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的冬春

3月13日，日本福岛周边的一些民众接受核辐射检测。
核的冬春

以日本福岛为圆心，对核电的惊慌在日本和世界各地蔓延。人类在上个世纪40年代开启核大门，尝试掌握太阳的能量。一路走来，收获、危险以及种种不确定，一直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意志。
在日本由于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奔赴日本，以及曾经发生过严重核事故的美国，遍访核危机中的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以及权威的核专家，努力寻求对核能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太平洋两岸，漫长的路途上，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全世界将从此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人类不能就此对核能失去信心。人类的智慧和科学的进步，将为我们提供更加清洁和安全的核能。
核灾过后，生活还要继续
在日本人看来，核危机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有着更为深切的忧虑。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这次之后可能又会加剧。日本人对待灾难的态度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继续往前吧
日本震后第八日的晚上，东京人像往常一样去酒馆遣烦解愁。东京小岩附近的一家“居酒屋”中显得十分热闹。老板娘一直忙着为客人端菜拿酒，店中香烟缭绕。电视上仍在播放着从3月11日以来救灾进展的回顾。但除了新闻频道严肃地探讨核问题之外，一些电视台也开始恢复了一些明星访谈。
小岩在东京最东头的江户川区，地价便宜，居民大都是最普通的上班族和蓝领阶层，有着东京最道地的市井文化。
涩谷先生是这家小酒馆的常客，他的老家在重灾区青森县，几乎被海啸摧毁。“我们住在那里，就知道有受灾的可能。”40岁的涩谷是一名装修工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核辐射我们也怕，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这些事，所以还不如出来，大家喝酒聊天。”老板娘在一旁附和，“这两天生意很好。”
不光是这里，银座和六本木这些东京最热闹的地方也开始恢复生机。穿着时尚的人们开始上街购物。紧绷了几天的心弦从这一天开始似乎有所缓解。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核威胁一直在考验着人们的神经。
和小酒馆的热闹相比，东京机场的到达厅门可罗雀。19日中午从北京飞往东京的航班上空置着80%的座位。很少的外国人在这个时候前往日本。

3月21日，日本宫城县，两名儿童正在一处受灾后的校园里玩耍。
东电的合同
在江户川另一边的千叶市，做机票票务工作的孙敏有些坐不住了。连续几天都在为大批侨民订票回国的她，开始认真考虑把儿子送回中国。孙敏和丈夫李涛1990年代初来到日本，如今已在富庶的工业城市千叶买下一套公寓。他们上初中的儿子明明从小生活在这里，虽然一家人保留着中国国籍，但儿子早已把日本当作了家乡。
明明有时在网上和同学聊聊关于核辐射的事，但没人重视。对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来说，生活里有着太多比核危机更有意思的事情。
“她大惊小怪！”明明瞥了一眼旁边的妈妈。孙敏无奈地笑笑。“我们两个走不了，工作、房子都在这里。半个根也扎在这里了。可是我们就这一个孩子，还是想让他先走。”孙敏说。
3月24日原本是明明学校里一个重要的庆典，所以他坚决不回国。一旦他像逃兵一样地离开，也许再也无法被日本同学接纳。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学校发出通知取消了24日的活动。此时已经是日本学校的春假。孙敏决定不再与儿子搞民主协商，执意订下了一张23日的回国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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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里一直在说调查中。日语这个语言本来就有很多可以自己揣测的空间，这次的事件上，日语算是发挥特长了。”李涛半开玩笑。
李涛作为一名网络工程师正在为东京电力公司设计一套收取电费的网络系统。短短10天，分包给他工作的这家公司已经变得全世界知名。
东电公司本是以一个以极好的企业形象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技术先进，服务质量上乘。得到东电公司的合同，曾经让李涛十分得意。到了东京读读那里的杂志、报纸，再看看电视，可能最经常看到的广告便是有些像米老鼠的东电公司的标识了。
在日本的关东地区，任何人的生活都不能离开东电公司，只要有电线杆的地方，就有东电。三四千万人的生活都靠东电供应的电力来维持，对于东京周边的人来说，缺了首相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缺了东电生活就得回到100年前的明治时代。
现在日本乃至世界都在盯着福岛，关注着“福岛50勇士”。尽管“50”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虚数，有更多的人冒死参加了这个勇士队伍。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东电福岛核电站事故能否处理好，事关日本的安全与稳定。
李涛的老母亲从中国打来电话。“电话里闹得不行。反正那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不管用任何办法都要回国。一分钟都不要在日本呆了。”李涛摇摇头。
美国政府已经告诫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日本。而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也已经撤往大坂。
李涛对于老人只能一边应付一边安慰，“我就说已经订了机票，正在交接工作。如果恶化马上就走。”他说，“实际上根本没订票，哪走得了呢？难道我们就再也不回日本了？”
孙敏和李涛会继续留在千叶的家中，他们的儿子回国后，他们就能安心不少。李涛仍在担心东电公司以后的效益能否支撑给他足够的生意。

3月15日，日本石卷市，一些幸存者在后背贴上写有失踪家人名字的纸张，向民众求救。
原子弹爆炸与核电站泄漏是两回事
从近日变得举世瞩目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到东京之间的路途上会路过埼玉县。3月20日这一天，埼玉的街头仍熙熙攘攘。很多路灯上都悬挂着大熊猫的招贴画。离这里不远的动物园迎接到了一只大熊猫。而在平静景象的一站地之外，是埼玉超级竞技场。
埼玉超级竞技场最初计划容纳多达5000名的核辐射灾民，目前已接纳了大约2500名灾民。人们拖家带口，并带上了比预计的要大得多的行李。超级竞技场通常是日本流行艺人举行演唱会和举办足球赛的地方。
许多灾民来自东京以北240公里福岛核电站19公里范围内的高危辐射区。日本政府认为这一地带不安全，不能居住。还有一部分人居住在距福岛第一核电站19至29公里范围内的地区。
在大约有27000个座位的超级竞技场，数百人围成一团，手里拿着装有毛毯和食品的塑料袋，等待官员告诉他们往哪儿去。在灾民下车时，有人播放“辛苦你啦”这句话的录音。在日本，这句话通常是对经历了漫长磨难的人说的。
在运动场上面几层，一群群志愿者站在折叠桌后分发各种物品，有热水、蘑菇汤，还有免费的报纸。广播系统用日语、英语和汉语播音，尽管从福岛疏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
“我不担心那些灾民会把核辐射带过来。我更关心他们怎么能重新生活。”五十岚坐在埼玉的一家咖啡馆里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日本人，他与这些灾民感同身受。
已经39岁的五十岚在埼玉的一家保健品公司工作，尚未结婚，至今仍与父母同住。在核危机出现以后就和父母多了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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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辐射，五十岚已经70岁的父母有着更为直接的记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他的父母拥有一家很大的运输公司。公司一位员工在体检时查出了白血病。医生在询问家族史时发现，这位来自广岛的员工其外祖母曾遭受广岛原子弹的辐射。虽然在每年核爆纪念日，日本媒体都会对长崎、广岛核弹事件做回顾报道，但这个残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眼前，还是让五十岚的父母震惊。
所以，在这次核电站放射物泄漏的消息披露之后，他的父母比五十岚更加谨慎。“但是他们也明白，原子弹爆炸与核电站泄漏是两回事。”五十岚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和同事们也会讨论关于核辐射的新闻，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在不断停电的情况下保证工作正常进行。他们的老板正常地向他们交代工作，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核危险的事情。
五十岚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保持着工作状态，似乎这几天核危机的起伏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唯一的改变就是这家经营保健品的公司很难再与中国合作方的工作人员见面。“中国人不来日本，我们又很难订到去中国的机票。见面商讨都改成视频会议了。”五十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休息的时候，五十岚和同事也会私下查查关于核辐射的危害。“也都关注吧，但是也没太害怕。核辐射肯定会有，但是觉得还不至于危害到身体。”五十岚说。
日本同样有小道消息。五十岚接到了一个经过数次转发、没有源头的短信，“我朋友的爸爸在千叶的炼油厂工作。那里发生爆炸，有严重辐射。请大家出门打雨伞，穿厚雨衣⋯⋯”
“朋友的爸爸到底是谁，谁都不知道。”五十岚大笑着说，“我们也就是看看就算了。”
与老年人只能关注NHK不同，五十岚也关注西方媒体的报道。几乎每一次确定核辐射的危险等级时，欧美国家的判断都比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要严重一些。“我觉得日本政府也会考虑是不是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五十岚说。
和他的观点类似，现居东京的濑野在关于核污染的问题上更相信美国的判断。他刚刚得到了一份三菱广州公司的工作，原本计划3月13日飞往中国。濑野今年35岁，娶了一位小他5岁的中国太太。
“欧美对于核问题应该比较权威。”濑野说。但是他认为日本和西方在公布数据上的差别并不是因为日本政府刻意隐瞒，而是“日本人很谨慎，没有120%的确认，政府不会公布。”他说，“而且东电公司、政府和日本媒体都是独立的三方，在汇集信息上会有时间差。总体上，我们日本人感觉政府还是比较有把握和乐观的。”
“并不是所有核电站都不安全”
濑野并不是东京人。他的老家在南部的四国，一个距离东京1000公里的地方。他的父母并未因这次核危机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返回老家。
“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核污染，而我正好要去那个地方，我父母可能不会同意。但是目前的状况，我们只是互相说‘应该没问题吧’。”濑野说。
在核危机消息最混乱的时候，濑野曾经和妻子商量，如果她愿意，濑野同意她先回中国，虽然已经结婚，但妻子毕竟是外国人。但是最终妻子选择留下。
五十岚对于大批中国人撤离表示十分理解。“面对灾难，外国人就是外国人嘛，这很正常。”他说，“但是日本人有一句话叫‘一所悬命’，意思是说在一块土地上一直耕耘下去，不离不弃。我们能去哪儿呢？”
李涛、五十岚和濑野都清楚记得危机的转折点：3月19日。
3月18日，核污染的传言和恐惧几乎达到顶峰，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向好还是急转直下。当天晚上，东电公司常务董事小森明生在发布会上向日本民众公开谢罪。濑野去往广州面试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下去，他将机票改签到20日下午的航班。他的中国太太决定继续留守东京观察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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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之后，形势开始逐渐明朗起来。日本动用了无人消防车等设备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几个机组持续喷水降温。电视新闻不断地播放着这些画面。“其实早用这些设备，也不会这么被动。”李涛说。濑野也有着类似的观点，虽然他一直信任日本政府的消息，但也觉得东电公司和政府的作为有些迟缓。
随着停电的规律可以事先发布，电车大致恢复运营。日本市民的生活开始恢复。
3月20日，银座街道上满是购物的人群，奢侈品广告牌周围的射灯依旧灿烂，餐厅悉数开门营业。只是有的店铺因为自觉节电比平时早关门半个小时左右。一些画廊也开始办起了party。
在这几天的核危机中，人们大多有了对于核电站的判断。濑野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地说，“地震引发了这次核事故，但是周围还有其他的核电站没事。福岛县第一核电站是40年的老电站。这说明事故是个案，并不是所有核电站都不安全。”
“在这次之后，我们都会明白核电站并不是一定安全。我们会注意这一点，但是核电站毕竟是一个经济的方式，对于用电量很大的日本来说，没有其他办法。”五十岚说着类似的话。
20日下午，濑野飞往广州。他的太太将可怜的小狗寄养到宠物酒店，自己订下了24号的机票去帮助丈夫安顿生活。五十岚仍然继续工作供养因为经济泡沫破灭而破产的父母。
在日本人看来，核危机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有着更为深切的忧虑。“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这次之后可能又会加剧。”五十岚说，“日本人对待灾难的态度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只能继续往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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