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警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唿声的弦外之音

3月31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世界2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南京，参加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
本次大会所提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是一个棘手而又重要的变革方向。因为当全球进入到信用本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阶段后，“主导货币”的国家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危机管理的方式再次以本国的经济基本面为基础，而不顾主导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货币锚”作用，泡沫破灭和“救市”所需要的宽松货币环境，就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但是，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机和愿望，欧美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首先，欧洲是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法国总统又是今年G20的轮值主席，现在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改变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美元的“强势”已经让脆弱的欧元喘不过气来，再加2010年美国对冲基金借欧债危机，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有意做空欧元从中牟取暴利，更加让欧洲意识到若不改变美元霸权地位，欧元的成长就会障碍重重，欧洲经济也会不安全。
其次，中国是全球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机构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买家之一。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随时会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国财政部的救市计划影响，争取货币主导权，现在变得更加鲜明起来。为此，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出于这种发展战略的考虑。
第三，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和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它需要中国的财力支持，但它又担心中国竞争力在世界舞台上的渗透。于是，在积极争取让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提升地位（实际上让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的同时，又强烈要求中国放弃对汇率和其他金融要素市场的价格保护手段，目的是想以此削弱中国产业对外的价格竞争力。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链面前，以特别提款权（SDR）作为这场利益较量的切入点，相对其他的改革更为直观，而且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相对能够在全球达成一定的共识。
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在SDR份额上的提高，似乎达成了高度共识。不过，他们同时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场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完成。现在欧美决策层明明知道SDR机制不可能流通，却要求人民币不要拖SDR的后腿。这如果不是混淆概念，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样用 “倒逼机制”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因为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日本的大企业当年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被倒逼出了国内市场，推动了产业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现在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等冲击下，有不少产业资本已经转向了投资楼市的金融资本，造成产业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当年日本国内产业也出现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但是至少人家今天的产业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当年要素价格的剧烈变动而被抹杀。
我们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结合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加快国力强盛的步伐，要让民众尽快富裕起来，以提高他们抗衡来自要素市场价格变动带来的冲击。为此，现在任何西方“有条件”地对中国提升世界影响的赞誉之词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建议，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切勿洋洋得意，盲目自信而迷失方向——“破旧立新”不等于选择“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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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急于去打“破”自己擅长的、传统的产业竞争力，而我们不擅长的、暂时不具备条件的新东西又没有及时 “立”起来，那么，在一个看不到改革绩效（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来推动结构调整是不可持续的。东欧上世纪90年代初的激进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环境下去推进，所以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
此外，我们要通过支持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强化全球一体化监管的唿声，甚至可以配合美国政府修复和规范本国金融体系所做的努力，以弥补我们因金融体系不成熟所造成的财富管理能力上的缺陷。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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