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托起可持续的支撑？

文 ︱ 施沃伦（美国）
富于远见卓识的企业领导，个人的自律与真诚，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可持续化生存这个板凳的三条腿。
尽管大多数人承认自己有义务做好大自然的主人，但很少有人愿意为重现生态系统的生机而摒弃自身的不良习惯。为了减轻负罪感并推卸责任，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技术进步会解决一切环境问题，而人类自身的改变则无足轻重。技术和创新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局限，人类还需采取更多的行动来确保生物圈的可持续性。
传统能源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的双刃剑。石油和煤炭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污染源。矿物燃料的再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根本无法赶上其枯竭的速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可持续问题。
在尚未有快速、方便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和创新将能够解决所有污染和可持续性问题。实现这种期望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技术的解决之道
突破性的发现和创新有利也有弊，在尖端技术方面尤为如此。正如美国海岸防卫队检查员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言：“科技已经确切无疑地走在了监管的前面。”然而，许多人仍认为，凭借未来的技术发展，矿物燃料枯竭和环境退化问题终能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得到解决。运用新技术，尤其是在能源的关键性领域运用新技术，会有哪些有意或无意的潜在性后果呢？
得克萨斯大学石油与地质系统工程（PGE）系主任泰德·W·帕泽克博士认为：“组织结构和人类行为并未跟上我们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业已创造的先进技术。深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系统的一大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复杂性。”同在得克萨斯大学、从事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的爱德华·安德森博士也持有同类观点：“我们对复杂的生物和非生物系统未来行为的预测能力还远远不够完善。在复杂的系统中，一些微小的异动或失误能够产生巨大的变革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现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候学家洛伦兹教授曾经说过：“巴西的一只蝴蝶拍动翅膀可以在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的来源，这一概念如今已得到广泛认同。安德森博士表示：“蝴蝶效应引申出的一个让人颇感沮丧的推论就是，复杂系统的行为很难为人类所预测，事实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性。”
碳捕获和封存（CCS）是目前正在一些发电厂进行试点应用的一项新技术，其中包括捕获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使其免于逃逸到大气中，然后永久储存在地下。为了保证煤炭资源利用的长期性，通过必要的技术研发推广CCS的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严重问题。许多人对在碳封存地点附近居住表示担忧，煤气泄漏也具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尤其在高浓度情况下。应用CCS还需面对高昂的代价。从电厂改造、二氧化碳的管道输送，到将其压缩至地下，这都会对供电成本造成显著影响。按照目前的估计，CCS技术将使电厂的生产效益降低10％左右，因为在碳捕获过程中会消耗额外的煤炭。专家认为，新技术的大规模普及还将需要至少10年时间。对于储存在地下的碳会不会对周围地区造成影响或重新泄漏到大气中来，尚无人能断言。即使是CCS的支持者也承认，要想成功运用该项技术，必须对用于碳封存的地质构造进行正确选择和严密监测。这样一来，监管机构必须具备足够的资金，其员工也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所以这是一场胜负难料、影响巨大的豪赌。不过目前人们还是普遍倾向于认为，谈封存是唯一的选择，除非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燃烧矿物燃料来进行电力生产和其他工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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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采难度低的气田进行天然气供应的做法，目前已进入资源日益枯竭的窘境，所以能源公司已着手从特定的页岩地层中勘探大型气田。人们在运用水压致裂技术将天然气从页岩压出的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难题。致裂液（化学增稠剂、润滑剂及其他化合物）和地下水污染究竟有何关系，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但许多人认为其风险巨大。此外，井筒的设计及其完整性，随时存在的危险化学物质泄漏的可能性，以及每一步致裂作业所需要的大量供水，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迫切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创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效益和矿物燃料的环保水平。但是，新的发展会催生新的问题。对于新技术，在我们还未充分理解其影响的前提下就加以利用的话，即便出发点再好，也可能招致不可预知的麻烦。此外，如果未能对所有相关情况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获得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利用创新成果的过程中会出现重大错误。
更为均衡的解决之道
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技术的进步将解决所有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其他各类困难，所以我们不必改变导致问题产生的人类根本性行为。对于可持续性困局，如果沿用“一切照旧”的做法，势必招致风险。首先，这非常有可能降低或破坏我们未来的发展成效。其次，采取被动经营的企业会错失降低成本或开辟增收渠道的良机。例如具有前瞻性的管理人员就逐步意识到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对节省成本的意义。沃尔玛就已经从这一行动中的后进者转变为领跑者，其结果是大量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声誉。威廉·麦克唐纳和迈克尔·布朗加特在相近领域所从事的开创性工作，则已经使那些运用了生态敏感型规划概念的企业发生了转变。这些企业所创造的产品、所建立的工业系统和建筑物，能够在确保商业行为与自然和谐运行的同时，节省其中所需的成本和稀缺资源。相反，以更高的保险费和较低的股票估值为代价，从事环境破坏性活动的企业则不断受到惩罚。为了提高企业在该领域成败得失方面的信息透明度，代表着500多家投资机构的碳信息披露项目要求各公司提供其碳排放量数据。2003年以来，向CDP披露该项数据的公司已增加了十倍，达到2500家，它们分别来自60个国家。拒绝披露数据的公司则被认为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其资本成本和保险费也相应较高。要想在应对环境问题的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丝毫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这还不够，企业领导人还必须成为积极的环保楷模。
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领导人，还需要更多的民众为生物圈的健康运行而承担起个人责任。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因为懒惰，很多人连最微小的改变都不愿采纳。在改变习惯，特别是为我们所知的不良习惯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以短期的不适或牺牲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这都是确有益处的。要想既取得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能拥有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可持续化生存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态度，它需要我们放长眼光，尊重大自然的自身需求，同时正视大自然的局限性。
在发达国家，许多人获得的物质商品已超过了保证其健康、愉悦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水平，而要克服这种对物质的依赖并非易事。最近经济危机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强化了西方人对过度消费和节约水平不足的现状的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生活的人们而言，降低物质消耗的任务则会愈加艰难。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无法与西方国家同日而语，所以如果迫使其降低物质欲求，则可能使其产生利益被人剥夺的感受。在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催生了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所以这一地区的局面愈加严峻。到2050年，亚洲约有20亿人将步入业已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人们对卫生服务、交通、能源、住房、卫生、食品和水的需求增长势必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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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已被列入“水资源紧缺”国家的名单，因为这些国家年人均水拥有量不足1700立方米。工业、农业和未知的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更高的资源需求亦会使局面愈发不确定。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那么目前的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环境灾难和社会动荡。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亚太地区委员会负责人诺埃琳·海泽认为，亚洲国家的政府“根本无从奢望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
马克·迈克勒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政府雇员，在他寄给家乡当地报纸——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报》的一封信中很好地道出了我们亟须实现的态度转变。在信中，他坦露了自己对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所带来的环境悲剧的反应：“面对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湾环境灾难，人们已开始探讨我们的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我也准备加入这个互相声讨的队伍中。这次事件不是英国石油公司的错，不是跨洋公司的错，也不是政府的错。这是我的错。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我，我很抱歉。之所以说这是我的错，因为地球已经再三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未来，改变自己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然而我并没有深入领会这一提醒。如果说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转变未能使我作出改变，9·11恐怖袭击事件也未能做到，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未能做到，那么也许这次石油泄漏会成为我的动因，使我这样的一个公民戒除以石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公民’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词语。我们所应在意的，是个体的所作所为。对于左翼人士而言，政府监管并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创造一个可以大幅度激发创新和创业精神的环境，我们美国人就是以这样的精神著称于世的。对于右翼人士，如果你希望减少政府介入、降低税收，那就应当决定自己要放弃些什么，又应做出哪些贡献。我们的底线是：要想结束对石油的依赖，作为国家公民的我们，必须偿还自己亏欠大自然的债务：骑自行车去上班，绿化环境，等等。所以说，石油泄漏事件是我的错。我很抱歉。我没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
可持续化生存就好比板凳下面的支腿，它是人类生活的坚实基础。富于远见卓识的企业领导，个人的自律与真诚，以及技术的进步是板凳的三条腿。当这三条支腿都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时，我们方为实现一个可持续的、有意义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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