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世界

3 月11 日，日本东部海底发生里氏9.0 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2、3 号机组和第二核电站的全部4 个机组均成功实现“停堆”；第一核电站另外的4、5、6 号机组处于定期检修状态。在“停堆”后，核燃料棒仍然放出大量自衰变热量，需要继续进行冷却，直至实现“冷温停止”的稳定状态，所以在“停堆”后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启动以维持冷却水循环。
然而一个小时后巨大海啸带来的洪水淹没了柴油发电机，导致水泵缺乏电力供应，第一核电站的4 台机组先后丧失冷却功能，出现氢气爆炸并造成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
日本独立核危害调查机构（CNIC：Citizens’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 ）唯一的外籍专家澳大利亚人菲利普· 怀特（Philip White）在日本调查核安全问题长达16 年之久。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他认为，“福岛核事故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仅次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第二大核事故。不久之后，福岛核电站的事态也许会变得更糟糕，甚至比切尔诺贝利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对于目前还难以控制的核危机，日本首相菅直人也深表担忧，并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官邸会见内阁特别顾问笹森清时，甚至表示“必须要设想如果东日本全毁的状况”。
欧洲能源专员冈瑟· 厄廷格将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形容为“现代启示录”。他表示，日本政府“几乎失去了对福岛核电站的控制”。
至此，几代日本领导人奉行的“核能立国”神话正逐渐在民众和政府官员心中破灭。

“阿童木”的威胁
“铁臂阿童木”一度风靡日本，1980 年代也曾经是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动画形象。“阿童木”英文即“Atom”，意思是原子，“原子男孩”的受欢迎程度，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对原子能的渴望，而阿童木从上世纪60 至80 年代活跃在荧幕上，也正好印证了日本核电高速发展的时代。然而超级“阿童木”在造福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巨大安全隐患。 作为少数几个受邀参观日本岛根核电站内部情况的中国人，日本问题专家陈言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回忆说，“福岛危机”并不是日本第一起严重的核事故。上世纪90 年代发生的茨城县东海村的核电站事故是他在日本15 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
1999 年9 月30 日上午10 时35 分左右，位于日本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的核燃料加工厂，3 名工人正在进行铀的一个纯化步骤。一名工人为了缩短工作时间而违规操作，把一个不锈钢桶中富含铀235 的硝酸盐溶液通过一个漏斗倒进沉淀槽中，另一名工人站在沉淀槽旁手扶漏斗，第三名工作人员在距沉淀槽约几米的办公桌旁工作。根据推算，铀的临界量为2.4 千克，而这名工人却将16 千克的铀硝酸盐溶液全部倒进沉淀槽中，于是即引发了链式核裂变反应，在瞬间三名工作人员都看见了“蓝色的闪光”，γ 辐射监测报警器立即鸣响，临界事故已发生。三名工作人员当时距离辐射源分别是65 厘米、1 米和2.6 米，全部受到了因核裂变产生的辐射。
核突发事件发生后，工厂周围环境中的辐射剂量水平上升到平常数值的7-10 倍。据统计在这次事故中，受到不同程度照射的人员有213 人。三名核突发事件当事人虽经医院应急抢救，但其中一人在核突发事件后第82天死亡，一人在核突发事件后第210 天死亡，另一人因自身恢复较好，在核突发事件后第三个月后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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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厂的总经理木谷是陈言的朋友，当时57 岁了，事发前一个月刚派去当总经理。“虽然并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也没有个人的法律责任，但他作为领导觉得难辞其咎，怀着极大的负罪感剃发为僧，和其他部下现在仍在寺庙里惦念那两名死去的同事。”陈言回忆说。
“东海村事件”让日本人对核能的“忧虑度”在1999 年前后从21% 增加到52%。“在一次对日本全国1052 名成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4% 的受访者对日本的核计划持‘批评’或者‘谨慎’态度。38%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应该寻找其他能源。”《日本的能源》一书作者朴光姬指出，“公众宁愿做出非核能的选择，太阳能／风能占62%，而核能仅20%。”
除此之外，曾被环保网站（webecoist.com）评为全球十大严重核事故的“美浜事件”同样发生在日本。据当年的路透社和共同社新闻中称，2004 年8 月9 日，东京以西约320 公里的日本关西电力公司美浜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3 号机组蒸汽涡轮冷却水配置管道破裂，喷出大量140℃、10 个大气压的蒸汽，致使5 名工作人员死亡，6 人受伤，万幸的是，没有发生核泄漏。事故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冲刷作用使管道管壁不断变薄，强度减小，在压力下发生破损所致。美浜核电站坐落于东京西部大约320 公里的福井县，1976 年投入运营，1991 年至2003 年曾发生过几次与核有关的小事故。2006 年，美浜核电站又发生火灾，导致两名工人死亡。

利益共同体掩盖的安全隐患
福岛第一、二核电站共有10 台发电机组，其中第一核电站的第1 至4 号机组在1971 年到1978 年间投入运行，均已达到或接近服役寿命。在“3·11”地震海啸造成的事故中，第一核电站的第1 至4 号机组均出现了严重事故，而第二核电站的机组相对服役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可控状态。
“设备老化是日本核电站的通病，但是政府和核电产业并没有诚实对待公众。” 核安全专家菲利普· 怀特对《外滩画报》说。
原东京电力副社长竹内哲夫也曾对媒体回忆说，核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不承认设备和机器会老化甚至损伤，“他们坚持核电站永远是新的”。 这并不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次暴露出安全隐患。早在2002 年年底，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就曾做出决定，对东京电力公司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反应堆处以停止一年运转的处分，原因是其在1992 年进行的国家安全检查中有严重的作弊行为，将原来有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密封舱伪造成合格的密封舱，欺瞒政府的安全检查人员。有媒体披露称，自1987 年到1995 年，东京电力公司篡改伪造安全检查记录29 份，约100 名公司员工参与了篡改。这是日本核电发展史上最严重的处分。根据媒体估算，核电站停运一天，就将损失数十亿日元。
“他们害怕自己的公众形象因为核事故而受到打击，所以即使是丑闻，他们也习惯于掩盖问题，而不是承认问题。” 菲利普· 怀特说。经营商试图伪造报告、封锁信息，并有选择地编辑事故录像来掩盖事故真相，真相败露后受到公众抗议，最后迫使该公司一名公关经理自杀。
批评者认为，围绕核电形成的巨大利益共同体成为了掩盖核电安全隐患问题的联盟。
按现行价格计算，核电站的建设费用大约为2000—5000 亿日元，对核电的大规模投资给核电承建商和建筑商提供了利益，而核电承建商和建筑商的巨额借贷同样也给银行带来了安全而又稳定的收益。围绕着核电的建设，电力公司、核电承建商、建筑商和银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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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围绕核电建设的巨大权益还为执政党获得政治资金提供了便利，并且为政府官员离职后谋求出路和利益提供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围绕核电建设的权力共同体。 在日本核能源政策以及利益和权力共同体的诱导下，伴随着核电的发展和未成熟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引发出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例如，铀浓缩离心分离机的高故障率致使鸟取县人形岭工厂至今处于关闭状态、关西电力美浜二号机组阀门断裂事故(1991 年2 月)、作为处理核燃料的日本快速增殖反应堆核泄漏事故(1995 年12 月)、东海核废料再处理工厂爆炸引发火灾和核泄漏事故(1997 年3 月)、日本核电敦贺二号机组热交换器冷却水泄漏事故(1999 年7 月)。在铀转换设备方面也事故频发：东海村核燃料加工厂发生的临界事故(1999 年9月)、围绕进口的高能放射性原料铀钚混合氧化物出现的数据篡改事件(2000 年2 月) 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核能利用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隐患，随时有可能对人类和环境带来难以预知的损害。
《读卖新闻》评论称，尽管此次大地震的严重程度超过想象，但“核电站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安全”，是东京电力公司对核电站经营不善才酿成大祸，领导层必须“ 集体谢罪并承担责任”。截至记者发稿当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已经将日本这次核泄漏事故等级从4 级提升至5 级，同1979 年美国著名的三里岛核电厂事故并列。
“我想，如果有人为了挽救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死去的话，东京电力公司的董事一定就是把刀放在旁边随时准备自杀谢罪了。”陈言说。

东瀛岛国的资源缺乏症
目前日本拥有核电站55 座，在“3·11”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全国有54 座核反应堆处于工作状态，总装机容量约490 亿瓦。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2008 年，日本核电发电量达2440 亿千瓦时，核电占日本全国发电量的24%，2009 年上升为29%。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17 年将核电比例上升为41%，在2030 年达到50%。
“福岛核危机”事件发生后，在华的日本学者加藤嘉一评论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核武器是日本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主流社会永远不去讨论的禁忌话题。但是，日本同时也是一个极其缺乏资源的岛国，地下没有石油和煤炭，这类能源全都要靠进口。”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日本民众和媒体始终对发展核能源存在质疑之声，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在日本狭长的海岸线上矗立起一座又一座核电站，以及数量庞大的其他核设施。
根据2004 年的《能源白皮书》介绍，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进行的一项模拟演算显示，如果不再增建核电机组，到2008 年电力供应将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需要，日本制造业的产值将比实际减少19 万亿日元，个人消费将减少12 万亿日元，整体经济将停止增长。 对于能源极度匮乏的日本来说，能源危机是几代人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日本能源自给率极低，随着战后确立的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日本能源自给率更是急剧下滑，早在1960 年，日本的这一比率还高达56.6％，而到2000 年已降为6.0％，与同期将近4 成的粮食自给率相比，对比极为鲜明。
1954 年，一份包含2.35 亿日元的日本核能开发预算首次在日本国会众获得通过，据称2.35 亿的数字就来自于铀“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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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日本政府相继出台“所有核能开发在公开及研究人员民主运营下自主进行”的“自主、民主、公开”三原则，1955 年颁布《原子能基本法》及1956 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后，1958 年日本终于开始了全面的核能开发。1966 年，根据“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美方无偿援建了位于茨城县东海村日本原子能研究所一号反应堆。
尽管当时围绕核电的具体技术模式以及安全性问题还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有待研究，日本学术会议对这样的做法也持保留态度，但日本政府出于日美战略联盟上的考虑，还是在这一技术尚未成熟阶段引入了核电，并选定了今后核电的发展方向。
1973 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引起石油价格暴涨，造成了日本的通货膨胀，也严重打击了过度依赖石油的日本经济。石油危机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迎来所谓“脱石油”时期。而火力发电由于直接污染严重，在选择建立发电厂址时遇到很大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利用核能发电的新举措。
根据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原子能白皮书》提供的数据，在日本油电、煤电与核电的成本分别为每千瓦时13.06 日元、10.45 日元和8.9 日元。随着核电站的大量建造，核电站建造时间的缩短，核电的成本还将下降，而煤电、油电和气电等的成本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和资源的减少将会不断上升。
2006 年5 月29 日，日本颁布了《日本新国家能源战略》，提出了“核能立国”计划：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继续推进供应稳定、基本不产生温室气体的核电建设，2030年核电比例从当时的29% 提高到30-40%，甚至更高。“政府和核电企业不断地鼓吹‘日本是一个能源穷国’，给大众洗脑，让人们忽视日本在能源或者电力系统中的种种问题，让人们相信核电即使不受欢迎，但是它却是大家唯一的希望。” 菲利普· 怀特说。 朴光姬在《日本的能源》一书中提到，日本政府在原子能研究上投入巨大，除了提供高额研究经费，还对工作人员提供高工资和各种“危险职种津贴”。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的食堂面对着宽广的庭院，小河流水，绿草如茵，胜过东京都内的高级饭店。甚至对前来参加就职考试的人，无论合格与否，都会按规定给予交通费用。
据统计，2000 年日本围绕高速增殖反应堆和核燃料开发研究投入的预算总额为35614 亿日元，如果将高放射性废弃物地面即时处理研究和地下深层埋藏研究包括在内，预算费用还将增加5 倍，而同期针对可再生能源投入的研究费用仅为5029 亿日元。这种疏于对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核废弃物处理进行研究的局面，必将增加未来日本能源需求的不确定性，并遗患于后世。
“日本政府曾说，发展核电很安全，是解决日本能源匮乏的很好手段，如今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地震来了，核电成了最不安全的能源，不但脆弱，而且还具有强污染性。”菲利普· 怀特说，“目前在日本运行的54 座核电站，百分之一百都建在地震带上，我们早就警告过日本政府，在地震带上建造如此多的核电站是疯狂的。如今在福岛上演的核危机，其实完全可能在日本的其他核反应堆上再次上演。”

“福岛危机并非因为设计失败”
“ 如果不是海啸袭击，福岛第一核电站能靠电池、柴油机和海水来冷却，我觉得就凭它的坚固度，即使轰炸机去攻击它，即使遭遇坂神大地震那样的打击，也不会让福岛核灾难发生。”旅居日本15 年的陈言对记者反复强调。“9 级地震引起的十几米高海啸，是当初所有人都不曾预见到的极端自然灾难，它并不说明福岛核电站设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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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专家李洪训也对日本核电设计的安全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的核电发展，其法规标准很齐全，设计要求很高，在研究程度上是世界顶尖的。”
事实上，在“福岛危机”发生前日本核电站不止一次遭遇过地震。日本地处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在这里既受板块边沿强震的影响，又受板块内地震的影响，是世界上地震发生强度最大、地震发生频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1970 年，日本核能专门委员会抗震设计分会出版了《核电厂抗震设计指南》，给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后新建的核电厂都按新制定的《指南》进行抗震设计。李洪训认为，正是因为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日本对地震及抗震的研究堪称世界一流，这也保障了日本核电站的抗震安全。 2007 年7 月16 日，日本新县上中越近海发生6.8级地震，导致了柏崎· 刈羽核电站7 台机组不同程度发生核事故。柏崎· 刈羽核电站与福岛核电站同样隶属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据东京电力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向媒体的透露，7 月16 日地震发生时，柏崎· 刈羽核电站的1、5、6 号机组处在检修状态，处在运行状态下的2、3、4、7 号机组自动停堆，所有机组均保持在安全状态。
地震期间，该核电站有两起放射性泄漏发生。一起是7 号机组的主烟囱放射性物质的泄漏，该放射性物质来自主蒸汽发生器的冷凝器，其根本原因是操作员延迟关闭汽轮机密封蒸汽通风，造成冷凝器真空破坏，致使其中的放射性物资泄漏出去；另一起是乏燃料水池的放射物质水因地震溅出，并沿着贯穿电缆线滴漏到非控制区的排放水中，最终被排放到大海里。
尽管出现核污染，但实际上柏崎· 刈羽核电厂地震引发的事故并不像人们预计的那样严重。之后赴当地评审的国际专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核电厂在地震中采取的安全措施符合标准，地震后只发生了极少量的核泄漏，不足以对公共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核电厂受损的部分并没有影响到反应堆的安全。柏崎· 刈羽核电厂在震后被安全关闭，核电厂遭到的损坏比预期的要低。
福岛第一核电站尽管在“3·11”地震中并没有受到直接破坏，但日本政府在海啸之后的抢修工作却被媒体批评为缺乏全局统筹与应对不足。日本《读卖新闻》在社论中称：“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存在问题。”受强烈地震影响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2 日下午发生爆炸，但日本政府数个小时之后才承认这一事故，并解释称是为了平
息民众的恐惧。《读卖新闻》在社论中质问：“这太晚了，不是吗？”
就如菲利普· 怀特所言，“对于核电站来说，地震和海啸甚至恐怖袭击都是威胁，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人类的决策失误才是核灾难背后的真正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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