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离中国人有多远

瞭望东方周刊封面：追逐“幸福”的幸福
追逐“幸福”的幸福
编者按
2006年底，当本刊抽取7000个样本，首次对全国31个城市进行居民幸福感调查时，“幸福感”还是个新鲜词汇，以之衡量城市发展品质更是首创。当年，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名第四。
到2010年底，本刊推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已连续五年，并展开地级市和县级市两个序列，而“幸福”也继“和谐”之后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级词汇。
一般而言，对于幸福感的度量，一者基于综合指数，由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客观数据加权平均;二者是直接问受访者的主观感受，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本刊选择了后者。
五年来，由居民为城市打分，构成幸福感的整体评价。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氛围、交通状况、政府执政力、治安、发展预期、房价、物价、医疗质量、教育质量、生活节奏等等，越来越多的内容，列入居民幸福感的打分表。
五年的幸福度量，我们有这样的感受：
其一，幸福内涵丰富，超越了经济增长。
幸福学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发展经济无疑会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与幸福的关联度就会减弱。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美观程度、自然环境等不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总体幸福感就会增加0.3个单位;而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娱乐、城市发展等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是0.15。
其二，幸福来自愿景。
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信心”。在本刊以往的调查中，“发展预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2009年将县级市也列入幸福感调查序列之后，一个意外的发现是，“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在发达地区的小城市找到了更实在的发展期待。
幸福，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当“幸福”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当这个温暖而丰富的词汇被写进政府规划，基于五年来的调查，本刊更希望从执政者到公众，能够理性冷静地面对，不执着于统计数据，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苛求“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幸福之途没有终点，只有眺望的目光。
当“幸福”来敲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嗅觉敏锐的外媒注意到，“让人民幸福”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调。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幸福感”是中国政府今年工作的主题，政府为此将降低通胀，实现更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而非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从而造成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
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被视作中国高层着力传递的政治信号，也被视作“幸福中国”的第一级台阶。
全国两会开幕前四天，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总理将幸福归纳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强调的是民众的“尊严”。
回复该发言

全国两会之前纷纷登场的地方两会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发展思路的新抓手。北京唿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全国“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而在全国两会的殿堂内外，“幸福论”更加热烈。庙堂上下，不分阶层，无分畛域，都有人提出该用“幸福指数”替代GDP，作为衡量中国发展的标准。“幸福”这个老词儿，成了极具感召力的“新话”。
此轮“幸福论”并非务虚，其背景是中央高层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它将成为今后5年甚至更长时期衡量中国及地方发展情况的标准。
最迟至科学发展观提出，中国决策者对于过去发展模式的担忧和转变思路的努力已持续有时。2011年两会释放的“幸福论”，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等观点的再次融合和表达。
公众纷纷在网上“晒”出幸福观---基本生活保障、公民权利行使、民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畅通、社会公平正义，都在其中。公众“晒幸福”是对决策者的一种期盼，也是一种提醒：幸福基于民生，但内涵不止于民生。
而最高议事殿堂内，代表委员也在对炙手可热的“幸福指数”提出冷静理性的建言：幸福感是老百姓的主观感受，要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以往统计数据的重组，不能“换汤不换药”;谨防“幸福指数”重蹈“GDP数据崇拜”覆辙，指标无罪，考核体制须变革。
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之后，“幸福中国”承载了人们对于中国提升发展质量、规避发展陷阱的深深期许。在一片热议声中，冷静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与聆听。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前，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刚刚在两会小组讨论中发完言。当时有委员提出，应给GDP增长设上限。这位民进中央常委、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插话说，“十二五”后他也许不再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但GDP增速估计还是会在8.5%以上。“因为官员考核靠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是官员的考核硬指标。”
作为为数不多以“幸福”为主题做出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陈凌孚的提案名称很符合全国两会期间媒体的期望：《共享发展成果，建设“幸福社会”》。不过，除了期望建设“幸福中国”，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衷言。
“一些地方政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并非都是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举例包括，热衷于景观大道、建豪华楼堂馆所，凡此种种，被有的地方列入提高群众幸福感的范畴。“一些官员和老百姓想的不完全一样。”陈凌孚对本刊记者说。
2011年全国两会幸福话题持续升温。在地方两会定调“幸福”进入本地“十二五”规划之后，行政长官们带着诸多提升幸福感的计划和目标有备而来。
“幸福成为施政导向”，许多地方充满信心地在过去一个月来勾画出“幸福路径”，大多包括：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加大低保覆盖面、增加保障性住房、提高卫生教育投入等等。
多项民生指标成为“幸福路径”的第一站，这符合公众预期，也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也有人提醒，“幸福指数”的构成，不是GDP那么简单，“民众的幸福感要由民众自己说了算，而不仅仅是一连串数字达标后就可以‘被幸福’。一如有的地方以拉闸限电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以牺牲百姓生活来换取减排达标，百姓的幸福感会高吗?”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聊天时也就此说道，自己看到这些问题后十分气愤，要求各级政府严肃处理。
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当各地纷纷提出设定“幸福指数”、乃至发布“幸福指标结果”的时候，曾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吴晓灵，将自己牵头负责的“福祉指数评价体系”更名为“民生指数评价体系”。
回复该发言

2008年，从央行卸任后的吴晓灵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中国富有经验的金融官员，她参与或主导了近20年来中国几乎所有重大的货币、金融事件。对于“福祉指数”，她相当谨慎。
“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数与幸福指数混为一谈。”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二五”规划前期调研过程中，由财经委员会立项成立了一个专门课题组，编制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到2010年8月，课题基本完成，提交给全国人大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参考意见。
此前在试编中还进行了全国12个省市的调查，“全国的客观数据计算已经完成，主观问卷要在3月中旬才能拿出来。”她说，建立这一评价体系的本意是既要反映老百姓的客观生活情况，也能反映他们对民生工作的主观评价。“编制指数是希望督促地方政府围绕民生改善做工作，因此后来干脆就叫‘民生指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她再三强调，做好民生工作能够为提升幸福感创造条件，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阶段、不同时间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变，离婚了，可能就会觉得不幸福。政府不能决定幸福程度，但能够创造环境。”
在她看来，福祉和幸福评价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是要由政府考核自己，而是要让百姓给政府打分。
吴晓灵说之前的统计结果很有意思：一些省区的GDP比民生指数排名落后十几位，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省区的民生指数比GDP排名落后十几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这是引导各级政府改善工作的依据。”她说。
即使姑且把民生指数约等于幸福指数，多数地方目前的统计方式仍难令人满意。
比如食品安全等鲜少在地方政府提升幸福感的表述中出现。那么如果按此运行，一个出现严重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地方，仍可以宣告“很幸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幸福感是感觉自己在一个群体、环境中是否开心，实事求是地讲，它几乎无法用层层上报的统计数字来衡量。
在热烈讨论“幸福”的大背景下，全国两会期间多家网站进行了相关调查，其结果显示出民众期待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些差异。比如，一家权威网站对于幸福的调查显示，超过31%的网友认为“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比“经济状况、生活质量”这一因素少3个百分点。
GDP成了过街老鼠?
包括吴晓灵在内，一些专业人士都提出，民生指标不会取代GDP，因为还需要用GDP来测算经济发展。无论新的发展评价体系包含何种内容，GDP仍不可或缺。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林贤郁，提出的上述观点遇到了网络“板砖”。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当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可能过分夸大“幸福指数”的功能，不切实际地否定GDP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第二天出版的《中国信息报》刊发了林贤郁阐述以上观点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与《“十一五”成就报告》一起出现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最为醒目的位置上。
林贤郁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观点源于对近来地方两会“幸福指数热”的观察。他以40多年从事政府统计工作的经验提出：“幸福指数”要避免陷入类似“GDP崇拜”的尴尬境地。他说，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和政策依据，GDP无罪，有问题的是相关考核体制。
在全国两会多个分组讨论现场以及大会发言中，本刊记者的感受是：GDP已成过街老鼠，官员们大多避之不谈。
会前有舆论认为，西部地区仍应保证一定的GDP增速作为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但在“不重蹈东部地区覆辙”的原则下，即使最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基层干部也不太愿提及这三个英文字母。
回复该发言

官员们的转向如此彻底。3月14日，随着温家宝总理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中国各地的官员们将回到辖地推进各自的“幸福计划”。人们期待着“幸福指数”在今后5年给中国带来的改变。■
网民的“幸福观”
第一，基本生活保障。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目前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
第二，公民权利行使。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需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第三，民主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顺畅。有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补课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
第四，社会公平正义。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幸福”不是简单的数据
要注意防止人为地把“幸福”的相关指标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林贤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至2010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曾任国家统计局制度方法司司长、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等职务。
“幸福指数”被张冠李戴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幸福指数热”很担心?
林贤郁：对。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中，尤其是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交谈中，频频出现一个热词---幸福指数，很多地方还提出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导向。
用“幸福指数”来考核有它的好处。但现在一些地方，以所谓的“幸福指数”考核地区成绩或干部政绩，都可以用“张冠李戴”来形容，他们搞的那些指数并不是“幸福指数”。
所谓的“幸福指数”是从西方而来，国外也在研究。它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每一个人对幸福的感受。可以问很多问题：你对你的职业满意吗?你生活怎么样?对家庭满意吗?对周围环境感觉安全吗?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功?
从目前已公布的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国内不同地区和机构已开展的各类幸福感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人群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即使是相同的调查对象，在不同时期对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回复该发言

现在一些地方用来考核的“幸福指数”，是由很多现成统计数据构成的。比如经济发展速度、人均GDP、工资收入等等，都是已有的统计数据，组成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发展指数，或者说是对社会发展情况重新进行的一种综合分析，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幸福指数”。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提得比较多的“民生指数”，很多地方把它等同于“幸福指数”。
林贤郁：这些“民生指数”是和民生相关的指标，都是已有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被摆出来，但并没有对每一个人进行问卷调查。许多人把“幸福指数”看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具体说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指标。如果是这样，这些指标数据早已存在，只不过以前指标体系里更多的是经济指标，现在更多选择了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指标。
其实现在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数”令人哭笑不得。我知道某个省，自己搞的幸福指数满意度超过80%。但幸福不幸福不是由统计指标评价出来的，而是要对每一个调查对象的满意度进行调查，然后计算出来。
还有很多问题。国内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数”都认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觉得很幸福。其实，国际上公认的是，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幸福感并不一定是等幅上升的，有时反而是下降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要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考核。在原来过分注重经济发展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增加与老百姓相关的指标：教育、卫生、就业、收入等等。这种考核体系很好，但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指数”，而是“社会综合发展指数”。这样可以在导向上调动党政干部的积极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为老百姓服务、改善民生方面。
“幸福指数”不能重走GDP崇拜的老路
《瞭望东方周刊》：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视“幸福指数”?
林贤郁：其实，如果用统计指标体系计算的“幸福指数”来代替刚才说的其他考核指标体系，用来考核干部政绩，最后很可能和GDP考核结果相同。“幸福指数”提升越快，地方领导的政绩越突出。这就和以前的干部考核办法完全一样了。很多地方以前把精力放在GDP增长上，现在把精力放到几个指标上，琢磨着怎么样搞得快一点，甚至可能想尽一切办法，不排除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
考核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直接问老百姓。
“幸福指数”并不适于对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排序和比较，也不宜像关注GDP那样片面地强调“幸福指数”的增长幅度以及不同地区所处位次的变化。防止人为地把“幸福”的相关指标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我们应客观地看到，在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始终会存在一些差距，每一个公民对幸福的期望值应该是合理的，也需要切合社会发展现实。实现每一个人的幸福，需要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央提出了很多新的发展思路和目标，比如说科学发展观、软实力等等，在落实过程中，似乎遇到与“幸福指数”类似的问题?
林贤郁：我们不能过分依靠指标来考核干部。我们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指标考核在推动经济发展。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因为我们更多依靠行政推动工作，用其他手段调动干部积极性的办法还不够多。我们还是最擅长于分派任务考核，通过考核地方官员、地方政府来推动发展。这也有一定好处，比较容易推动工作。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发展，常常要靠这种指标考核来推动。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考核有有利的一面，那弊端呢?
回复该发言

林贤郁：我们对干部的使用、评价，对地方发展评价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多地依靠指标考核。这个做法最严重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影响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下级官员可能为了完成考核弄虚作假。对上级负责的干部评价机制是形成指标考核制度的一个原因，容易使下级官员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改善数字上。如果按照现有的逻辑，“幸福指数”也很难幸免。
《瞭望东方周刊》：考核数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命运。
林贤郁：对这一点我感触太深了。我们干部的考核、晋升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主要还是靠数字，真正考虑老百姓民意的还不够。当然，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改进。但是，如果“幸福指数”还是原来考核那一套，是不太行的。
比如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都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排放降低率。它们的分母都是GDP，分子不变或者变大，只要分母变得更大，分数值就会变小。也就是说只要相应增加其GDP总量，就有可能完成这两个约束性指标。
统计部门业务压力大
《瞭望东方周刊》：那统计部门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林贤郁：这个数据是由谁生成的?大部分还是由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局的压力多大?一个地区的发展都在我这个数据里面，弄不好还是数据出官。这样，“幸福指数”恐怕就只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以前是GDP，现在换上另一些指标。领导给统计部门的压力是一样的。
《望东方周刊》：地方统计部门的压力有多大?
林贤郁：统计部门的干部现在业务等方面的压力很大。国家统计局有直属机构调查队，但是更多数据还是来自地方统计局。地方统计部门在业务上受国家统计局指导，但工资是从地方拿的，官帽子也是由地方政府管着，吃喝都由地方政府来管。
实事求是、坚持职业道德的统计人员是大多数，但有的地方行政长官对他们有压力。如果幸福感满意度调查结果是58%，领导要把它改成85%，那怎么办?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体制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除非统计系统像审计署那样独立于地方政府，否则指标结果理论上都可能出现问题?
林贤郁：是这样。如果还是原来的考核方式和体制，再设定什么样的指标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主观上的“幸福指标”。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有个事情，各省GDP相加超过全国了。
林贤郁：这不是今年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了。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核算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国家统计局核算全国GDP，大部分数据和地方上也一样，但是有一部分数字来源于抽样调查。因为国家局毕竟是国家局，不可能和地方一样。差距就出在这部分。现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指标体系都很完善，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晚，数据采集上还不太完善。地方想调高GDP大多在第三产业的核算上做点文章。
《瞭望东方周刊》：核算方法一样，大部分基础数据一样，国家统计局又采用广泛的抽查数字，也就是说技术上的争议不是主要因素。但一些地方仍然上报和国家统计局不同的核算结果，而且它们也知道，假如各地都这样就会出现损害政府权威的情况。
林贤郁：没错。这个事情的根本还是指标考核，它们需要横向比，大家就都攀比。现在国家统计局在酝酿全国统一核算，省级GDP不由省里核算，也由国家统计局来算。
GDP和“幸福指数”并不相互排斥
《瞭望东方周刊》：“幸福指数”能替代GDP吗?
林贤郁：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综合性指标，也是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GDP不是万能指标，它虽然在反映国民经济总量、结构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具有其独有的功能，但也存在诸如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以及社会公平、民众的幸福感状况等局限和不足。
回复该发言

“幸福指数”也不例外，在反映民生状况、社会进步尤其是人们对幸福预期的满足状况等方面具有其独特功能，但同时也会有先天不足。从这种意义上说，GDP和“幸福指数”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它们之间恰恰是互为弥补，而不是相互排斥。
《瞭望东方周刊》：GDP本身并没有错?
林贤郁：没有错，关键是如何用它。如果这个指标对社会有负面影响，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没把它用好，是不是附加了更多的其他非经济因素。“幸福指数”是好东西，GDP也是好东西，指标本身是没有罪过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用这个数据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GDP是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但常常却主要用它来考核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在目前的框架内，也就是指标考核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能让“幸福指数”造福于民?
林贤郁：首先就是不要排队。我是主张纵向去看，就是一个地方差不多同样的人群，不同时期对幸福的感受有什么变化。这样就可以分析出这个地方，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提倡幸福感，是从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GDP转变为把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这原本是要增强地方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自觉性，希望科学发展观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和原来一样，用这个指标来排队，数字高的表彰提拔，数字低的进行处罚，这容易导致原来的问题。■
幸福有多远
“幸福”涉及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在“和谐”诉求中度过“十一五”的中国人，将带着“幸福”愿景面向“十二五”。幸福，有望成为今后五年、乃至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时，这个国家的主题词。
从人类的终极梦想变成挂在各级官员嘴边的施政纲领，“幸福”显得很神圣，也有些沉重。正如政治学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责任清单中增加了‘幸福’这一醒目字眼。”
一些官员努力把“幸福”这个词具体化为数据、指标，而过去五年，“和谐”一词早已深入人心。幸福与和谐有很大的交集，但侧重点和感情色彩却有不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各方面、各层次的规划纲要中最一致的措辞之一。而在民生之外，幸福还有更高远的内涵。
个人财富增长有望赶上国家经济增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标框架为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四个方面，共24项主要指标，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半。12个约束性指标，较“十一五”规划增加4个，且其中5个与民生直接相关，涉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基于民生的幸福愿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体的指标体系，且是约束性的。
收入被视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货”。今后5年，GDP年均增长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将超过7%，这意味着个人财富增长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赢国家发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相应的数据分别是7.5%、5%，而“十五”期间则分别为7%、5%，在“九五”中分别是8%、5%。
速度差长期累积的结果是，当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时，人均GDP却仅居世界第119位。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结论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即统计显著相关。
回复该发言

与国家级规划相对应，北京初步确定“十二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年均经济增长指标也是8%;山东将GDP年均增长下调至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上调至10%，并争取农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庆提出截至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是将基尼系数纳入指标的唯一地区;此外，江苏提出居民收入实现7年倍增，宁夏提出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并列式结构短语“强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换了次序，变成“富民强省”，河南、陕西、广西、浙江等省份都将“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对未来的信心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这是大国总理心中的标尺。
中国人的幸福观总是系在未来。五年规划是为未来描画蓝图，从1953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这句令人振奋的话终于被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一个甲子，我们应该离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国已经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关口。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所谓“帕累托改良”是指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这也正是中国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增量改革，不动存量“奶酪”，即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是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的阶段。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发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苗元江总结说，农业化时代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时代是“富强”，信息化时代是“幸福”。
中国不是坐等被时代推上幸福关口，“幸福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肖巍认为。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执政党对单纯以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思。人们试图寻求更为合理的术语和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名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拟推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近年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11年，“幸福”成为地方两会与全国两会的高频词，并正式进入“十二五”。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社会整体幸福度的上升作为目标。”肖巍表示，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幸福感更重视主观层面
致力于福祉地理学研究的王圣云认为，地区之间有经济发展和人文发展的差距，有较为发达和欠发达之分。“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高，一般追求主观福祉，通常可以视为是幸福感等;欠发达地区因为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因为脱贫任务或生存阶段，所以通常侧重于客观福祉方面。”
回复该发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预期被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抬高，也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提升，分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会》杂志总编佴永松所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用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总会有一个边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为基础，但不应止步于民生。
肖巍认为，幸福感应更重视主观层面，“从‘两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先进文化教育再到核心价值体系，相对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总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于这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幸福、尊严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自下而上自发体会。”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也认为，“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意。
幸福被视作中国转型的切入点，而民生被视作幸福的切入点。在各地的“十二五”样本中，与民生相关的内容一抓一大把，幸福与民生之间划了约等号。“这与官员长期注重经济建设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关，幸福感的提升其实还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等息息相关，幸福感的内涵应更丰富。”肖巍说。
人民的幸福，成为国家更坚定的追求，民众更鲜明的期待。于是，人们也许就会发现，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当成了时髦的“新话”，一些人可能会把它当成政绩标签，也许也会有人仅关注幸福指数中物化的指标，“被幸福”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当GDP的重负松动之时，许多地方主动去找GHP(国民幸福总值)给自己套上，将物化的“幸福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肖巍提醒，要警惕对幸福指数的数字依赖和指标崇拜，对于幸福感的测定，在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学性的条件下，可能因为逻辑上的缺陷而影响政府、学者对人们生存状况的评价，进而做出错误结论、不当实践。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对未来生活意义的价值认同，是对未来生活前景的坚定信念，一切朝着幸福社会的变化，都会给人们带来莫大的愉悦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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