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奇人捐2亿做公益 条件苛刻确保善款发放(图)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区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曹德旺开心地戴着受益农户赠送的民族帽 CFP供图
“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2010年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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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6个月送到9万多农户手中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在发放过程中不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再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管理费比例不能一刀切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表示：“3%的管理费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至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至3倍。”康晓光说。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至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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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至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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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
“高调行善”“低调行善”都有利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8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无论是像陈光标这样的“高调行善”，还是默默无闻的“低调行善”，都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利。
“陈光标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奉献爱心的人士，他在近些年慈善事业上的表现和贡献，社会公众已经有所了解，我认为他的慈善行为是好的，是具有倡导性和带动作用的。”李立国说，“行善的理念和方式既有共同点，又有个性化，可以从个人的实际出发，在慈善事业的贡献中来体现。”
李立国表示，慈善事业的宣传对慈善事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也在此间表示，要大力弘扬慈善理念，宣传慈善文化，营造慈善氛围，让慈善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或者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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