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电网公司的八年暗战

从外表看，这个有着民营、外资背景的电力公司已与国网下属的任何一个子公司并无区别（陈新焱/图）



69岁的德国皮具设计师Winfried Wiemer没有想到，八年前在中国的一个投资，会成为一直折磨着他的“心病”。
这个投资，并非他最擅长的皮具设计，而是中国几乎未对外放开的自然垄断领域——电网——江西南昌开发区30平方公里区域的供电权。
这家公司是中国电网行业中极其罕见的民营企业，Wiemer持有30％股权。公司去年的纯利润600多万，今年初以来已超过1000万，但他却分不到一分钱红利——大股东江西省电力公司不分红。
这笔投资变得味同鸡肋。Wiemer不甘心就这么退出，但留下来，又无法对经营管理发挥什么作用，也分不到钱。
“吃螃蟹”的人
Wiemer是改革开放中，前来中国淘金较早的外商之一。1988年，他就在广东中山市投资了一个皮具厂，此后便一直待在中国。
2002年9月，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团前往中山考察。Wiemer的中国妻子的哥哥、同在中山的南昌人陶志勇参与接待，其间他听说，开发区想建设一个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正在找人投资，便动了心。
不过，从未投资过电力设施的陶还是将信将疑，他凭直觉认为，电网非一般产业，民营资本是否真能进入，他打了个问号。
经过进一步了解，陶开始觉得，“这是个机会。”
原来，从2001年开始，江西省政府提出，“主攻工业，江西要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南昌市政府响应这一号召，加快了对工业园区的建设。位于市郊的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此成了重点扶持项目——其实，这个开发区早在1993年就已经成立，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在新政策和中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带动下，招商引资工作走上了快车道。
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调研员赵永林回忆，到2002年7月，进入工业园开工建设的企业就达到了40家，开工面积占到了园区的30％。园区的配套——尤其是用电——开始赶不上企业的进驻速度。
负责园区水、电等配套的公用事业局副局长陈国银介绍，开发区管委会曾提出，让江西省电力公司加大投入，在此新建一个变电站。但此时省电力公司忙于其他地方的投资，自称“无力顾及”。于是，2002年7月，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向江西省电力公司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能自行建设一个220KV的专用变电站和配套设施。
很快，20天后开发区就得到了江西省电力公司的批复。在这份编号为“赣电计（2002）91号”的文件中，江西省电力公司同意了南昌经济开发区自建变电站的要求，并在文件最后写道：希望开发区电网做好规划工作……使其不仅作为一流投资环境的设施吸引外资，而且“本身也能产生经济效益”。
看到这一文件，陶志勇开始劝说他的德国妹夫投资。经过几轮考察，Wiemer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2003年4月，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有限公司顺利成立。Wiemer通过他在南昌的外商独资公司欧亚灯饰城占股30％；开发区管委会下属的昌北投资公司占股40％；另外的30％则让给了陶志勇一位有电力投资经验的朋友，中山福达电气公司的董事长郭振清。
国网强势入股
一开始的合作是甜蜜的。面对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大问题的外来资本，南昌市政府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热情。11月14日，Wiemer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国王”，来到了陌生的土地，“有鲜花，有掌声，还有大领导的接见”。
回复该发言

Wiemer让陶志勇从中山回到了南昌，出任公司总经理。2003年下半年，他们便开始建设占地3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电网。
此时园区荒芜一片，铺架电网并不容易。但开发区管委会为了配合招商引资，早日建成电网，竭力支持，要路修路，要水给水。公司浇灌混凝土时，抽干了园区的水塘，管委会就将园区内唯一的一辆洒水车调过来为工程送水，直到竣工。
2003年7月，开发区内220kv的变电站建好了。然而，就在“一切就绪，只欠通电”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江西省电力公司不同意其接电。
此时，大环境已经变了。历经两年争论，几易其稿后，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2002年底正式出台：根据“厂网分离”原则，集发电、输电与配电三位于一体的原国家电力公司，将发电部分分成五大集团，供电部分则分为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大公司。
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中国就只剩下了这两个公司的两张电网。其他形式的电网是不被允许的。批复开发区自建变电站的领导恰在此时调离，而新上任的领导，对前任制定的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
双方僵持不下。从7月一直谈到了第二年3月，一直没有结果。一些陆陆续续进入园区的企业却急等用电，他们给南昌市政府造成了不小压力。
于是，分管开发区的江西省经贸委领导出面转寰，提议让开发区管委会转让一部分股份给省电力公司。2004年4月，开发区以成本价转让省电力公司32％股权，保留了8％股权，僵局得以打破。
2010年11月11日，见证了南昌经济开发区电力公司股权变更的江西省电力公司高级经济师、营销部主任徐先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初的动机，省电力公司之所以要求控股，是出于“企业社会责任”：“供电的首要要求是安全，私人股东投资的电网，容易出现安全隐患，而国家电网控股，则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安全。”
2004年7月18日，这个建好一年的变电站第一次通了电。开发区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孙长林清晰地记得，通电那天，园区的企业比他们还要高兴——2003年响应“退市入郊”的洪都钢厂甚至还为此放炮庆祝。
合纵连横，股东倒戈
然而，虽然通了电，但却遗留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电价。
按照江西省发改委2004年印发的《电价分类说明》，目前电价被分为居民生活用电、商业用电等九个类别。省电力公司认为，Wiemer所投资的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有限公司应该按照大工业电价也就是一般工厂企业的电价执行。
这与园区其他工业企业的电价没有两样，如果照此购电，Wiemer相当于免费帮省电力公司建了一张电网，用什么样的价格买进，就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不但不赚钱，还要赔上线损、管理费用等。
Wiemer自然不同意。变电站投入使用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力公司便取得了由江西省经贸委核发的《供电营业许可证》。在这份编号为“赣丁-100”的许可证中，其营业方式属于“直供”，按照相关规定，这类丁级供电企业应该享受县级趸售电价，也就是批发电价。一般而言，这个批发价比大工业电价大概便宜30％。而这部分差价，正是开发区电力公司的利润所在。
双方一直无法就此达成共识。由于开发区电力公司一直按照大工业电价购电，其主营业务——售电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陶志勇与他的另一股东、中山福达电气公司的董事长郭振清之间在合作上也产生了分歧。一位知情者透露，两人在公司经常发生争吵，龃龉渐深。
2007年9月，郭振清提出，想将自己的30％股份转卖给陶。陶志勇嫌2500万的价格太高，没有答应。
回复该发言

三个月后，他突然获悉，郭振清与大股东，也是他的谈判对手——国家电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达成了协议，以2500万元的价格（郭的初始投资为930万，照此计算，翻了将近两倍），将他的30％股份卖给了对方。
11月12日晚，南方周末记者致电郭振清，欲了解个中详情。郭只简短地说了句，“因为政策问题，不想继续耗下去”，就以“正在开车”为由挂断了记者电话。
原本的合作伙伴临阵倒戈，形势立变。经过这次的股权变更之后，江西省电力公司占股62％，处于绝对优势。
但这似乎并不能满足省电力公司的胃口。2009年初，省电力公司提出，要将开发区管委会所持有的8％也收入囊中。
一开始，不仅Wiemer不同意，管委会也不答应。据管委会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省电力公司转而向南昌市政府施压。
此时的江西省电力公司，能量已经今非昔比。它的母公司——国家电网，尽管2002年底才成立，但在短短的六年多时间里，就长成了一个“巨无霸”：在中国，它的供电业务覆盖了国土面积的88％以上，超过10亿的人口的用电都由其输送。在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榜单中，已经排到第15位。
据管委会这位内部人士介绍，市政府开会协调了三次。
眼看快要顶不住了，陶志勇和Wiemer商量后提出，希望管委会的8％能够均分，他们和省电力公司分别购买4％，这样省电力公司就不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股权。但这遭到了省电力公司的否决。
2009年2月的一个周末，开发区工委副书记胡觉荣正在钓鱼，临时接到一个不知内容的开会通知。赶到会场，胡发现会议已经结束，还因晚到“挨了领导批评”。
这次会议实际上只是传达市政府的最后决定——开发区剩余股权全部转让给省电力公司。“省电力公司的愿望很强烈，市里、区里也都同意，我们也就只好听从上级安排。”出席了那次会议的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局副局长陈国银说。
蚂蚁与大象的战争
原本三个股东，被踢走了两个；八年博弈，最后变成了一对一的对决。不过，经过两次股权变更之后，江西省电力公司控股70％，成了绝对的大股东，Wiemer已无任何筹码。
处于控股地位的省电力公司，从2008年开始，对公司进行了从外到内的改造。从变电站到办公大楼，统一按照国家电网的CI要求进行装修。国家电网的标志开始“无处不在”。从外表看起来，这个原本具有民营、外资背景的电力公司，已经与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任何一个子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而在公司内部，国企基因则越来越明显。代表Wiemer参与管理的副总经理孙长林介绍，2007年，公司的接待费用为9万元，一年之后，就变成了22万。而公司的会议，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一些不那么急迫的投资也被提上了日程。
不过，国家电网一些好的作风也被带了进来。孙长林介绍，以前他们都不习惯戴安全帽，省电力公司控股后，强制要求，进入作业区，必戴安全帽，现在他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
当时还任公司总经理的陶志勇曾对公司的一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对方是绝对大股东，他的意见“仅供参考”。
11月10日下午，在陶志勇带领下，记者前往双港变电站拍照。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了省电力公司派驻的总经理范海峰的电话，批评其“未经公司许可，擅自进入变电站”。陶反问，“我是公司股东，怎么连自己投资的变电站都不能去看？”双方差点吵了起来。第三天中午，两人在公司食堂恰巧碰见，再次为此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回复该发言

陶志勇告诉记者，在取得70％股权之后，省电力公司曾经托人向他转达购买剩下30％股权的意向，但“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记者就此向江西省电力公司副总工程师徐先起求证，他表示，这是决策层的事情，自己并不清楚。
知情人透露，江西省电力公司并未放弃收购剩下股份的想法，只是现在是微妙时刻，谁先提出，谁在谈判中就处于被动地位。
而就在他们为此暗自较劲的八年间，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已入他境。“竞价上网、主辅分离”等未见动静，电网公司却开始控制电力设备上游企业，国家电网公司下属多种经营企业和职工持股等企业依托电网的背景，纷纷进入发电领域。
在此背景下，德国人Wiemer所持有的30％股权显得“尤为珍贵”。已经有不下两家大公司找过Wiemer，表达了收购意向，其中一家境外电力公司，兴趣尤其浓厚，“他们并不关心是否能赚钱，而是发现，终于找到了一个进入这个垄断领域的口子。”Wiemer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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