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下山

2010年3月，当《让子弹飞》在北京关机的时候，电影的投资人之一、英皇老板杨受成发来了一条短信，上头写着：“从今以后，姜文的电影只开机不关机成为了传说。”
这是一个叫人感到尴尬的传说，因为这传说里有些真实性。姜文在17年里导演了4部电影，《让子弹飞》是第四部。在此之前，其他三部电影的制作成本都超出了事先的投资计划，不得不追加投资；其他三部电影的制作周期也都超出了事先的制片计划。《让子弹飞》耗资一亿一千万，花4个月时间拍完，是姜文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按照既定商业游戏规则完成的电影作品。
1993年，姜文开始拍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同年，国家广电部下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开始着手引进分账式的“每年十部进口大片”。这是中国电影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开端。姜文的处女作大获成功，不仅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还以5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为1995年的全国票房冠军。姜文的电影创作似乎和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获得了某种“暗合”。
叫人意外的是，15年之后，姜文才宣布要拍他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姜文来晚了吗？
“所谓商业大片，除了影片质量，不仅是有明星阵容和大手笔投资，还要有商业化、大规模的宣传和发行与其配套。”一位文化产业投资人这么说。
如果这就是大片，姜文1993年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根本不具备操作环境和条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院线”。发行策略，不过是影片发行人拎着拷贝一家电影院一家电影院地跑，影院经理喜欢，于是订上多少多少个拷贝。当时，新影联总经理高军帮着操办过一个“首映权拍卖会”，参加者是各大电影院的经理。这在当年是个创举，如今看来，却是前商业时代甚为初级的销售策略。
客观来看，姜文对于商业大片的尝试和这个市场的发展又一次同步了。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继续爆发，全国票房持续7年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200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3亿，《2012》和《阿凡达》在中国创造了美国本土之外的最高票房，《阿凡达》更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市场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2010年夏天，《唐山大地震》以6.6亿的票房收入打破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这已经是这项纪录持续数年被打破了。
资本力量的介入为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针。华谊兄弟上市一年来，又有多家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商的青睐，筹划上市事宜。今年4月《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包括民间资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各路资金从以前小心翼翼的观望转为开始挺进电影产业。9月27日，橙天嘉禾宣布以1.94亿港元（2500万美元）入股《盗梦空间》拍摄方传奇影视公司，并拥有一个董事席位。几乎差不多同一时间，被誉为史上最纯的文艺爱情片《山楂树之恋》的投资方名单上出现了IDG全球副总裁、亚洲区总裁熊晓鸽的名字。
然而，产业繁荣的虚妄之处在于，中国电影年产量500部，一年到头，真正被老百姓谈论和记住的国产电影不超过5部。电影人人会拍。电影不是人人都能拍好。2007年，姜文的第三部导演作品《太阳照常升起》票房失败。投资6200万人民币、拍摄期超过一年的这部电影，最终收回了1800万的票房。同年，姜文和原公安部下属金盾影视的制片人马珂（电视剧《蜗居》的制片人）一起合作，成立了不亦乐乎电影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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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来得恰逢其时。高军说：“现在中国电影一年一百个亿了，那么早做商业片你还有可能遭受很多挫折。姜文现在可以把自己前半程的教训，比如说节奏慢，或者商业上不成功，当做一种积蓄时机，演练自己，然后现在在商业上来个大爆炸。我相信任何一个导演，一旦尝到了商业运作胜利的那种成就感、甜头以后，不会再放弃的。”
在中国电影界，姜文向来以个性强、创作力强著称。冯小刚就曾经说过，如果哪一天姜文忽然醒悟，要开始拍商业片，那才厉害。实际上，姜文没什么商业经验。从影26年来，只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发行期间，有投资人找到他，成立了一个阳光灿烂制片公司。这个公司很快和王朔、冯小刚的好梦公司一样，在前商业时代烟消云散。事隔十多年，姜文又开始有自己的公司了。尽管他不负责具体的经营打理，但他无疑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他的个人品牌是这家公司最大的无形资产。当拍电影从姜文的个人行为变成不亦乐乎公司的公司行为，这对于姜文的艺术创作力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奴役？
一位投资者说：“我不认为他被资本征服了，我觉得他的才气成功地和资本联姻了，他不是能被资本征服的人。这种联姻实际上双赢。一个创作者如果永远不能在主流层面获得认可，特别是经济效益这个层面，他的生存会很有限。现在很多中小导演都是这样，拿着好的剧本找投资找不着，难死了。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了生存才可能去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能跟资本联姻的话，其实给你插上了一个翅膀。我觉得这是当今任何导演都应该走的路。”


2010年的贺岁档竞争异常激烈。这几是个象征性的场面：陈凯歌的《赵氏孤儿》、姜文的《让子弹飞》和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在高军看来，《非诚勿扰2》的品牌和票房最稳定，《让子弹飞》最用心、最认真，《赵氏孤儿》则是“盘算最多的”。这是一场大战。201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电影票房是70亿，这个数字很可能因为这三部电影超过100个亿。
“这场战争，最后会有三个王者和一个赢家。赢家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电影。”马珂说。
11月初，中影集团掌门韩三平“三爷”在怀柔中影基地看了尚未最终制作完成的《让子弹飞》。他兴奋不已，一晚上没睡觉，第二天又拉着姜文聊了很久。他的兴奋不光在于这部电影本身的智慧，更在于中国电影在搞笑片和古装大片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影片类型。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领袖，他是个“守土有责”的人。现在他发现，一个冯小刚已经满足不了中国观众了。也许他们又会有一个姜文。
姜文今年47岁。他的朋友董平却老实不客气地用“电影处男”来形容他。他是这么说的：“姜文对电影太在乎了。越在乎就越讲究，越讲究就拍得越少拍得越慢，拍得越少就越惧怕市场，惧怕别人看不懂。这就好比一个姑娘，上床上得太少，所以老是在颤抖。如果是个逮谁跟谁上床的姑娘，就不会害怕了。”
“姜文就该大胆往前迈一步。《让子弹飞》就是这一步。这是他的市场成人礼。”董平说。
他的意思是，姜文你大胆地往前走。其实，3年前拍完《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姜文接受媒体采访，就说“自己才刚刚入社会”。他说：“40岁以后，我才觉得社会是需要认识和适应的，也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11月20日这天，看完《让子弹飞》，很多人都觉得姜文个人的状态和影片里他扮演的人物有点相像。张牧之是个土匪头子，曾经追随蔡锷将军，落草之后，山上逍遥快活，如今下了山进了城，就有另外一番生涯。最后我问姜文：“你觉不觉得你们像？都下了山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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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大笑，说：“这个话题很敏感，我回头跟你单聊。”走到门口，他又说：“这得看进城之后的结果。”走到电梯口，他又说：“好在我不是一个人下山的，我还绑架了另外一个人哪。”
不管怎么说，姜文终于下山了。
场景一
夜深人不静。三个大老爷们围坐在圆桌边喝酒。其乐融融，各怀鬼胎，你死我活。
东道主周润发举杯祝酒，道：“师爷高，县长硬！”姜文和葛优忙不迭顿首，回道：“黄老爷更高！黄老爷更硬！”
这是电影《让子弹飞》中长达8分钟的一段重头戏，叫做“鸿门宴”。三位硬底子演员第一次正式拼场子，所有人都不敢大意，就怕自己落了下风。这场戏拍了8个小时，安然无恙。最后，宴会需要一句祝酒辞来收尾，但剧本里并没有详细的交代。智力游戏开始了。大伙现场憋了半天，最后周润发来了这么一句。这句台词符合人物性格，气势也够。作为对手，姜文和葛优挑不出什么毛病。不过他俩一合计，很快又接出了后面这一句，终于还是把戏给抢回来了。
姜文尊重对手，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无论做演员还是做导演，他都是天生的主角。作为一个有26年演员经验、17年导演经验的人，2010年12月，姜文推出了他的第四部导演作品《让子弹飞》。他说：“我不打算把它拍成一个复杂的东西。这是一个比《太阳》简单得多的东西，一个看得懂的东西。”
现在提到《太阳照常升起》，姜文一般都轻描淡写地简称其为《太阳》。但是，不管在商业上还是艺术上，《太阳照常升起》都在姜文的导演生涯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姜文不是没有输过。《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一次商业滑铁卢。
据高军说，这部电影的融资过程一波三折。2005年，姜文筹拍《太阳照常升起》。王朔为他介绍了太合影视的董事局主席王伟做投资人。太合原本投资3000万，但是在花完1800万之后，影片才拍了不到三分之一。太合决定撤资。剩下的1200万到不了账，影片停拍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中影掌门人韩三平出面，拉来了英皇的杨受成。杨受成愿意继续投资，但是为了保障商业利益，要求按顺序分账，而不是按比例分账。这就是说，在影片公映，获得票房收入之后，英皇要先于太合分账。太合虽然不愿意，但眼看项目搁浅，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同意。在英皇投资了2200万之后，钱还是不够花。最后，姜文和他的家人们都掏了腰包。姜文导演加演员的片酬1000万没有拿。姜文的弟弟姜武出了七八百万。姜文的妻子周韵出了400多万。
说到拍电影，姜文很能花钱。从云南到甘肃，这部电影的外景地简直就是个隆隆摇晃的战场。剧组动用了几百只飞禽走兽，其中很多毛色质感都被姜文改动过。300多立方米的藏式房屋、数十吨的鹅卵石和红土、来自8个城市的火车车厢，它们都被从千里之外用卡车和铁甲船运到外景地。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最后观众在影片里看到的鱼鞋，价钱比一辆车还贵：鞋底来自云南剑川，鞋面是贵州水族的马尾绣，鱼眼睛来自云南大理。
很多人会问，有这个必要吗？然而姜文心中有一部自己的电影。他的认真超越了别人对于认真的理解。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偏执的细节控。这并不是姜文第一次大手笔地拍电影。他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使用了25万尺胶卷，片比1：15.当时国产电影平均片比是1：3.为了达到理想中的画面效果，他把马小军的烟囱整个重新刷了一遍，现在北京恭王府的烟囱还是一半红一半灰。他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为了制造结尾马大山被砍头的特殊效果，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为了效果真实，从山西运来了房顶。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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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创作和其他人不一样。”新影联总经理高军说，“他不太关注创作需要的代价是什么，好像和他无关。假使不是他要的那个东西，浪费多少钱都没关系。他只要他要的那个东西。”
高军和姜文相识多年。早年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北京的宣传发行就是高军主持的。在他看来，姜文是个“有电影洁癖的人，他一定要他的电影一尘不染”。举例来说，制片主任根据剧组下的单子安排了500个群众演员，可姜文就能把人轰走，付了钱但是不拍。“他还没想好这么拍还是那么拍，只有完全想好了他才能拍。”
一年之后，《太阳照常升起》终于拍完了。这部电影对姜文非常重要。此前，因为《鬼子来了》在2000年被禁，事实上他的作品已经有12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所有人都在期待，姜文蛰伏7年之后会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影片上映之前，华谊董事长王中军给高军打电话，问：“你觉得我是错过了一个馅饼，还是躲开了一个陷阱？”——早些时候，华谊曾经想要投资这部电影，最终却放弃了。王中军放心不下，拿着一个笔记本，挨个打了20个人的电话，让大家预测票房。预测最高的是姜文和英皇的牵线人韩三平，他的答案是一亿六。影片的独家发行公司保利博纳总裁于冬预测一亿二。王中军本人预测6000万。高军是第19个接电话的人。


“2000万。”他对王中军说，“你绝对是躲开了一个陷阱。”
2007年9月，最终上映的时候，《太阳》却成了一驾无人驾驭的马车。这是一部色彩华丽魔幻、没有起承转合的非线性叙事影片。它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叫人迷惑。观众纷纷表示“看不懂”。姜文对媒体说：“看不懂就多看两遍。”影片发行方说：“看不懂是好事，有争论是好事，会让更多的观众产生好奇心，买票进电影院。”
影片最后的票房证实了高军的判断，却让姜文有点尴尬——显然，观众并没有因为看不懂就多跑几趟电影院。《太阳照常升起》在国庆档期上映，全国铺开700个拷贝，比同年上映的《蜘蛛侠3》和《变形金刚》都要多，可是最后票房1800多万，只收回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成本。
董平是姜文的朋友，也是《鬼子来了》的主要投资人。《太阳》之后，董平曾经私下里跟姜文说过这事，“这年头，一般人只做二锅头，姜文想要做一瓶茅台酒。可是他一不小心做成了茅台酒精，把人给喝大了，喝断片了”。
撇开影片的艺术质量不谈，从投资者的角度，姜文的处境渐渐变得微妙起来。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年度票房冠军，但那毕竟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2000年，《鬼子来了》没有通过审查，并未公映。2007年，《太阳》票房失败。这就是说，姜文已经12年没有拍出过能挣钱的电影了。
“姜文的艺术才华无需证明，但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易凯明天资本总裁王冉(博客)说，“他就像一个公认有潜力的互联网公司，但是商业模式始终没有得到验证。他如果不能把观众拉进电影院，永远只能是一个有一定质感和艺术气质的导演。”
姜文本人并不那么在乎钱。如果说陈凯歌是中国电影的世家，本来就在世道上，那么姜文就是个优哉游哉的散仙。在宣传《太阳》的时候，记者问他是不是自己投钱了。他说：“作为资本家的姜文有点儿心疼作为艺术家的姜文。”——请注意，不是“作为艺术家的姜文心疼作为资本家的姜文”。他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钱够花就行了，钱多了也是给别人去花的。作为艺术家，我够吃就行了，有多余的钱，投到电影里，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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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挣钱还是不挣钱，姜文的理想主义激情始终没变。不过，姜文无法忽视的事实是，这个世界变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市场在这十几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年过去了。就在姜文为每一个创作细节较着劲的时候，他身边的世界就像投在日晷上的阴影，正在慢慢改变。在这段时间里，那家叫做华谊兄弟的广告公司已经变成了电影公司；当初半路被董平拉来投资《鬼子来了》的王中军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董平和姜文是在《有话好好说》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投资这部电影的张伟平已经和张艺谋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由新画面公司制作发行的《英雄》在2003年获得了2.5亿人民币的票房，几乎占全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当年一起拍《北京人在纽约》的冯小刚成了华谊兄弟“会下金蛋的鸡”，冯氏电影累计票房超过10亿人民币。
一个明显的数据事实是：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进口大片的包围下赢得年度票房冠军，但是当时全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只有9.5亿人民币。到了《太阳照常升起》上映的2007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已经达到了33亿人民币。
“我不想说得那么残酷,但是尤其在《太阳》之后，电影商业化对姜文本人的这种逼迫，原来没到极致，现在到了极致了，”高军说，“他原来是优哉游哉，我想做电影我就做，我不想做就算了，对于赚多少钱我也不是特别关注，我够吃够花的无所谓。但是现在电影全面商业化的运作，对任何一个导演的逼迫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轮要再不跟上的话，可能就错过了一个最好的商机，这个导演就可能被时代所遗忘。”
姜文不会认输。他可能不好这个，但他得证明自己会干这个。他不是非得这样，但是他得这样一次给人看看。他像个打靶的将军，上一次竟然脱了靶，这一次就非要命中红心不可。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太阳》的票房失利，也不会有后来的《让子弹飞》。
场景二
1994年9月7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电影局审片。
导演姜文就没在屋子里待。他手里握着一把斧子，低着头，在院子里来回地转圈。
这一年，他31岁。
现在，姜文47岁。
他穿着西装，看起来像是个历经风霜的人，然而皱纹并不减损他的魅力。他有那种家长式的和蔼，一边说话一边乐。他跟每个人开玩笑，可是没一个人敢跟他开玩笑。看得出来，工作人员对他还是尊敬大过爱。毫无疑问，就跟在拍摄现场一样，他也是这个办公室的主宰者。
11月20日，《让子弹飞》正在进行最后的后期混录。只要再作一点小小的改动，姜文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就可以和观众见面了。不久以前，这部电影顺利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除了一处暴力镜头、一处强暴镜头和几处脏话需要删除之外，《让子弹飞》没有遭遇任何审查阻力。
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候比，姜文放松了很多。早些时候，白岩松在某次活动上碰到姜文，问他在忙什么。他轻轻一笑，说：“一个商业片。”其实，在高军看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才是姜文的第一部商业片。1995年，这部100万美元成本的电影获得了5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收入，排名年度票房冠军。
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的诞生虽然艰难，但绝对是划时代的——这不仅仅是指票房数字。事实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除了拿奖、高票房，还和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有某种“暗合”。
高军说：“1993年，广电部发文要市场化改革，几乎同时，《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他开拍自己第一步商业片的动作和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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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曾经面临严重的观众信任危机。从1979年至1991年，中国电影观众总人次下降了一半，从293亿下降到144亿，放映场次下降了20%.到1992年，观众总人数进一步下滑至105亿，发行放映收入分别减少了17.9%和15.7%.就像主流商业领域里曾经发生的变革一样，一开始总是从体制的松动开始的。这些变革看起来枯燥，却是滋润大环境的润滑剂。1993年1月，国家广电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在这个基础上，1994年8月1日，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决定自1995年起，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好电影”，也就是后来被转译为“大片”的十部进口影片。
这两份红头文件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开端。1995年，《亡命天涯》、《红番区》、《真实的谎言》作为进口大片在中国内地的影院里上映，而《阳光》贡献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阳光》和《红樱桃》这样的片子挺身而出，恐怕那一年的中国电影票房要拱手让给好莱坞。”高军说。
在商业面前，姜文也许骄傲，可并不迟钝。从专业眼光来看，他第一次出手，《阳光》就是一部定位极其精准的电影：“50岁以上的看不惯，20岁以下的看不懂，三四十岁的乐在其中。”在影片公映的时候，高军还曾经帮着操办过一个“首映权拍卖会”，各大影院经理都来参加。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次。
3年以后，姜文在北京自导自演话剧《科诺克以及科学的胜利》，又一次显示过他敏感的市场判断力。话剧起先在海淀剧院上演，没有任何宣传，只在剧院门口竖了一个宣传牌子。话剧上座率不佳。后来，他花了几万块钱做广告，又把上演剧院换到保利剧院。最后这出明星出演的话剧扭亏为盈。
不过，这些商业成功都不是出于姜文本人的精心安排。他的精力并不在市场、商业、公司或票房上。他需要一个搭档。
《阳光》公映之前，就有投资商找到姜文，成立了阳光灿烂制片公司。这家公司和周晓文的大洋公司一起完成了影片的发行。不过很快，这个公司就不知下落。几乎同一时期，冯小刚也和王朔一起经营过好梦公司，也不成功。一直到遇到王中军和华谊兄弟，借助资本力量，冯小刚才开始规模化、有流程地运作自己的作品。
姜文的选择和冯小刚不同。他并未选择华谊兄弟这样的大平台。后来，姜文成立了不亦乐乎电影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属于项目式运作。姜文要拍一部电影，朋友和工作人员就来帮忙。电影拍完了，大家也就干别的去了。这种工作方式适合姜文的散仙状态，但也导致这位被公认中国最有才华的导演多年来都没有稳定的合作伙伴。
在高军看来，这跟姜文的性格和创作理念有关。“姜文有市场理念，但是他的做法有时候却和商业格格不入。他拍电影经常几年磨一剑，哪个公司拖得起？你看王中军《鬼子来了》就投过他，比投冯小刚还早，但他签冯小刚不签姜文。很简单，冯小刚可以一年一部，姜文就不行。他不会允许自己变成一个拍片机器。”
王中军为什么不签姜文？他在接受《东方企业家》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得很委婉：“导演要成功，除了会拍电影，会拍好电影，还要看运气。比如平台，比如合作者，比如档期和宣传，缺一不可。放在今天，姜文不可能再毫无计划地超支，或者冒失地和体制较劲，因为制片商不会允许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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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磨砖对缝”的艺术家精神在商业时代似乎显得有点孤独。《太阳照常升起》上映的时候，他曾经对媒体表示：“我很羡慕张艺谋有张伟平这么能帮他的人。”不过，姜文拍电影动不动超预算超周期，这些很容易被投资者视为不遵守游戏规则。曾经一度有过“姜于组合”。保利博纳总裁于冬被视为“可能成为姜文的张伟平的人”。不过《太阳照常升起》票房失利，这对组合也就各奔东西。
《太阳》的失败，有影片本身表达的问题，但也被认为是合作伙伴的失误。一部艺术电影以商业大片的方式宣传发行，无异于把仙人掌嫁接到西红柿上。高军说：“《太阳》之所以失败，发行方要负很大的责任。市场覆盖就不对。这样一部社会面不是很大的片子，就不能大量铺拷贝，应该小规模点映，文火慢炖，然后引导观众观看。在出现看不懂的说法之后，宣传上也没有作任何引导，而是任由事态发展，简直是惊马前行。最后，姜文和于冬也只能是一次项目性的合作。”
那时候，姜文的压力很大。所有人都怕他。有一次，姜文回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作室，他一进来，所有正在吃瓜子聊天的工作人员都躲开了，剩他一个人，对着满地扭曲的电线。他只想拍一部好电影，可如今，一部好电影的标准一会儿变得似是而非，一会儿又变得那么绝对——就是票房。
有一天，姜文给一个年轻人打了个电话。这个年轻人叫马珂，比他年轻10岁。两年前，姜文还在筹拍《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马珂曾经通过朋友介绍来拜访过他。
2005年5月，北京太庙。那是一个温和健谈的年轻人。有他在，姜文几乎都没怎么说话。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两小时之后，姜文知道他是山西人，中央工艺美院陶瓷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在公安部下属的金盾影视做制片人，出品过《刀锋1937》、《我是警察》这样的电视剧，都是警匪题材，挺受欢迎，卖得也不错。200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公司，也想做电影——主要想做姜文的电影。
他说：“你的电影不是拍完之后搁家里的。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帮助你完成你想要拍的电影，然后用各种宣传手段把它推广开，让更多的人来看。”
这句话姜文听到了。两年之后，这句话终于落到了姜文的心坎上。
“没有马珂，就没有《让子弹飞》。”又过了3年之后，姜文这么说。这时候，马珂是制片人和总经理，姜文是导演和创意总监。他们共同拥有不亦乐乎电影发展有限公司，各占股50%.
王冉(博客)分析说：“以姜文强硬的性格可能更适合跟马珂这样的年轻制片人合作。马珂有做公司的经验，也有影视行业的常识，同时也会给姜文比较大的自由度——相反，如果是和华谊这样的大公司合作，资源可能更多，不过话语权就很难保证了。”
2010年，这家公司分别在北京和东阳注册的民营制作公司，即将推出投资一亿一千万人民币的《让子弹飞》——这个制作成本几乎是《太阳》的两倍。
场景三
白岩松有点不好意思。他弓着背、低着头，走进了黑乎乎的房间。这是《鬼子来了》的试片会，可他不巧迟到了5分钟。
两小时之后，灯亮了。其他人在寒暄之后都走了，白岩松留下来，坐在姜文边上。他要开口，但被姜文制止了。
姜文重新熄灯，把影片的开头5分钟又给白岩松单独放了一遍。
灯又亮了。他问：“说说，觉得怎么样？”
姜文其实是个特别重视别人意见的人。尤其是他重视的人的意见。只不过，他重视的人，并不那么多。
姜文是一个在朋友圈子里很有感染力的人。跟他同桌吃过饭的人告诉我，姜文这个人，他一讲起电影来，那种投入和痴迷会让你觉得这一定是个来劲的东西。《太阳》这部电影，王伟和杨受成都是没看剧本就投资了，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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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很服他。早年间，王刚和冯小刚一起在青岛的宾馆里写《月亮背面》的剧本。前一天晚上，冯小刚用座机给姜文打了传唿。第二天一早，王刚接了个电话，一听，是姜文。冯小刚有睡懒觉的习惯，特别恨被人吵醒，可一听说有姜文的电话，骨碌一下就爬起来了，特别认真地听电话。当然，这只是个段子。不过，《月亮背面》拍完了，姜文来看片，跟冯小刚说意见：“演员要是能再腌一腌就好了。”这话冯小刚觉得很在理，也很受用。
至于王朔，就更不用说了。《阳光》是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
电影出来以后，有人问王朔，姜文出一万，别人出十万，你这个改编权给谁。王朔说，当然还是姜文。但是，王朔特别害怕跟姜文争论，因为他争论起来没完没了，拽着你的袖子不放，非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好，那个为什么不好，你为什么是这么想的。
姜文也容易得罪人。问题问多了，意见说多了，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尊心受损。按照高军的说法，姜文是个“尊重对手，不尊重朋友”的人。“一旦他觉得你有能力有实力，他就很尊重你。要是你是跟他一起厮混的朋友，他可能就会不那么在意你的感受。”
姜文算是少年得志。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末代皇后》，演男主角。那一年他才22岁。23岁的时候，他和刘晓庆一起主演了谢晋的《芙蓉镇》。这已经是1980年代中国影坛最顶级的阵容了。24岁，他主演张艺谋的《红高粱》，跟导演彻夜谈戏，加入了撒酒疯之类的段落。总之，姜文除了友情客串以外，就没演过配角。他快30岁的时候才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32岁的时候，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
这样的履历在后来的导演、明星和演员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姜文的创作生涯太顺利了，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多行家的肯定。姜文年轻气盛，被保护得很好。他一直在单纯的创作环境里生活，人也很单纯，不是那种精通人情世故的人。他简直是在一个艺术真空里生活。2007年，当别人问他看不懂他的电影怎么办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看不懂就多看几遍。”
在马珂看来，这话倒并不像后来媒体广泛解释的那样，是句“负气的话”。“这恰恰是他没有经验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有太多社会经验的人，也不懂太多人情世故，不会左右逢源。他跟媒体打交道本来就紧张，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这对他来说，只是一句实话而已。他就是那么想的，他就那么说。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有些场合人们巴不得听假话，大哥求你了说点假话吧，我们好交差。”
面对姜文的时候，你会有种错觉，似乎他的电影和电影市场磨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的个人意志和外部社会磨合的过程。当初，《太阳》是他第一次大规模地和资本、市场打交道，但是失败了。他自己说，他就是从那几年才开始进入社会的。他意识到，他必须从电影里走出来。“有一个朋友说，这不是一个剧本，这是一个现实。我以前不认为社会是需要认识的。40岁以后，我才觉得社会是需要认识和适应的，也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如果说《让子弹飞》就是姜文调整自己、适应社会的第一步，那么马珂就是帮助他迈出这一步的人。决心是他自己下的，但要有人帮忙操作。毕竟拍电影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班子能够完成的事。和华谊兄弟的“王冯组合”不一样，马珂和姜文的合作并不是资本意义上的合作，而是工作方式上的合作。《太阳》上映的时候，姜文惊觉情况不对，打电话叫马珂来帮忙，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一次拍《让子弹飞》，影片从策划阶段就已经开始考虑宣传发行的因素了。
2007年，马珂和姜文一起注册了不亦乐乎公司。他问了姜文两个问题。是不是要做一部有票房的电影？是。是不是要做一部有观众的电影？是。有了这个定位，他们从十几个项目中挑中了马识途的《夜谭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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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这个项目，第一它的故事很简单。第二它有一个很传奇的时代背景。第三它的三个人物也很有意思，能够做成我想要的一个全明星阵容的电影。”马珂说。
选好了故事，接下来是讨论剧本阶段。这个阶段长达一年半，马珂用“极其崩溃”来形容。不过，这正是导演姜文最喜欢的工作阶段。在他看来，影片一旦开拍，就是施工而已，大几百号人，唯有磨剧本才是最纯粹的文艺创作。
这个剧本有过很多名字，叫过《火烧云》，也叫过《何处不销魂》。当定稿《让子弹飞》的时候，已经改了十几稿，用过四五个编剧。在朱苏进写的第一稿剧本里，影片开场是葛优、刘嘉玲和冯小刚坐着轿子赴任的戏。这场戏最后被改成了“马拉火车”的镜头。三个人坐在火车车厢里吃火锅，火锅冒出的水汽犹如浓烟，一路远去。这列火车并非蒸汽动力，而是由几匹白马拉着，奔跑前进。
“这样的视觉效果才好看。要是用轿子，也太电视剧了。”马珂说。
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姜文照例找了很多朋友来出主意，有作家，有画家，有评论家。但是马珂瞒着姜文，偷偷请了很多非专业人士来听剧本，有护士，有外科主任大夫，还有运动员。“这种办法一定有效。姜文也要改变思路。既然要做有票房的电影，普通人的意见就很重要。”
在确定演员阵容的时候，葛优是不二的人选，但是马珂始终坚持必须邀请周润发。这倒不是出于粉丝心态，而是专业化的市场判断。“很多人不理解。一来发哥很贵，二来发哥最近几年主演的华语片的票房也不是很好。但我坚持要组这个局。我可以用差不多的价钱同时请到梁朝伟和章子怡，但是这戏只有发哥压得住，有话题。”
与此同时，融资步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姜文新片要开拍的消息一放出去，很多民企老板找上门。“有很多煤老板——我山西人嘛。还有做房地产、做能源、做金融的，我全挡了。我要聪明又简单的钱，傻钱我不要。当钱不在合适的位置上时，一点价值没有。我希望投资者除了带给我钱，还能带给我资源。”
最后的投资组合是一个不短的名单。《让子弹飞》的制作成本一亿一千万，宣发成本接近5000万。其中，马珂在不亦乐乎的盘子里投资了将近一半。接下来，董平旗下的中联文化投资了3000万，四川峨眉集团投资了1000万，江苏广电旗下的幸福蓝海公司投资了2700万，此外，还有英皇和中影公司的投资。
马珂分析说：“四川峨眉集团旗下有四川省最大的院线，《让子弹飞》这次有四川话版本，又要在四川做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所以这个院线资源对我们是很好的补充。幸福蓝海也是一样，江苏广电有当地的院线资源，又有全国排名前三的电视媒体，对影片宣传有帮助。中影虽然只投了7%的钱，但是中影有全国最大的院线。至于英皇，他们有海外推广宣传的经验。”
今年3月，《让子弹飞》在北京杀青。但是影片的档期在此前的一个月就定下来了，将于年底12月16日全国公映。贺岁档是全年“最宽、最肥”的一个档期。按照统计，五一档期最高当日票房是3500万，而贺岁档期的最高当日票房是8000万。
高军说：“有六大因素可以预测和控制票房。第一是影片本身质量，可看度高不高。第二是档期，不同的档期就是不同的消费均线，秋天上映的片子再怎么卖也不会有贺岁档期的票房。第三是市场覆盖，出多少拷贝。第四是宣传覆盖。第五是同期竞争对手的因素。第六是可能形成的口碑。”
这是一个规则之下理性生存的时代。当姜文的电影和一家公司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拍电影就不再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公司行为。《让子弹飞》拍完了，一切围绕着“做一部有票房的电影”的核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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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品定位和主创个人品牌的不同，国产电影的拷贝量往往有巨大的数字差异。贾樟柯的影片拷贝只有100个左右，几年前《太阳》的拷贝却达到了700个。这一次，不亦乐乎公司为自己的第一个产品准备了500～550个胶片拷贝和无上限的数字拷贝。
“到今年年底，中国可能还会再增加500块银幕，其中绝大多数是数字银幕。我们又有普通话和四川话两个版本，可能会因此制作3000多个数字拷贝。”马珂说。
至于影片的宣传覆盖，它有自己的节奏。从影片筹备、开机的时候起，常规的媒体宣传就在按部就班进行，确保观众知道这部电影。从今年10月开始，提前两个月发放影片制作花絮视频，使观众对这部电影感兴趣。11月，开始投放城市车体广告、公车站牌广告和城市大屏广告。一般来说，这些视觉广告投放提前2周，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这个剧组提前了5周。到了影片上映2周之前，观众们会从电视上看到《让子弹飞》的电视广告，最终促使他们掏腰包进电影院。
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在市场上胜出，是影片本身质量和发行宣传策略的综合比拼。在这个过程中，宣传和发行策略已经被前置了。实际上，《让子弹飞》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以影片为核心内容的公司创业计划的第一步。
为了保证宣传效果，总经理马珂像个真正的创业者那样，亲自上阵设计影片海报。他是学实用美术出身，这个倒是难不倒他。11月底的时候，北京市民已经能够从公车站的广告牌上看到马珂的“设计作品”。不过，在马珂看来，这不是个“作品”，而是宣传产品的广告物。“很简单，三个人头，影片名字，上映时间，导演名字，哗一放，够了。千万别像有的海报，云山雾罩好像很艺术，但是在受众中没有到达率，白搭。”
马珂的步骤像个闹钟一样精确。它精确到让人怀疑的地步——散仙艺术家姜文能够这么轻易地被他说服，把拍电影彻底当做一个公司行为、一个商业行为吗？他真的会像冯小刚一样，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吗？如果事情真的那样发生，就是好事吗？如果事情不那样发生，这家公司的生存前景又会有什么变数？
姜文47岁，马珂37岁。姜文摩羯座，马珂处女座。姜文已经有3个孩子了，马珂也是一位父亲。再过十几年，马珂50出头，姜文60出头，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可能也像冯小刚说的那样，“离开这个操蛋的行业”了。不过，当他们还停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马珂感受得到姜文的变化——依然坚硬，但是更有韧性了。
“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导演，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到今天，你必须面对市场，考虑市场的接受度。姜文是一个非常善于清空和自省的人。《太阳》之后，我很幸运在这个时间点上跟他合作。他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该放掉一些东西，不要对什么都较劲，让自己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些东西他永远也放不掉，也改不了的，就是对于自己作品的理解——这正是姜文的可爱之处。”
说白了，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适应市场化生存的故事。这个故事太像真的了，以至于听起来不那么美好，甚至叫人有点儿忧伤。不过既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早点来总比晚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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