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揭示新贫困的女性面孔

中国妇女研究会2010年会暨北京+15论坛在北京举行，在其分论坛之一“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上，“社会性别与反贫困”工作小组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研究专家共同探讨在新的社会发展状况下，新贫困妇女诞生的8种情况以及新贫困的影响因素，指出贫困有张女性的面孔，并且给出了在新的扶贫规划中，增强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建议。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曾严正地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而根据“社会性别与反贫困”工作小组的研究表明，在当今形势下，女性更是占了各种新贫困人群中的多数。
在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灾害频繁、国内经济体制转型、城乡一体化、市场化下公共资源配置、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发展、农业产业化中利益分配等等的新旧议题下，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贫困人群的多样性给扶贫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而根据研究表明，农村人口中，女性人口在贫困发生率、低收入人口发生率较男性高，平均就业时间短，就业工资低于男性，健康、教育和社会参与方面的状况较男性差；而在城市人口中，因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陷入贫困的“新贫困”人群逐渐超过过去所说的无经济收入、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无抚养人的“三无人员”，成为城市贫困人群的主体，城市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根据“社会性别与贫困”研究与倡导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新贫困人群中，主要有8大来源:
失去稳定生计和福利的下岗失业人群：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200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女性占到51．6%，以后比例逐渐降低，到2008年女性在登记失业人员中的比例降到42．1%，但同年城镇职工中女性比例仅37．6%， 说明女性下岗失业的风险仍大于男性。女性实际失业率远高于此。
非正规就业者导致“工作中的穷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趋势，使得灵活就业人员也构成新贫困人群的重要来源。女性劳动存在着非正规化趋向，一项2006年的调查数据证实，62.9%的城镇女性职工从事非正规就业，比男性高8.4% 无论男女，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水平都远低于正规就业。而且，一般情况下，非正规就业女性的保障水平比非正规就业男性还要更低。
流动妇女成为“双重边缘的贫困者”：据全国妇联2006年“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显示，外来女工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外来务工男性，务工男性收入比女性高20.3%。 可以由此推断，在流动的贫困人口中，女性流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应该高于男性。
失地的女农民造成“新市民中的脆弱者”：妇女更是失地农民的主体，尤其是离婚、丧偶和未婚大龄女性，以及没有按照传统从夫居进行婚后居住安排的妇女和家人，她们的村民身份经常被抹杀，土地补偿的分配权被剥夺，成为新的城乡贫困群体。
女户主单亲家庭：贫困人口中，单亲母亲具有较大的陷入贫困的风险。天津妇联与天津统计局所做天津六区中单亲母亲家庭调查显示：离婚后女性通常要出现连续几年的收入大幅下降。女性的经济收入水平平均要降低1 /3, 其中25%的女性在离婚后的最初5年里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陷入贫困之中。17．11%的家庭进入低保, 3%接受特困救助。
艾滋感染者：性暴力、性剥削和不安全的性行为使女性更难以抗拒艾滋病的肆虐。而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要求和规范使妇女作为母亲、女儿、照顾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要比男性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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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中的老年人群体：老年女性更易陷入贫困的趋势，根据徐勤的计算，农村男性老人月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比例为43.1%，女性老人达65.5%；贫困老年人口中有慢性病的占一半以上，城市贫困女性老年人生慢性病占的比例更是高达63.3%。老年妇女年轻时受教育水平低、有收入的工作时间短、寿命长、家庭和社会地位低等因素都使她们在贫困时比男性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折磨，经受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妇女：妇女更容易成为灾害的牺牲品，研究人员在对141个国家的灾害致死情况分析发现，妇女的死亡和她们的经济社会权利状况直接相关，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男女死亡率基本相当，而不平等则体现为男女死亡率的差异，如在抢险救灾中更加重视男孩，灾后妇女和女童不得不遭受食物和经济资源的短缺，因此导致妇女在灾害面前致死的可能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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