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中国何以从国富走向民富

为什么美国能从外辱内乱中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日本能从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富强，而集中国家力量办大事的前苏联却走向崩塌？国富不等于民富，中国的民富之路该如何探索？
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一定需要以民富作为基础，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何谓民富？
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那么，当代中国离民富还差多远呢？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上下，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已经达到8万~10万美元。而亚非拉最贫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最低不到200美元。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数字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富民路径
一百多年来，诸多国家都在富强之路上孜孜求索，经验与教训并存。成功者如美国与日本，失败者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他们分别是用何种模式追求国家富强的？
美国：个人奋斗精神牵手政府支持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仍肆意拦截美国的舰船，掠夺物资，打死、打伤和劫持美国船员，煽动印第安人暴动，在美国制造内乱。英国的挑衅导致两国在1812年重新开战，开战后，美国不堪一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纵火焚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
除了外辱，就是内乱。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奴，农民暴动，与敌国进行走私贸易，直至南北方大打分裂战争。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这些概念，在美国曾经显得如此遥远与陌生。
那么，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在利益驱动下，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寒冷斗，书写了一部充满死亡与血泪，惊天地、泣鬼神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
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美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以铁路的大发展为前提的。19世纪后半期，为支持个人投资铁路，政府提供了税收和融资(参股、信贷和担保)的多方面支持，赠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竟然达到国土面积的1/10。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铁路19世纪末达到30万英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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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铁路，从立国到今天，美国在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中，无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功建设了现代企业、现代产业和现代经济。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美国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贫困。
另外，在税收方面，直至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的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谓穷到家了。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7年以720万美元价格从俄罗斯购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买卖对财政来说，都是困难重重，政府费尽口舌，才说服国会和民众，这些钱是值得花的，获准举债购买。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这奠定了美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了法律和秩序的轨道。此后，美国便势不可挡地成为了整体实力的世界首富，成为了世界霸主。
日本：全盘西化思想下发展民企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
19世纪中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西方威胁。1853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开放贸易，并丧失了关税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相同的挑战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人锐意维新，很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在其后100多年中一直戴着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帽子。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的厄运，走向富强的呢？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明治政府是由日本新兴商业和产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地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明治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顺应潮流，推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路线。
为了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明治政府还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天皇的《五条誓文》中，其一便是使国民都能“各遂其志”，获得充分发展。为了培养优秀国民，日本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
此外，日本政府还不遗余力，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之外，还直接对民营企业进行补助。仅在1875~1880年期间就提供补助资金达5000万日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1/6。对那些民间暂时无力创办而不得不由政府创办的企业，比如很多机械、造船、矿山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实行私有化，使这些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提高。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给民间企业家。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日本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类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前苏联：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却告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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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民富之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民富呢？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的实现民富之路，但无一成功。其中对人类发展历史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的尝试。
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指导下，上世纪30~50年代，苏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很快以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展现于世，取得了以下辉煌成就：
第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占整个世界陆地面积1/6的领土，收回了失去的领土，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将中欧、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核恐怖均衡；
第三，首次实现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以此为标志，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科技水平，已经超过资本主义。
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让人信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其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尤其让美国人惶恐不安的是，苏联的成就和强大，是在消灭了资本家、消除了阶级和剥削的前提下所取得的。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正义与富足并存，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优越的制度吗？那时的世界上，广大亚非拉，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亿万人民，都崇拜苏联，向往社会主义，世界形势可谓是东风压倒西风，一片大好。
未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然解体，戛然而止，其过去的东欧卫星国和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与俄罗斯反目为仇，纷纷投入西方怀抱。真是历史无情，世事难料，从1930~1990年的60年间，前后两个30年，苏联的变化，反差之大，不由人不瞠目结舌。
风头正盛的苏联，怎么一下就垮了呢？
苏联一下就垮了，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准确。实际上，苏联经济中的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变得非常严重，只不过被长期掩盖，不为外人了解而已。
以下几个根本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中的致命伤。
首先，生产力低下。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竟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苏联人民，国家要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西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鸡农可以养几十万只鸡。难怪西方人鸡肉过剩，苏联人却吃不到。
其次，物质贫乏。苏联的商店里，货架长期空空如也，人们领到工资，却买不到东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尽管如此，计划主管单位还不许厂家通过涨价来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种现象被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或“被压抑的通货膨胀”。
第三，产品质量低劣。
第四，缺乏创新。在军事产品研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民用技术和管理缺乏创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成为民用产品企业的共同特点。
第五，分配关系扭曲，官僚主义严重。苏联社会的名义收入比资本主义平等得多，但实际上领导干部处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对人民生活的困难则不闻不问，造成普遍的社会不满。
这些严重问题长期存在，但苏联怎么能取得那些让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成就呢？
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两个法宝中，第二个法宝是永远好用的，但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靠增加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末日来临之时，有如在极限内，皮筋总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拉过极限，皮筋就断了。这便是前苏联经济“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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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经验也大同小异，最后都无法避免缺乏创新，效率低下，分配关系名不副实带来的厄运。
除了苏联模式，前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果说苹果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乔布斯的健康问题，估计不为过。这位带领苹果走出低谷的卓越领导者，被公认是苹果的灵魂人物。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乔布斯一手打造出从iPhone到iPad，到Mac、iTunes等一系列炫目消费品，让众多对手夜不能寐。不过这一切或许将随着乔布斯健康问题而存在变局。
人们最大的疑问是：缺失了乔布斯的苹果，未来究竟会变得多坏？要注意，这里的问题不是“苹果是否会续写辉煌”，因为在多数分析者看来，乔布斯是独一无二的科技梦想家，失去他的苹果几乎注定走向平庸。本文立足于这样的假设：苹果失去乔布斯后创新乏术，并可能在尖端科技产品竞赛中陷入困境，而其对手则会崛起获益。那么这些获益者中都会有谁呢？
分配的黑匣子
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分配关系方面，国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机会公平人人“中产”
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家，收入分配多数也比较公平，比如，以基尼系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28，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其他发达国家多在0.3与0.4之间，也不错。发达国家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收入差距、严重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中国和马来西亚(接近0.5)。
这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组数字，并非偶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究其原因，机会公平应该是关键：政府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这样，人人都有机会致富，都有机会求得个人的最好发展，大家都富了或“中产”了，则提高收入水平和限制贫富差距两个目标就都实现了。
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受制度和资源条件限制，普通民众个人发展和创业都缺乏空间。比如亚洲、中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家族统治，种姓传统，种族隔离，户籍制度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广大民众在初次分配中无资源、无机会，在二次分配中被人遗忘或排斥，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既限制了广大普通民众个人脱贫，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限制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在这些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养育了经济中的双胞胎：国民收入不能充分提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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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最大，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不公。比如美国的黑人，虽然在1863年即获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的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受到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
再分配“三三原则”
缩小收入差距，保证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再分配。
但若方法不当，着力不妥，做过了头，再分配非但不能帮助穷人，反会使富人和中等收入者也变成穷人，造成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和社会动荡。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破产或濒临破产威胁着诸多欧洲国家，大规模罢工和社会动乱搞得这些国家焦头烂额，正是这些国家过度福利的恶果。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都非常有限，可以认为是小福利社会。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都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成为了大福利社会。从那时起，60年过去了，大福利在为社会稳定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
问题一：鼓励懒惰。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选择工作时付出了辛劳，却只能得到最低收入，还要增加许多支出(比如交通和托幼费)。因为福利收入很好，吃福利显得比工作更划算，这些人便选择了永远吃福利。宽松和高额的失业救济，也使得一些工人盼望失业。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有一些人，自己不想工作时，便与老板商量，要老板将自己解聘，好去领取失业保险。吃失业保险的期限快过了，回去工作几天，又故伎重演，再失业，再吃救济。更有甚者，不少穷人发现，福利收入会随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便在中等和高收入者忙于事业之时，抓紧时间多生孩子。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者越富，穷者得子”。这些穷人的孩子，受父母影响，也无所事事，不学无术，长大后又是穷人，形成贫穷的跨代遗传，也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二：入不敷出。时至今日，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为避免破产，只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疗费用负担沉重，靠增加排队与预约等候时间，使小病小痛者望而却步，迫使真想好好看病、收入又还不错的人，自己花钱去找私人医生。福利支出不堪重负的国家，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福利支出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避税的手段很多。屈指数来，这个买单者，非中产阶级莫属。中产阶级者，从小到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了事业，牺牲了诸多享乐，推迟了成家立业，不敢多要甚至完全不敢要孩子。好歹混到出头的日子了，收入刚刚上去，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30%、50%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给了那些整天游手好闲、长期吃社会福利的懒人。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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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也不得大谈福利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那么，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才能建立合理有效，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这类援助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且因为老弱病残基本不是个人的选择，它不会鼓励欺骗和懒惰。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直接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临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参加技能培训，从事社会义务工作才能享受失业救济，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良好教育。让广大青少年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这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利民利国的千秋伟业。因此，在各项社会事业支出中，对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把看病和入学的权利当作一项基本人权外，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在中国尽快尽早地全面实施。
总的来说，保障民众自由，提高国民素质，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民间创业提供广阔空间，是国家发挥民众力量，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不二之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只有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了，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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