叫友谊，一年给钱叫爱情，一辈子给钱叫婚姻。赵四和张学良的故事，用今天的眼光看赵四好像是“小三”。但是37年扛下来，没人敢说不是爱情。你敢不敢扛，这件事情就涉及到时间问题。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让你决策的时候，将时间预期拉长，相信长期取胜。这就是要看，你是不是坚持理想的人。敢算长期账的人，都是靠信念。
人们经常会问，是“坚持理想顺便赚钱的人”赚的钱多，还是“追求金钱顺便谈理想的人”赚的钱多？我认为，还是第一种人赚的钱多。因为他会专心做好一个产业，他要的是一个长期承诺。如果你做好主业，就会赚到基本利润。在此基础上，5到10年你会赚得到第一笔钱，也就是你的资产；接下来新兴市场增值，会让你赚到第二笔钱；然后，上市会让你赚到第三笔钱，上市就是全社会给好人发奖金。好人的溢价大概是10%—15%。因为，A股市场上市公司市值的60%取决于实体经济，30%左右取决于公司业绩，10-15%取决于治理结构、价值观、品牌和领导人魅力。如果一个公司市值100亿元，10%—15%就是15亿元，就跟做好人有关。所以追求理想顺带赚钱，一顺带就这么多，更何况是持续发展。
如果你是“追求金钱顺便谈理想”，对客户不认真，偷税漏税，捞一票就走，一出事钱也没了。所以我们要“吃软饭、戴绿帽子、挣硬钱”，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经验、知识、人才、品牌来赚钱，今天还要靠绿色、节能、环保来挣踏实钱，这就是“追求理想顺带赚钱”。
另外，很多账算不清楚，越算越乱，这取决于“跟谁过”。小凤仙如果找个烂人，那叫卖淫嫖娼；但跟了蔡锷，大家都说千古风流；如果可能的话，找个开国领导人，那叫国母。姿势一样，结果却不一样。很多事情选对合作伙伴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就会找同类，这样算账方法就不一样。如果两个企业找我们合作，万科给我们1000万，另外一家给我们2000万。我会选择跟万科合作。就是因为我们看重万科的价值观。我相信跟着万科，即使现在少挣1000万，以后会在别的方面让我赚到这笔钱。这就是根据价值观来算账。
还有一个算不清楚的账，就是价值观合不合公共道德这笔账。同样是100万元，如果你放错地方，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个账就乱了。同样一笔钱，最坏叫“赃款”，中间叫“利润”，最好可以叫“善款”。关键看你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对了，就有利润；放不对，就成了赃款。所以，我们要根据价值观来判断。比如现在投资绿色建筑每平米成本要高出300到500元，能否盈利收回成本，目前还不确定。但是投进去了，从公司账面来看肯定是亏的。一般看法是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坚持绿色价值观，我们相信获得公众认可，5年以后会获得市场回报。这就是价值观问题。有理想的算法和没理想的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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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确的价值观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有理想的人，通常有毅力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其实，这意味着“死扛”。大家发现，宗教徒是最能死扛的，因为这种毅力来自于他的信念。所以，有理想的企业家，就需要一种超常的毅力，也就是能“扛”、能“熬”、能“顶住”。古人说“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毅力来源于志向。有理想的人，只要你自己心头充满一种信念，毅力就自然而来，就不觉得苦。我们叫做乐观主义，把丧事当喜事办，每天都很开心，这就是我看到的所有企业成功的秘密。
所以，今天要想做好民营企业，最重要的是“坚持理想顺便赚钱”。这个理想，每个人可以自己定义，自定义一个超过金钱的价值观。无论如何总得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样你才能看到方向。
智慧的政商关系
民营企业要面对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商关系，这件事情也极需要智慧。
民营企业跟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被大家诟病的，受到很多批评和议论。倪润峰曾经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生动地概括为六个字“离不开，靠不住”。我认为民营企业面对政商关系的问题，大体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是企业跟外部政策法制环境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只有一件事就是遵守，对和不对是次要的，遵守不遵守是主要的。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去遵守，而不是要去讨论对不对，你不遵守就出错。这个既复杂又简单，我们每个企业领导人在决策的时候，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第二层就是我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混合经营是比较可取的一种方法，可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混合经济才能够保证在当下社会转型期，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
因为国有资本的问题是，有约束而无动力，导致了懒惰和贪污，没有效率；民营资本也有毛病，就是有动力而无约束，最后表现为贪婪和疯狂，最后铤而走险。所以，这两种极端的体制，两种资本形态都有缺陷。二者如果混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做到有动力也有约束，能够获得治理结构的平衡和发展的稳健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庇护。在混合机制内，国有资产如果保值增值的话，民营资产也顺便就被保值增值了。
第三个层次就是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关系。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1949年以前虞洽卿是是处理政治家和企业家关系最成功的一个人，1949年以后是荣毅仁。虞洽卿在国民政府时期跟蒋介石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政治联盟，所以他的企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活得很好；荣毅仁则不同，荣家在国民政府时期没有与政治家之间的勾连，抗战时期受到严重迫害，所以对国民政府完全是批判、抛弃和仇视。解放之后荣毅仁从了政，“文革”期间捐献了所有财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请荣毅仁出来主持成立中信。荣毅仁后来是国家副主席，去世的时候覆盖着党旗，同一天荣智健被评为“福布斯”富豪榜首富。也就是说荣家同样也跟政治家结成了一个非商业的道义关系，后代得到政治庇护。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不是一对一的金钱关系，而是要在道义上、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制度方向上要跟政治家保持一致，而不是去跟政治家搞行贿受贿、蝇营狗苟的金钱关系。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只有建立在一个对基本道义和社会制度方向认同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
所以，只有在这三方面把政商关系处理好了，今天的民营企业才能够发展得很好。
公益需要“体制”而非“裸捐”
民营企业在坚持理想、处理好同政府关系的同时，还要处理好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当前主要是公益和慈善，这在当前是社会热点事件。企业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到企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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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民营企业在公益和慈善这个问题上，做得是比较好的。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成立才20多年时间，有的才十几年，但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已经成立公益基金了。中国目前一共有800多家私募基金会，有上百家企业公益基金会。在美国比尔•盖茨是在他创业20年后、巴菲特是在做公司50年后才成立他们的公益基金，开始做慈善。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鼓掌，应该有足够的道德自信。
但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提倡“裸捐”，鼓动企业家把全部财产捐出来做慈善。大家不要忘了，在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在1956年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就都统统“裸捐了”。其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是必须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大家必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只是片面地强调“裸捐”，没有一个充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氛围就会枯竭，财富就不会涌流，财富就会消失，这样我们就会贫困、会饿死。
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搞公益、做慈善，如果我们不把财富捐给一个独立的公益机构，而是捐给政府的话，就会导致政府权力过度膨胀，就会走向崩溃。不仅如此，还会导致整个社会彻底消灭，扼杀一切创造性。如果我们把钱统一捐给财政，那么政府会统一使用，跟企业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我们开始做公益慈善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两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益基金会，成为一个财团法人和社会NGO。美国有12万个公益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基金不可能由政府来征用。而我们800多个基金会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所以，今天的慈善捐款等于都捐给了财政。如果民营企业家都“裸捐”给了财政，大家觉得自己会得到幸福吗？
其次，我们要高度关注这种捐助行为不能伤害到自由企业制度，不能伤害到企业。如果我们今天都“裸捐”了，员工看到公司没老板了，成国企了，同样也会出现贪污、浪费以及懒惰、不负责任的现象。
所以，这件事情促使我们思考，尤其是思考1956年当所有民营企业家都“裸捐”之后发生的故事。这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做公益、做慈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要建立持久的公民社会制度、建立保护财产权利、保护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机会均等的权利等等。
实际上，中国企业界在持续的公民社会建设和公益基金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成果也令人瞩目。从6年前中国就开始允许私人发起私募公益基金会，陆续成立了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华夏爱佑公益基金、阿拉善环保公益基金会等等比较大的有影响力的公益基金会，在儿童救助、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另外还出现了像万通基金、李连杰壹基金等企业和企业家的私募基金会，陆续推进公益基金在中国的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更注重建立一个科学治理、透明诚信的公益制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持续捐助、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无条件地捐献去纵容公权力的滥用，这样的话，实际是在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充分竞争的良好市场经济体制。
企业如何传承
今天，我们做好一个民营企业，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个重要功课就是代际传承。
改革开放30年，现在中国逐步进入到一个第一代创业民营企业需要完成代际传承的阶段。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是把钱传下去还是把家业传下去？是把荣誉传下去，还是把价值观、把体制传下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挑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企业治理结构、价值观和团队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处理不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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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地看，自从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只要一个孩子。所以现在不可能像封建大家族那样，做到“亲者用贤、贤者用心”，没有了选择的基础。因此，现在企业传承已经不是简单地传给一个人，而是要把整个制度和结构传承下去。这件事情必须做好功课。
现在代际传承最重要的是价值观、治理结构、制度的传承，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精神以及产品、荣耀的传承。完成这个传承之后，我们民营企业才能一代一代往下做，中国社会才有可能步入一个良性轨道。
这就是当前我们民营企业必须面对和处理好的四个问题，只有同时解决好这四个问题，我们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进而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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