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令：户籍的高墙

南都周刊新一期封面：城市自闭症
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尽管落户是无望的根，但是，外来者们依旧勇敢奔向大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齿轮下，户籍带来的成本差异，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大城市欢迎他们，更好的消息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各地户籍改革在破冰，甚至大跃进。
但是一夜之间，冰冷的现实豁然摆在眼前。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新一轮楼市宏观调控细则，将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横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
人们发现，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身份，20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定了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是外来者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城市通关路径。但是，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门槛、高墙还是鸿沟?
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将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一个国家里，它应该存在吗?
特约撰稿_莫之许
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2001家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洁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的大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政府，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也由此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
作为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他们进入沿海城市，习得技能，获得的收入虽微薄但也远超居乡务农所得，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业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看似三方获利的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之机，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失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是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最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下降了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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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还有个人自由度的提升，沿海港口城市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未来更有信心。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都根据户籍配给。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入户优惠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说明，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还是以户口为标准，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于人为地制造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唿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但是，与唿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1980年代、19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形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居住证)的人员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这也就意味着， 身份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夹心层”：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尤为甚者，2010年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为城市作出贡献的他们，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
随着上海、广州等10多个城市宣布跟进房屋限购令，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竟然在短短几年内悄然耸立起来。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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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拥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运行至今，在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拥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设立相应门槛，逐步将新居民彻底转化为本地居民，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吸引了外地劳动力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又能将其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体系。然而，一系列原因阻碍了制度变革的尽早出现：
首先，地方政府并无作出如此制度变革的权力，而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面临着繁多的议题，既然从表面上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速、社会相对稳定，也就缺乏动力推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
其次，在现行体制下，虽然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地人利益集团，但是，经济发展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为沿海城市带来巨大利益，维持既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此制度所支持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分配，就是有利于本地居民的，这势必会产生出一种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立场，成为延缓制度改革的因素。
不过，上述理由或许可以解释制度变革的迟滞，却无法解释近年来户籍高墙的悄然耸立。在我的理解之中，这一逆转应该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维稳压力有关。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管理，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庞大上访群体。这个群体所占比例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这一选择难在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短时间吸收消化;二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
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政府的现实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201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
外地人北京找北
限房、限车、教育差异化……已经彻底摧毁了非京籍居民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南都周刊记者_张小摩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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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30日，北京东五环外的梨园派出所。张文超将一摞证件及复印件交给了一位女民警，核对无误后，他的个人信息被逐一键入电脑。3分钟后，张文超从这位态度和蔼的民警手中接过一本棕色的证件，封面有令他胸口发热的五个烫金字——“居民户口簿”。
看着首页上红色的“北京市公安局”大印，他缓缓唿出了一口气。
7年来，张文超的奋斗就好像一场现实版的“通关”游戏。怀揣着那张“集体户口”卡片，从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开始，一步步买房、买车、结婚、生女……他觉得自己就像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路踢打着，踉跄着前行，走着一条已被设定好的路径。
不过，玩家永远不能决定游戏规则，这个游戏的玩家，也不止张文超一个。
天上的“户口馅饼”
“我们在阳光下喝啤酒，好像很自由的样子。” 张文超很喜欢这句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每次读来都觉得意味无穷。
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2004年的5月。那时，张文超刚到一家事业单位试用，租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地下室里。每月300元的租金，四五平方米的面积，没有窗户，夏天的床垫永远是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发霉和暧昧的味道。到了深夜，隔壁恋人发出或压抑或释放的床战声，经常让他彻夜难眠。他自己一个人，倒确实“好像很自由的样子”，可惜，地下室永远是看不到阳光的。
如果没有睡过地下室，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通关”玩家?
试用期刚过一个多月，张文超突然接到一个对他生活影响深远的电话：“你现在回学校一趟，办一下户口迁移手续吧。”电话是人力资源部的同事打来的。张文超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他来北京已经抱定了做“北漂”的想法，户口对张文超来说纯粹是一块不曾想象的“馅饼”。但没有任何征兆，这块馅饼竟然就掉到他的嘴里了。
北京户籍的意义，在之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在张文超身上显现出来。对他来说，它就是沉睡在北京人才中心的一张卡片，仅此而已。
2008年，张文超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户口终于派上了一次用场，他们不用回老家折腾办手续，在东城区的一座低矮的办公楼里，他们拿到了红艳艳的结婚证。一切都很迅速，张文超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了一场婚礼，举行婚礼的那座古色古香的北京四合院，仿佛是北京对外地人的一种接纳。
“每个北京的人，都有一个关于房子的曲折故事。”张文超说。在地下室住了三个月之后，他跟另一位同学合租了两居室，他终于在自己家里感受了一番“在阳光下喝啤酒”的味道。
结婚的时候，张文超已经开始独租，在西直门一套仅仅27平方米的蜗居里，两张电脑桌并排放在床侧，餐厅紧对着卫生间。那时候，他动了买房的心思，他打电话给自己一位熟悉房地产的同事，问，现在10万元首付能买房子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买不到，至少得15万。张文超想，再攒攒钱吧。
他认识的一个老乡韩鹏飞，比他早4年来北京闯荡，供职于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搞创意产业的，感觉这边机会多点”。他跟张文超说了自己用8000元买房的传奇经历：他跟一个老乡喝酒的时候，对方说，咱去买房吧，反正要在北京混了。
两人酒醒之后，还真去看房了，看上了东五环的价格便宜的房子。但韩鹏飞那时手头现金才8000元，他就让家里支援了1万，又借贷了2万，凑了3万多的首付款，竟然就把房子给买了!“房子是72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共17万多，一个月还贷才900多元。”韩鹏飞说。
玩“通关”游戏，入手早晚区别也极大。到了张文超来北京时，8000元买一套房就彻底成为了神话。
从“没意识”到“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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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文超为房子发愁时，2008年5月，北京开始推出了限价房的政策。张文超突然发现自己符合这个政策房的所有条件：北京市户口，家庭年收入低于8.8万元，名下无房。
当时限价房是个新奇玩意，2008年正逢金融危机，房价大跌，潘石屹预测房地产界将发生“百日剧变”，很多人持币观望。限价房的位置都不佳，大部分是位于四环或者五环外，所以最初竟然出现了很多弃购的情况。
囊中羞涩的张文超，还是被房子的低廉价格打动。每平方米4800元，虽然位置偏了些，但至少还没出北京行政区域。他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备齐了所有的申请资料，开始了限价房的漫漫征程。两年之后，经过复审等无数繁琐的程序之后，他在2010年11月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就在这两年里，原来这套被不少人“弃购”的房子，每平方米单价已飙升到了一万多。按这个价格计算的话，这套位于北京东五环的房子已经升值了80万。
并不是每一位“通关”游戏的玩家，都能玩“限价房”这一关。
张文超的同学王千马是典型的“漂一族”，他先后在济南、杭州、上海、宁波、北京工作过。他在杭州呆了4年，其间曾有一次内部价购房的机会，每平方米1万元，但他脑子里没有买房意识，没有出手。现在提起这件事情都悔青了肠子，“我失去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之后，杭州的房价越来越离谱，他工资的涨幅已经远远落后房价了。
2007年，在南方漂了一圈的王千马来到北京。大学时候，他就有骑自行车从济南到北京的壮举，他觉得自己与北京还是有缘分的。他对搬家越来越难以接受。从上海到北京，光是他的书，运费就花了将近1000元，这次搬完后，他想，“这将是我搬迁运动的最后一站”。北京无疑是文化中心，没有哪儿的文化资源比北京更多了。
“我曾想把北京作为最后的落脚点。”王千马说。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提供的数据，2007年11月底，北京市的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15162元，而到了12月底，每平方米的价格降为12180元，月环比降幅为19.67%。那时候，他攒了多年的积蓄已经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
这是他距离自己房子第二次的最近机会。但他想，也许还会继续跌吧，再等等。“后来的房价把我看傻了。”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最新数据显示，北京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20328元/平方米，同比大涨42%，涨幅居京沪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首。
不仅如此，2月16日北京公布的京版“国八条”，彻底将他的买房计划扼杀了。该政策的细则规定，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对无法提供北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北京市向其售房。
王千马不仅哀叹，面对低房价的时候，他一再没有买房意识;面对高房价的时候，他缺乏勇气;限购令一出，他守着攒了多年的首付款，突然发现自己连买房的资格都没有了。
“凑到了20万的时候，也是我彻底绝望的时候。”他说。有人给他推荐北京燕郊的一些楼盘，他拒绝了。“我就是冲着北京来的，到河北买房算是怎么回事?”
“仅仅晚了11个小时!”
住房限购政策之后，北京“通关”游戏之前的规则被打破了。
一则关于北京户口的段子广为流传：“北京同学来电，兴奋地说因为限购房政策，他的北京户口值钱了!买不了的外地人，先跟他假结婚，然后贷款买房，再离婚，他收房款1%作为安置费。丫兴奋得直打响鼻，说顺利的话今年可以结6次婚，娶6个媳妇。末了他感慨：做北京人，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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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戏谑的做法可操作性暂且不提。北京户口到底值几个钱，这其实是个可以尝试深究的问题。《山东商报》采访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马力，说，“在全国而言，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差别是33万，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就北京来讲，北京的差别现在是百万以上了。”
限房令之前的限车令，也是直接与户口相挂钩。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北京市实施购车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小客车数量，买车者必须进行摇号，而要获得摇号资格，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拥有北京户口。
面对限车限房的新政策，张文超的同行潘滨堪称是最失意的人。本来，潘滨准备去年春节后学完驾照，就马上买辆车，结果过了元旦，北京就出台了汽车的限购令。外地户口的潘滨没有资格，就想不如再借点钱买房子吧。他看上了北京东三环内的一套房子，60多平方米，总价145万，觉得挺合适的。
凑够了首付的钱，他连忙赶到中介公司去交定金。中介问他，北京户口有吗?他回答，没有;中介又问，5年纳税证明有吗?他回答，也没有。中介两手一摊，那你买不了房子了，北京开始限购了。潘滨急了，问，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政策的?对方说，昨夜12点。
他看了看表，当时是上午11点。“也就是说，我仅仅晚了11个小时。”
作为媒体人，潘滨之前就听到了限购的风声，为此，他还专门和媳妇请了几天假，到处看房子。“这次政策出得很快，条款又空前严厉。之前要1年的纳税证明，花5000元就能办。现在要5年，难了。”
“政府每出台一个政策，我就是这个政策实行的活标本。”潘滨自嘲说，“我在北京多少年都没有用。因为我的单位总部在广州，税全交给广州了。我媳妇工作两年半，时间也不够。”
现在没办法，只能等等看。潘滨不相信政府真的能把房价调控下来，“等我有资格买的时候，房价又涨了了。这个等的成本，又白白浪费了。”
在这场“通关”游戏中，房子和车子无疑是标志性的两大关口。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先买房还是先买车，是个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张文超选择了先买车，有同事对他的决定很不理解。张文超就给对方算了一笔账，一辆车就像是一套可移动的微型房屋，它大概四平方米，里面还有沙发，还有空调，有音响，可储物——这样的一套“小房子”总价最低只需要五六万元，何乐而不为?
这也许是浪漫一点带点虚荣的解释。除此之外，有一次狼狈不堪的经历也刺激了他。2007年一个雨天，张文超赶到市区之外的宋庄画家村，先坐地铁2号线转1号线，大望路站下车后，在冷风雨中等了20分钟，终于等来了那辆慢腾腾的930区间车。由于对路不熟悉，还坐过了目的站，被迫叫了个黑出租，拉了回去。当事情办完，张文超又在冷风中等公交车，心中竟然升起了一种悲怆的感觉。
多年之后，张文超看到新闻上说，马云抛售了大量股票套现引发很多质疑。马解释说，套现是为了给家人一个奋斗阶段的满足感。那一刻，张文超突然很理解马云。
130平方米换41平方米
让你把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换成41平方米的，你会欣然同意吗?
如果真的是在虚拟网络游戏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如果在现实中获得进京指标，很多人的答案就会是肯定的。张文超来到北京的第六个年头，就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周之浩，周之前在山东省政府工作，去年考公务员来到了北京。他之前在济南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一咬牙卖了，来到北京换了北三环一套仅有41平方米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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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蜗居，仅能供他和妻子、孩子三人居住，为了照顾孩子方便，周之浩又为父母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租金2000多元。孩子4岁多，费尽周折找了家私立幼儿园，每个月要交3000元。
“压力很大啊。”在北京居住了半年之后，周之浩感叹说。但他觉得这样值，“跑来北京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为了孩子。自己奋斗了三十年，终于赶了末班车，扒着北京的边了，一定把握住。北京的教育环境和发展空间优势明显，如果孩子能少奋斗点，自己受点苦，也认了。”
这是一场快速膨胀的城市人群对有限的优势教育资源、福利待遇的抢夺战。
据统计，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2009年年底已达到1972万人，突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从城市管理角度，北京或许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但是，目前“急刹车”式的控制方式显然引发了太多的争议。
有个近似极端的例子。IT网站编辑方琰，她的小孩已经三岁多了，还没上户口，最初是名字没定，后来就拖下来了。“之前有个想法，打算重新考研找工作，把北京户口落了。”她逐渐发现，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考研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很高，即使考上了，也未必找到单位留下来。“在职上研，不转户口，全职考，又没有收入。”
现在每月供两套房子要四千多元，还要养孩子、养车，方琰夫妻俩都不敢换工作。“为了照顾孩子方便，两人买了辆车，当时单位说能报销，结果买了又没法报销。”不过，很黑色幽默的是，她现在还是要感谢单位的忽悠，“要不现在限购摇号了，我们这些外地人又没资格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方琰还办了一个居住证，本来以为买两限房、孩子教育等都可以享受北京户口的同等待遇，但后来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办起来很麻烦，办完了，没用。”
最后和老公商量后，他们留了一个“后手”。她在长沙买了个小户型，以后万一孩子北京上不了高中，没法高考，就想办法把户口搞到长沙。“孩子在北京一出生就不公平，比如幼儿园上不了公立的，北京孩子如果挑学校一样要交赞助费的，但外地的孩子有钱，想交都没地交。”
玩家们蓦然发现，这场北京“通关”游戏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你不喜欢了，你可以为自己留条退路，选择离开。
“北京不需要你们”
“我觉得近期北京的一系列政策都旨在排外，我已经作好了闪人的准备，犯不上和北京较劲吧。”叶清漪说。
她和老公在北京拥有两套住房，也算是富裕的中产阶层了，但没有北京户口，她认为，这会让他们在北京生活越来越困难，年纪越大离开的话成本越大。前两年，她还对一些外地朋友蛮骄傲地说，北京比起上海来，完全不算排外的，“但如今倒是比上海还严重多了”。
孩子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隔壁的一家人，在北京做生意，孩子上了中学，是送到天津去读书的。对于我和我老公这样户口都不在北京的，有孩子后该怎么办?这是一件目前完全难以想象的事情。”
在她的理解中，这个排外倾向的政策背后的潜台词是：“北京不需要你们”。她感觉自己准备离开北京似乎是一种赌气行为，或者是某种清高和骄傲作祟：“北京你不需要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你。”在情感上，双方都开始了对峙状态。
如果说，之前逃离北上广的潮流，是出于对沉重生活背负的拒绝;那么像叶清漪这种“要闪人”的想法，则是出于“不愿与北京较劲”的无奈。限房、限车、教育差异化……已经彻底摧毁了非京籍居民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这座曾以包容著称的伟大城市也被彻底分成两个群体：当地人，或者外地人。
更多的“外地人”，觉得结束这场“通关”游戏的时间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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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超那些非京户籍的朋友，都已经有了离开的打算。那个醉酒之后买房的韩鹏飞，去年已经买了第二套房子，160多平方米，位于京东的河北香河。“离开北京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他说。
王千马彻底被击溃了买房的希望之后，离开的脚步更快了。“北京越来越傲慢了，”他说，“我们只是一群地位低下的客人。”他问自己，难道我拼命生活在这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只生命力顽强的小强吗?他的下一站，是成都。
张文超自己呢?一个多月前，他的女儿带着第一声啼哭声来到这座城市。出生28天后，她拥有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身份，看着户口本的下面添了一个新的名字，张文超掩饰不住的兴奋。
但现在，他不愿跟人过多谈论关乎户口的话题，借了体制的力量获得了这场“通关”游戏的暂时胜利，他为此感到羞愧。“我更期待户口在中国能早日成为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或者历史教科书里一个令人生疏的名词。”张文超说。
他当然明白，这个时间是无法预测的。
(应被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40万借读生 推不动北京高考门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北京报道
“喂，你好!我是章冬翠。”电话那头儿简短的自我介绍，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南方味，接着就是一长串儿亲切爽朗的笑声。
章冬翠是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人，现在是北京“好妈妈”协会的会长。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流动人口维权给他们的子女联系就读的学校。如果访客第一次来，她一般都会笑呵呵地站在地安门商场对面的方砖厂胡同口亲自迎接。
“丁旋估计等不到流动子女可在北京高考的那一天了。她正在准备5月份的托福考试和香港的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北京的高考考不了，温州老家又没有学籍，只有美国这一条路了。”丁旋是她的女儿，今年16岁，正在北京“借读”高二。官方数据显示，像丁旋一样，仅北京市中小学借读的非京籍流动人员子女就有四十余万。
过方砖厂胡同转辛安里胡同，是章冬翠的家。十平方米的平房放着两张搬床，这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家里最贵重的电器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海信电视。墙外是临时搭建的5平方米的客厅，紧挨客厅的是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的厨房。
“只听说富人把孩子送海外留学，哪有穷人也送孩子出去的，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章冬翠无奈地笑，带着些许自嘲。
26年前，江南小镇女教师章冬翠带着校长的介绍信孤身北上。当年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她希冀有一天能为镇上无辜被打的9位教师讨回公道，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她被打成脑震荡，卧床几个月。她至今保存着的当年整版披露此事的那份《浙江教育报》已经发黄，可她的事情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几年上访无望后，她决定先找份安稳的工作，之后她和做食品机械生意的老乡老丁结婚。2005年，她开始关注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调查。
“我很穷，丈夫老丁和女儿丁旋是我唯一的财富。”在丈夫和女儿的支持下，2008年年末，章冬翠数易其稿，推出了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旋即在社会上引起关注，也掀起了一轮关于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大讨论。
2010年5月份，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随后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子女就此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面对外地孩子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其间经历的艰难至今仍让章冬翠不胜唏嘘，“即使丁旋最后去了美国，我仍将继续努力，为其他非京籍孩子争取高考权。”
“三好生”
2000年，不满6岁的丁旋被章冬翠带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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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丁旋从小就表现出跟平常孩子不一般的天赋，古诗大人教一遍，她就能背下来。”章冬翠每次回温州老家，都教丁旋学说普通话，她很早就立志要让丁旋进北京最好的小学，将来做个北京孩子。
没料到，她找了几家学校都吃了闭门羹。后来，章冬翠求助温州籍在京官员帮忙后，才找到了当时的东城区帽儿胡同小学，章冬翠为此还拼凑了5000块钱借读费。
丁旋像其他北京孩子一样快乐地学习。四年级后，丁旋开始展露学习上的天赋，各科成绩稳居第一，年年做班长兼班级中队委，还兼顾着学校广播室和小电视台，每天忙得挺充实。
丁旋回忆，“五年级我想竞选大队长，班主任说我任班长和中队长比较忙，我就退了。”六年级，班主任再次这样劝丁旋，章冬翠到学校请求老师给丁旋一次机会，丁旋顺利竞选成功，辞了班长做起了大队长。
班主任事后一脸的不高兴，这让章冬翠大为不解。后来经其他的家长提醒，章冬翠才明白丁旋可能占了其他同学的“推优”名额。“我四五年级连续两年获得东城区‘三好学生’，六年级因‘体育成绩不合格’而没有获得，从而失去了评选北京市‘三好学生’的机会。”同学跟丁旋说，如果丁旋三次获得区“三好生”，就有机会获得市“三好”，但没有北京户籍，不能推荐重点中学，这样将浪费学校的一个名额。
升初中时，章冬翠求遍在北京的各种关系，跑了十几家学校，缴齐了借读费和赞助费，丁旋才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读书。“我告诉丁旋，你要用你的努力来证明你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这个16岁的高二女孩，在过去的11年里，几乎取得了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能够获得的所有荣誉：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航天征文竞赛一等奖;2009年，奥数竞赛北京赛区一等奖，第一届全国大中小学硬笔书法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章冬翠拿着细心装帧的女儿的获奖证书，足有字典厚，据称这还只是初中的一部分。“丁旋成绩始终是年级第一名，去学校开家长会，当时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会到门口接我，让我给家长们讲育儿经。”
但小学六年级时发生的事儿，很不幸又在一个初三女孩儿的身上重演。
这一次，年级组长把丁旋叫到办公室，先是夸奖她一番，接着让丁旋让出“市三好学生”的评选。章冬翠知道后当晚电话校长和教导主任表示不满，“第二天，又去找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和年级组长，我问他们，孩子评‘三好学生’凭的是成绩表现还是凭户口，他们当时哑口无言”。
“那天晚上，校团支部书记喊我出去开会，回来发现班主任已经在班里唱好了选‘好学生’的选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我一进去，班里顿时一片死寂。还有一次是初二时，市里组织学生去日本公费交流，我被选拔上了，但老师又称我被最后环节的抽签抽掉了，我是唯一被裁掉的也是非京籍的学生。”一袭校服的丁旋回忆过去的不公，没有愤懑，只是一脸恬淡的笑，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发现无论小学老师还是初中老师，他们向你宣布不幸的消息时，总会先猛夸你。”
按照2009年北京中考招生政策和报考条件，没有北京市正式户口的借读学生不能参加中考报名，按照规定可以在京借考。但章冬翠夫妇都没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即使在北京借考，能否在北京读高中依然是困扰他们的难题。
“新市民”
15岁时的丁旋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那些从小在北京上学并坚持留在这里的孩子(非京籍学生)，不知是幸福还是不幸。他们中有的或许拥有幸福的童年，享受过很好的教育资源，但他们幼小的心灵也早早知道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考试”与“借考”的区别，“本地”与“外地”的区别，他们或许早已将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故乡，奈何这里好像并不喜欢甚至不接受长大以后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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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孩子这么小，心里却这么压抑，我的心里直滴血，但我要更坚强，在孩子面前不能掉一滴泪。”章冬翠不停地擦着泪水，“上访被打我都没有哭过，但现在一想到孩子的前途就揪心。”这更坚定了章冬翠把流动儿童渴望读书权的心声反映出来。契机就在2008年“3.8”妇女节前夕“好妈妈”协会的挂牌成立。
那时，许多在京的流动子女家长多次向刚成立的“好妈妈”协会反映他们在北京的工作条件、生存现状以及孩子教育等问题。“许多孩子家长谈的最多的顾虑，就是孩子将要面临回原籍中考以及读高中的顾虑，看看章冬翠能不能帮他们孩子找到留京读书的机会。他们都是民工，一天到晚加班，连个教委的大门都进不去。”
其实这也是章冬翠面临的同样困境。在其户籍所在地的温州老家，孩子也早已回不去了：语言不通，教材不同;爷爷奶奶双双去世，家中没有一分田，也没有一片瓦……
“有时候帮家长联系教委和学校，一天可以打几十个电话，一个月话费二百来块。”章冬翠希望，通过不停地努力，也许就能打开外地孩子读书的一个缺口。
北京市部分退休市民建议章冬翠，“为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你都快跑断了腿，你应该把每天调研的经历都写下来，留给相关单位看。什么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中国人，北京本来就是移民城市。”
“好妈妈”协会经协商以口头和文字材料，向中央和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及在京各大媒体如实反映新市民的诸多问题。接着“好妈妈”又进行了调研，先后对北京市社区的退休市民、家长、学生，又向政府干部、教师、来京务工、商人等各界人士全方位了解情况，并走访了北京八大区、北京市和中央相关部门及在北京的媒体。
1985年，章冬翠到北京后，做过电梯工、小时工、保洁员，也开过眼镜店，卖过小百货，她自己挣的钱只够全家伙食费。老丁十年前已经不再做生意，白天蹬三轮，晚上看护一家食品店，一个月两千来块的收入。去年他看心脑血管病花了8万多元，一分也没有得报。
“早上老丁上夜班还没有回来，我就出去了，有什么剩饭就将就吃点。中午如果离家近，我就回家做饭吃。”这些可以省，但打印机不能省，八百多元买个佳能的。10年前买的台式电脑坏了，四千块买了台笔记本。章冬翠不会拼音打字，就花28元买了个手写板。
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晚上最晚12点才回来。“最欣慰的是丈夫和女儿都理解我，晚上丁旋经常跟我一起帮我记录整理，丫头文笔好，还经常帮我修改不通的句子。”
2008年下半年，《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出炉，反响热烈，得到了胡星斗、于建嵘、范亚峰、李方平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
学者胡星斗甚至还加入了该调查的研究与唿吁，2009年2月，胡星斗联合章冬翠公开发布了《关于非北京子弟上学权利的唿吁书》;胡也在凤凰卫视新闻大破解及中福圣山文化研究所宪政与三农问题研讨会上就该话题向社会疾唿。
高考权
2009年，丁旋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借考”，虽然考了527分，章冬翠也跑了十几家高中，“但各个高中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不收外地生，没有熟人，捧着钱都没有人要”。后来还是22中的校长看到丁旋成绩优秀，最终答应接收，不过3万元的赞助费和1.2万元的借读费一分都不能少，“其实这已经是优惠了，人家的赞助费都是五万”。
三年后的高考该怎么办?当时才爬过一座大山的章冬翠夫妇来不及喘气，也不敢想。
2011年2月24日下午，章冬翠等6名家长代表和2名志愿者再赴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递交唿吁书和建议。这是他们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8次去教育部、第6次去市教委。“我们计划一周去一趟北京教委和教育部，让他们听听几十万家长的唿声。”但他们数次去教委均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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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卡族”焦怀玲就是这些家长代表中的一员。在众多非京籍孩子家长中，她可以免除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孩子毛毛(化名)最终考入了通州区一所普通高中，因为理科成绩突出，孩子一直排在该年级前10名。
1996年焦怀玲夫妇俩来京发展，不久便购置了房产、汽车。两人的事业也都在北京，“我们托人找了一所寄宿中学，路费、打点关系、准备孩子生活用品等，花了近1万元”。
2008年7月4日高考网上报名的第一天，西城区展览路派出所辖区的高三女生玲玲(化名)，由于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自杀，幸被及时抢救。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自杀时，她称“就像一群乌龟都有尾巴，而我却是没有的那只，觉得别扭”。
焦怀玲也担心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心理：“我现在恨不得给孩子身上装上窃听器，随时掌握她的动向。”
章冬翠也一直关注着毛毛的报名情况，因为毛毛的今天就是丁旋的明天。“去年看到毛毛没有报上名，我们就死了心了，交了4000多元培训费，下定决心准备考托福去美国了。”章冬翠说，至于考上后费用从哪里来，还不进入日程，也不敢多想。
在“胡杨”、“烟暖”、“跳舞”等学生家长以及志愿者“天线”、陈家坪等共同维护的“我要高考网”上，自2010年3月推动“小升初”时就开始的签名，已经达到17900人次。每天早上五点多，十多个“争取非京籍学生高考权的QQ群”就开始闪烁，不眠的家长发着牢骚，相互鼓励，一旦网上有关于“流动人口高考权”的话题，他们都不会放过蛛丝马迹。
“北京开放了30年，至今也只有公交‘一卡通’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一位网民留言：孩子不能参加医保，外地人烧煤气98元一罐，北京市民烧才40元一罐。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让我们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工作纳税都在北京，孩子考大学的权利却被剥夺了呢!”
据2010年的统计，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非京籍登记人口有726.4万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回到原籍，作为北京的“新市民”，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同样为北京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透露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这个消息在群里引起家长们的一阵骚动，但有家长称去年教育部也曾承诺进行异地高考改革试点而最后无疾而终时，群里迅即又恢复了平静。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就此接连3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俞学文为此还设计出一个方案：所有在居住地城市取得中学六年学籍的非城市籍全日制在校生，其间父母一方连续六年以上在居住地城市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的，拥有在居住地城市参加高考的权利。
现在，“跳舞”和11岁的儿子每到周末便去地铁站和商场，征求家长的签名。“我们不想让11岁的孩子知道太多，但他最近不但主动要求去签名，还不断问大人，‘现在开两会了，那些大人会讨论我们的问题吗?’”“跳舞”无法回答，唯有鼻子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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