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巴Ⅲ迫近 方程式待解

在国内银行业推进新资本协议仅至“预评估”阶段，巴塞尔协议Ⅲ却倏忽逼近。
作为新资本协议的升级，9月初27国央行和监管机构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即将于明日提交G20首尔峰会审议，并有望获得通过。
“国内刚刚开始评估巴塞尔协议II的执行效果，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却逐渐清晰。那到底是继续巩固已有成果呢，还是直接上马巴塞尔协议Ⅲ？”一业内人士的迷惑颇具代表性。
“推进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时间表和工作安排没有任何变化，但新监管改革方案最终确定后，确实将决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分子构成、分母扣除以及最终充足水平的变化。”监管部门人士表示。
而监管高层更进一步明确巴塞尔协议II与新监管改革之间是“一个完整整体”，不存在抛开巴塞尔协议II，直接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情况。
无论新监管方案最终表决如何，国内银行业在新资本协议“适应期”都将面临多重挑战。
从银行本身而言，如何克服数据积累、模型构建、人才瓶颈、政策流程以及管理工具等多方面困难，确保花销巨额的新资本协议能够在银行管理中创造丰厚的风险控制效益，是其亟待解开的一道方程式。
而对监管方来说，如何保证新的监管体制利于银行经营，而非造成更多的波动与噪声，挑战着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水平与能力。
三线并行侧重宏观审慎
此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第一批实施新资本协议的6家银行已开始接受“预评估”，实施过程并无明显迟滞情况发生。其中，第一支柱下多数项目已启动并将部分阶段性成果投入使用，第二支柱则处于建设期，而第三支柱项目大多数银行还未开工。
“目前有关资本监管处于一个并行期，就是银行仍需执行原有资本监管标准，数据原来怎么上报就怎么报。但执行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同时还要按照巴II满足监管要求。”一股份制银行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表示，两个体系需要并行一段时间，等监管部门确认二者关系稳定后，才会要求相关银行完全执行新资本协议。
而巴塞尔协议Ⅲ最终通过，则意味着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短期内面临“三线并行”的局面。
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指出，巴塞尔协议II更加关注微观金融稳定，即金融机构单体风险的控制，而巴塞尔协议Ⅲ则加强了对宏观审慎的强调。
“新规本意是想平滑经济周期，但一定要避免最后的结果是给银行和经济运行造成更多波动和噪声。”他说。
资本金松绑还是约束？
相对此前规定，新资本协议最大改进，即在于银行可通过对原有业务进行细分、针对不同业务自主开发模型、设定参数和条件等方式，计算自身所需资本充足率。这意味着，各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因其业务与风险结构的不同而加大差异化。
而有关国内银行业执行新资本协议是否更节省资本金，在实施之初便争论频频。
甫瀚咨询公司联席董事荣磊认为，实施新资本协议对资本金的影响，不能单纯地认为一定会节约。如果采取优化一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对特定证券化资产制定较高风险权重等措施，均可能会导致银行资本金占用的上升。
根据瑞银今年一季度的测算，以亚洲具有代表性的8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如果实施预期较为严厉的措施，即系统重要性银行采用8%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其他银行采用6%的一级资本充足率，至2012年年底，其总体的资本金需要再增加1500亿美元左右。
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也表示，从国内新资本协议执行情况来看，各家商业银行资本金占用增幅较大，最低资本充足率需从8%提高至11%~13%方能全面覆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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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资本充足率的法定水平，巴塞尔协议Ⅲ相比巴塞尔协议Ⅱ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中银国际分析师袁琳指出，中国引入巴塞尔协议Ⅲ将大大降低银行的杠杆率，这无疑将降低股东的回报水平。在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措施实施力度下，计算出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下降1.5%~3.6%。
一银行风险控制部门人士表示，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设定需要考虑本国银行业的具体情况，过高强调资本充足水平意味着牺牲银行的盈利水平，进而影响到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是否需要这么高的资本金水平，监管部门需要重新思考。”
对此，荣磊认为，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节省资本金，其核心内容应该是加强对银行风险的管理，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的体系。
“新资本协议的执行确实有助于提升风控水平。”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称，比如，过去银行业对客户风险评估相当粗放，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而采用新评级系统，可实现对客户自动化的全方位风险评估，在对客户列表排序后完成优中选优。
“如果执行新资本协议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仅为合规，那投入上亿财务成本也是值得的。”他说。
诸多难题待解
即使已进入“预评估”阶段，并即将向巴塞尔协议Ⅲ升级，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难题待解。
关键难题之一，当属数据缺失问题。
国内很多银行在数据管理方面不到位，导致很多业务的相关数据不完整或者不准确，无法对模型开发提供有效支持。
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处于一个持续上升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并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经济衰退。因此，目前中国银行业所能够提供的数据，缺乏一个完整经济周期所必需的信息。
荣磊告诉记者，以房地产贷款为例，现在银行所能提供的违约历史数据仅限于中国房地产蓬勃发展时期，并未经历房地产业的衰退和大规模房地产商破产以及违约，因此房地产贷款风险可能远低于其真正的风险程度。这样的数据基础难以保证风险估计参数的稳健性。
模型风险方面，当产品流动性低、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失灵的时候，银行会从传统的盯住市场定价方式转为盯住模型定价方式。而所使用的模型需要输入必要的变量和使用前提假设，这些变量和假设如发生错误，则容易产生模型风险。
另外，审计的参与度及其资源瓶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一银行风险控制部门人士指出，审计部门必须对风险框架整个过程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价，而新资本协议中几乎所有指引都明确要求审计的参与，这对银行审计提出很高要求。
而实施新资本协议对监管方能力与水平的挑战，也不亚于银行方面。
此前，在监管部门讨论，要求商业银行在今年年末按照减值准备对贷款总额2.5%的比例计提拨备(即拨备/总贷款比率)时，业内即颇多反对态度，认为此举尤以中小银行承压严重，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分化将加剧，不利于公平竞争。
随后，监管方面作出调整，即提出因“行”制宜原则：针对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银行、农商行和农合行、大中小银行等不同情况，在标准高低和过渡期长短方面作出适当差异化安排。
“银行选择采用新资本协议这种监管制度，实际上也面临随之而来的监管风险。”上述业内人士认为，监管部门在新的监管框架下，能否保证银行间公平竞争，能否保证监管透明与简易化，能否保证监管体制有利于银行经营，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如果监管太过复杂，导致银行需要用过多资源去应付监管，将不是个理想的结果。”他认为，新资本协议应用于监管时，如何降低监管的不确定性，提高监管质量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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