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博客)
2010年还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突击花钱再次成为财政部门的一件大事。日前有媒体报道，按照我国财政支出惯例，当年收入除需提取少量作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外，大部分要当年支出，截至10月份还有23000多亿元待花，再加上保守估计的全年超收的上万亿元，在今年最后两个月有超过3万亿元需要花掉。
而早在10月25日，温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今后几月经济工作时就强调，要严格财政支出管理，防止年底突击花钱。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在依法理财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坚决防止出现年终突击花钱现象。
实际上，年终突击花钱已是积弊经年久治不愈的顽症，在预算制度结构性问题依旧的情势下，单靠行政方面的自觉和自律，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国的预算制度结构性问题，有学者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预算编制项目不够细致，有很大的多报空间；二是按照公历年计算的预算年度制，在客观上鼓励了年终突击花钱；三是一些过时的或者与现实生活严重不符的财政管理制度，也可能束缚政府部门执行预算时的手脚。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预算执行的监督乏力。
政府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理论上说有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监督形式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效果难彰，造成年终突击花钱几成铁律，年年治理，年年重演。因此专家开出药方：除了上述法定的监督形式外，“广大公众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没错。理论上说，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监督权，预算执行当然不能例外。
但是，预算监督毕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公共管理科目，一般民众看不懂预算报告，想监督却力所不逮。而来自民间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以及深圳等地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他们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纵然其作用不可小觑，但毕竟是范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强制力，往往令监督事倍功半，监而难督。因此，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目前最应该给力的，还是想办法完善、强化人大的法定监督职能。毕竟，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中，也只有人大尤其是它的专业委员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最能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的问题是，相对民众监督的监而难督，人大监督则有可能出现监而不督。这样的体制性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难却步。各项工作需要在方方面面的实践与博弈中一步步完善，预算监督不应该在这一进程中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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