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一课的意义还不仅局限在知识层面，诚如教育史学者王雷教授所言，“一本教材除了传递知识，也借助知识传递某种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综合了时代的大背景，社会通行的教育理论，也显示了编者本身的教育背景，而对于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教材第一课的内容往往最能体现，第一课设定了整本教材的基调。”
19世纪末叶，探索中的国人开始了自编教材的热潮。其变革大致可以归结这样一条主线：回归“学生”这一教育主体，顺应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逐步普及大众，朝通俗实用的方向发展。
《最新国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光绪三十年（1904年）
没有一个字超过6画
《三字经》开篇便是“人之初，性本善。”；《百家姓》开篇便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千字文》的开篇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相比之下，光绪三十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内容设置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注意文字笔画的繁简程度。
按照当时编写者制定的原则，“第一册教科书所采用之字，限定笔画。规定五课之前，限定6画；十课之前，限定9画，以后渐加至15画为止。”“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由此可见，第一课所列的单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都是最贴近儿童生活的内容，而且笔画简易，易为儿童接受。
1904年1月，大清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定教材图书采用审定制，审定制允许民间自由编辑教科书，经政府教育部门审查通过后，由学校采用。
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清末期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套教科书，该套书由当时社会上最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们编写，为了编好这套书，张元济等人经常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确定了以文字笔画的多寡作为深浅的依据，为儿童识字提供了循序渐进的客观标准。
第二页：《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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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商务印书馆 1912年
“人”字下面有个家
不见了“天地日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大的“人”字，“人”字的下方还配上了一个插图，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祖孙三代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第一次，“人”字被写进了教科书的第一页。此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民主共和的思想渗入到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也追随着这股时代潮流。
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中西会通，这种思想，教材第一页表现得再合适不过，个体的自由建立在家庭的和睦互爱之上。
教材的具体形式也有了进步，和清末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相比，《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显然笔画更少，更易于为儿童理解，文字更浅显，图画也相应增加了分量。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1924年
“人”没了，“大狗小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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