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利贷游踪

《财经国家周刊》总34期封面
进入2011年，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而融资需求却未见降温，供需天平两端加速失衡。
于是，游走在正规融资渠道罅隙间的民间借贷，对接了信贷需求的巨大缺口。
“月息4分已是底限，6分是正常要价，高者达到月息1毛5（年利率180%）”，窜高的数字不停地刷新民间借贷利率的峰值。
强烈的需求，推升着“供给”成本，受到刺激的民间融资膨胀式发展，“散兵游勇”般的个人高利贷行为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专业机构的强势介入。
具备资本运作经验的该类机构，求存于正规金融与地下金融的边缘，将高利贷服务链不断延伸、变异，乃至将一些正规金融机构“拖下水”。
银行，已变成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无形中沦为高利贷资金的提供者，又成为项目融资的接盘者。而企业真实的负债率，也在满足审贷标准的表象下，被深度掩埋。
还让业界担忧的是，高利贷组织的集团化运营，将相当一部分地下资金引入股票、期货乃至PE行业，其中蕴含的风险可能远超外界想象。
高利贷的勃兴，其原因包括多方面，而缺少正规管道来疏通宏观层面流动性泛滥与微观层面流动性饥渴，是值得关注的一条。银根紧缩之下，二者之间形成了位差，高利贷便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
观察人士建言，是不是可以选择鼓励兴办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的办法呢？这样，既可解决民企的融资问题，也有益于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使充裕的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贷款不畅实现充分互补。
地下融资链
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
经多层介绍、几番周折，涉足高利贷行业多年且颇具实力的张先生，终于答应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见面一聊。
见面地点在当地一家雅致的茶楼。原本约定晚上7点，因为业务应酬，张先生9点才赶到，带着两个毕恭毕敬的随从。
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经营高利贷、担保公司及地下赌场等产业的张先生说，“我有正规的担保公司，可以通过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要是金额太大，我会把银行各个审核环节摆平。”这些贷款被借出以后，就会投入民间的高利借贷。高利贷一般为月息6分，即6%，一年的利率就是72%。
对地下赌场的情况，张先生不愿多谈，但仍在无意中透露，银行——担保公司——高利贷——地下赌场，“是成熟的高利贷资金链条之一”。
“这种高利贷资金有一些流向了赌场。”一位宁波的企业家说，利息太高了，普通的投资或者实业回报，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高利率。
多位政府人士和学者表示，近年来高利贷行业已经有向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势头，而担保公司等牌子常常成为高利贷的“合法外衣”。在温州、宁波，随处可见“提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的广告，一些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以民间高息借贷作为主营业务。
对拥有正规担保公司这一稀缺资源，张先生甚为得意。他对记者说：“现在正规的担保公司本身就很少，新设担保公司，政府审批也很严。”
张先生是高利贷行业的一个缩影。
在2011年信贷收紧的大环境之下，高利贷呈现出某种兴盛局面。银行、担保公司、企业、投资公司以及个人在资金链条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不断编织着更适应形势变化的各种网络，通过这些通畅的网络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流向的重要一环就是高利贷。
“量价齐升”
“你能找资金的话，拿到温州来，补息3到4个点。”一见面，方培林开始向记者介绍其新的资金生意。
回复该发言

在温州，方培林是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方培林在温州苍南钱库镇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2000年，方培林创办了温州方兴担保公司。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让方培林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机。
“最近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非常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长期）的也要3、4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6分利换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则是96%。
据了解，近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就是150%。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表示，2008年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4万亿元投资背景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在2009年4月，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
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
民间利率上升的趋势在2010年10月份就开始显现。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
这一时期，银行加息以及收紧贷款比较明显。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1.04万亿元，同比少增3182亿元；2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5356亿元，同比少增1929亿元。
同时，从今年1月份的新增人民币存款看，当月已经减少了203亿元，同比少增1.41万亿元。
3月25日，央行在今年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升到20%。此举将再次冻结金融机构3600亿元资金。
建设银行(601939)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说，今年银行贷款的总体规模不断收紧，以前是按季度调控，或按半年调控，今年是按月调控，一个月放款额度限制很死，“说放多少只能放多少”。
银行系统的从严信贷环境，使中小企业感到融资更难了。
温州当地的一家企业告诉记者：“已经在银行做好了贷款计划，银行内部也批了，但限于贷款额度，贷款资金迟迟没有发放，不得已只能从民间借款周转。”
上述建行人士说，对于银行来说，目前采取的策略大都是让企业先报贷款计划，审批后等待贷款额度。贷款额度会优先照顾优质客户，“不然就会流失”，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就很难顾及了。
同时，温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也已告罄。
记者获得的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平均利率为17.8%，今年加息后，已经涨到了目前的18.39%。
方培林说，今年找他借调资金的很多。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方培林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大部分是提出借款的。
资金超高回报利润之下，牵引部分实业资金陆续进入到了民间借贷行列。“实业的毛利普遍仅10%，你难道不愿意去做60%甚至100%的借款业务？”温州当地一位娄姓企业家说。
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不少企业改行做起了担保业务。高峰时期温州的打火机企业有4000多家，现在剩下了100多家；制鞋业也从最多的3000家，调整到1000多家。
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成立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形式参与民间借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的担保公司有300多家，没有浮出水面的借贷机构则有上千家。
具体的借贷资金规模无法统计。官方曾在2008年对温州的民间金融做过调研，当时估算整体的民间金融在4500亿元，2010年大致在6000亿元左右。
“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其中借贷资金在1000亿元左右。”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全民借贷”
回复该发言

在温州以及台州等沿海地区，民间借贷无所不在。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有1家参与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记者在温州以及福建等地的调查中发现，东南沿海的全民借贷与全民投资密不可分。
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的民间借贷方式多种多样，但大部分是用于项目投资。温州人有个习惯，在外地发现一个项目，就回到温州融资，“几个亿的资金，几个电话就能凑齐”。
“我一个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资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说，目前在服务中心聚集的资金达150亿元，只要有项目，这些资金招之即来。
黄伟建说，150亿元规模，都是有银行存单做为凭证才能登记在册的。
名片显示，黄伟建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黄伟建很好地利用了会长的优势，“我和许多温州企业家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看重我在资本运作领域的经验”。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是一个资金和项目以及信息的汇总平台。
“有项目我就召集登记在册的资金方过来开会。”黄伟建说，在项目介绍后，有意投资的就留下来洽谈具体的投资细节，也就是认购投资额度，半天就能把一个项目谈定。
有意思的是，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投资的项目呈现跳跃式的特点：从电影《千里之外》到幼儿园，到矿产项目，到五星级酒店，到五粮液(000858)陈酿酒浙江省品牌运营权，等等。
在福建的长乐、福清等侨乡，投资潮热了乡村，几乎各地的小钢铁厂都有长乐人的身影，而福清人则更多地活跃在县城为主的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开发领域。
长乐市发改局的人士告诉记者，长乐人投资的小钢铁厂规模不断扩大，从早期的几千万到现在的几亿元。长乐人一般采取家庭式融资方式，一个人跑到项目，可以将家族几代人带动起来，又通过亲戚关系带动几十甚至上百户参与。“一有项目，即使明天要签约，今晚筹钱都来得及”。
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有500户人家的福清市坝下村，村委会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全村在外的投资项目有10个左右，投资总额预计在10亿元以上。这些项目主要是房地产和小钢铁厂，仅钢铁厂就有5家，3家在国内，2家在印尼。
当地一位郭姓村民介绍，3年前，村里有人在江苏搞了个焦炭项目，他们家参股了8万元，到现在两次共分红了60万元。
丰厚的回报，让一些人靠民间借贷来参股，“一开始1分5的利息，现在涨到了2分”。
“集团化经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温州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五种形式：
一是亲朋好友间借贷，主要是个体私营企业创办之初，特点是规模小、金额小、利率适中，带有普遍性；二是“成会”，由创业急需资金者发起，也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会员制，既解决了创业资金短缺问题，又让筹集的资金有利息可得，有一定的增值；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发生暂时困难时向私人钱庄或典当行借贷，但借贷期短，利率相对高；四是信用担保公司，按正规的业务要求，信用担保公司是不能直接进行融资的，但事实上多数担保公司都在经营直接融资业务；五是小额贷款公司。
据他介绍，现在有了新动向。目前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已经开始集团式经营，其背后往往有大企业支持，资金来源也比较充沛，直接做到给企业放款。
记者在温州采访时，一位章姓投资者告诉记者，有的担保公司的资金规模超过10亿元，背后有大规模的集团支持。
回复该发言

这些大规模的担保公司，往往背靠几家大型集团公司，一方面集团公司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集团公司将资金放到一个“池子”，谁资金紧张谁到“池子”中借款，借贷资金往往可以做到体内循环，同时“池子”也对外放贷。
除银行资金外，还有另外两种主要的资金来源模式。
一种是温州的吸收模式。据一位接近温州借贷公司的人士透露，除了从银行贷款之外，借贷公司到民间大量吸收资金，更多是在农村地区。具体的做法是，公司在农村当地选一位核心人物，也就是具有一定权威的人士，在其周围吸收资金，月息1分到2分。收上来后，再以3到5分的价格放贷出去。
另一种是萧山地区的外资模式。杭州当地的一位人士说，萧山模式是除了银行贷款之外，一部分资金通过贸易方式，将海外的热钱转移到内地，然后进行借贷。“现在海外融资成本很低，也很容易募集，通过虚假贸易或‘对敲’，就可以流入国内。”
集团化的运作，使得更多的担保公司开始寻找新商机。
2011年银根收紧后，派生了新的资金市场。方培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现在出现两个新现象，一是对于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担保公司介绍资金到指定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给借款方。
以100万元资金为例，对于借款方而言，除了支付银行利息之外，还要支付资金方的利息以及担保费用，一般要3到4个点，总体贷款成本相当于月息1分。而对于资金方来说，除了银行存款利息之外，每年还能额外获得3万元的利息。
“这种通过先存款再贷款的状况已经很普遍。”建行杭州分行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
另一个现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资金中介。
如在绍兴，出现了一种金字塔式的资金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到乡镇农村吸收资金，然后整体转移到提供贷款的指定银行。
具体的做法是，最底层收购人员到农村以2%的额外收益吸收存款，再将资金以2.5%的价格上交到上一家，上家再以2.8%的价格转移到再上一层，最终汇总到一起，以3%到4%的价格存放到温州、台州等地的指定银行。
在这个过程中，存款人的资金只是从绍兴的银行存到了外地银行，户头仍旧是存款人，没有风险。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从银行获得一定的贷款。而资金中介也能获得大致1%的收益。
“资金量已经比较大，几千万规模。”方培林说，“不仅仅是绍兴，全国各地都有了。”
“操盘者”
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利贷产业链上，囊括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及个人，整个链条环环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跃的民间高利贷。而隐藏在其中的操盘者，则是保证链条顺畅运行的关键一环。
老陈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老板，实际上是一名高利贷操盘者——帮助客户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或是通过“消费贷款、买车、装修”等名目套出贷款。
老陈给记者出示的一叠贷款名单上，写有名字、年龄、住址、贷款金额、抵押等详细信息，贷款金额多在15万-50万元之间，贷款用途多是装修和买车，也有买房的。
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的客户。由于多年来在业内积累的信誉，很多客户愿意将到手后的钱交给他打理，由他付给客户利息。然后，他将这些钱用于发放高利贷，收取更高的利息。由此，银行被动地充当了高利贷资金的供给者。
尽管有些事情，老陈不愿意点破，但他也坦言，“像我们做这个业务，肯定和银行有关系”。
在高利贷链条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则是担保公司——通过担保获取银行资金，然后用于放贷，最终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积极推动者。
回复该发言

“担保公司路子广，基本能都贷到款，它就担当一个中介，完成后需要按比例收取一笔手续费。”一位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现在担保公司都有关系，有的担保公司的人就在银行工作。负责人盖个戳，钱就可以拿去用了。”上述人士说。
上文提及的张先生，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为了依靠上他，当地另一家规模不小的担保公司成立之时，张先生以其特殊身份获赠该担保公司10%的股份。而当地知情人士称，该担保公司专做高利贷。
名目众多的投资公司也是高利贷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不少更加商业化经营的高利贷者，则设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吸纳外部资金，但从事着与经营范围完全不一样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资金，再吸纳其他闲余资金，集中起来放贷。”宁波市宁海县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有一些是政府官员的家属，家里闲钱多，投出去赚利息，“比存在银行账户强”。
对于这类“公开注册、私下运营”的投资公司，参与者多为民营企业主，“只要账上资金能够拿出来都会拿出来流动，用作中短期的放贷。这种贷款利率相对低一些，也多被认为是当地民间借贷利率的参考标”。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并不容易，贷款短期内也难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拿去放贷显然收益更高。”宁波市一位调剂商行的老板向记者透露，拿银行资金做其他投资，如股市或者楼市，或者拿去放贷的民营企业不在少数。
据记者调查，银行需要重点审核的环节即主要为贷款用途、贷款人信用资质等。若无上述中介机构及银行人士的“门路”，这些环节均难以通过。
在温州，似乎人人都能讲几个有关“高利贷”的段子
“副县长的儿子都自杀了，就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宁波市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温州，似乎人人都能讲几个有关“高利贷”的段子。在调查中，一位老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自己的老朋友就是因为女儿借了2000万元高利贷，最后不得不将自己辛苦经营了8年的服装厂卖掉抵债。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如果民间借贷利率过高，偏离市场平均投资收益水平，隐藏的金融风险会随之而来。
他分析说，一是地下金融组织发生资金链断裂，出现经营者携款出逃现象，受此影响的是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容易危害社会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二是中小企业如果因为高利贷而发生资金链断裂，出现经营者躲债出走现象，受影响的则是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容易导致社会生活和秩序的不稳定。
同时，企业借助高利贷偿还银行到期贷款，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流动性状况，掩盖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而高利贷借款人在股票、期货市场的投机性行为，也会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赌”的心态
进入3月，有关温州企业“逃跑”的传言再次蔓延开来。
“今年已经跑了好多企业，产生了连锁反应，涉及资金上百亿元。”近期在互联网上的一些论坛里，关于温州高利贷的传言再次爆发。
传言的状况有点像2007年。当时也是银行贷款收紧，中小企业的融资转向地下钱庄，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一来，一些企业因为还不了高额贷款而倒闭。温州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担心：“2011年下半年会有一些企业顶不住。”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浙江一带调查了解到，求助于民间高息借贷的主体大都为无法从银行等正规渠道贷款却急需资金的企业、个人。他们的资信相对较差，缺少抵押品，是被银行排除在外的群体。
一位直接操作高利贷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小企业大量借入高利贷资金维系正常的现金流转，即便面临增长困境也不会主动放弃，“哪怕亏本，企业主不太可能放弃”。
回复该发言

“但正规经营，他们还不起这个钱。”一位经营担保公司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按照6%的月息，以单利来计算，年利率为72%，真正做实业的企业根本还不起。
“只有之前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弥补高利贷的利息。”浙江银监局一位人士说。
宁波市担保协会副会长林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高利贷借款多为项目性的，“赌一把，一旦成了，高额的收益可以弥补高利贷的成本”。一旦失败，借款人还不起高利贷，只能“消失”以对。
倒在高利贷下的企业不在少数。特别是在2008年，出现过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人间蒸发、中港房产高管集体失踪、温州霸力集团董事长王跃进远遁他乡等大事件。
在绍兴，说起因深陷高利贷泥潭而倒下的江龙控股和华联三鑫，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其连环担保圈，让绍兴的一些企业深受其害，“目前仍有一家企业在政府接管情况下，还是无法走出高利贷泥潭”。
对于高利贷本身来说，也存在风险，贷出去的资金很可能随着企业的倒闭而收不回来。
“不久前一家担保公司放贷一家企业10多亿元资金，由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致使无法收回本金，每个月只能收回一点利息。”温州当地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温州一位从事民间借贷的人士对记者表示，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后，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还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上游资金客户，包括农民。
据宁波某汽车部件公司总经理介绍，宁波的“日日会、月月会”等非法集资群体，以高息诱使参会的人集资，当资金到一定额度以后再发放高利贷，按日计利息。但是，非法集资群体承诺的利息高达一天5分，甚至更高，所以风险极大，不具有可持续性，“基本上都是拆东墙补西墙，最后无法拆补的时候，就倒闭走人”。
“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正是目前温州民间金融两个新特点之一。”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认为，民间借贷行为一旦形成组织化后，“洗黑钱”活动往往随之而生，一些黑色收入通过民间借贷走向“合法”，甚至一些企业也通过民间借贷方式进行利润非法转移。
同时，民间借贷缺乏正规法律渠道对债权人进行保护，在发生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就出现不少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雇凶伤人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神话下的风险
企业借助高利贷，除了给自身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外，影响的还有银行的贷款质量。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高利贷是用在偿还企业的到期贷款上，其中包括小企业，也不乏大企业，甚至某些上市公司。“如果企业不能到期偿还贷款，会影响以后的贷款。”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
当企业流动资金不够但银行贷款又到期时，在金融掮客的运作之下，会通过拆借高利贷资金来周转。这样的拆借利息有时会高达每天6分。新华社曾有报道指出，“十个瓮儿九个盖”，成了一些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模式。
其中隐藏的风险令人担忧。用高利贷来偿还贷款既掩盖了企业资金的真实情况，也掩盖了银行贷款质量的真实性。一旦其中某一环资金链条断裂，就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随着投资渠道的增加，温州高利贷资金流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呈现投机性，主要是向股票、期货市场渗透。
“本公司可以提供股票、期货配资。”记者从温州当地报纸上看到不少这样的信息。通过电话咨询，其中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借款的月息是6分，必须要有房产做抵押，拿到资金以后可自行操作。
回复该发言

记者就此向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了解，他说股票、期货配资还有一种操作模式。比如，如果借款人要借100万元资金，他除了缴纳高昂的手续费外，自己还要拿出100万元，总共200万元的资金必须存在放款人开设的账户，账户锁定成不能取现，借款人只能在这个账户中进行股票、期货操作。
“我会及时监控账户盈亏，如果资金只剩下110万元，他也不能加资金，我会强行平仓，避免损失。”上述担保公司负责人说。
期货由于杠杆率的存在，可以小搏大，于是很多高利贷公司看中了期货配资这一业务。
“期货有杠杠率，风险太大，得特别小心。”上述担保公司负责人说。
除了股票、期货，市盈率高企的创业板正成为资本大鳄们积聚巨额财富的新战场。
老李是福建省某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有众多的头衔，如地级市企业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多家企业的董事长等。
“用我们的行话说，先要大量从银行‘采购资金’。”老李向记者详解了这一资本游戏的运作过程：由商会出面，利用地方政府“办金融”、吸引投资的心态，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成立担保公司。尽管目前设立担保公司监管很严，但是由当地政府出面来搞定审批手续，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由于成立了多家担保公司，新成立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金，可以通过商会作为纽带，从其控制的数十家担保公司中快速拆借过来。据老李透露，他们一天之内可以筹集到40亿~50亿元的资金。
老李介绍，这些资金用于普通高利贷放款是月息5分，这意味着，一个亿的资金一年内至少可以产生6000万元的利息收入。
这些钱，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投资专门的“高科技公司”，或者通过PE的方式，进行“项目包装”。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这些担保公司与大的科研机构合作，专门成立几家“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后，通过关联交易，将高科技企业的业绩做上去，目的就是为了在创业板上市，实现“退出”。
除了在创业板上市，与企业签订“PE合同”则是另外一种形式。
老李告诉记者，他们与企业签定“PE合同”，明确规定一年左右时间由企业回购股权，投资回报率锁定在60%以上——这与放高利贷几乎无异。
然而，资本游戏中看似完美的设计，都建立在“资金链”顺畅的假想之上。一旦关联交易编造而成的所谓“高科技公司”的美丽神话破灭，一旦签订“PE合同”的企业经营不善，无力兑现高昂的资本回报，那么结果只会是资金链条骤然断裂，银行也会面临巨额的坏账。
监管尴尬
在温州，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是法官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通过放款人事前的精心设计，高利贷在借款人无法偿还借款时，依然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来保护其并不合法的利益。而此时，即使法官明知道这是高利贷借款，但苦于被告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而无法采信。
3月上旬，在记者翻阅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鹿城区法院网站以往的卷宗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大多借条上只有借款金额，并无利息；很多约定了高昂的赔偿金额；开庭审理时，借款人几乎无人到庭——在此之前，借款人已经下落不明。
据记者了解，只写借款金额而不注明利息的“阴阳合同”是规避法律监管的重要途径。比如，借条上写明是借款100万元，但借款人实际上只能拿到60万元，其中40万元作为高利贷的利息。这样的借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即便借款人最后在法庭上陈述这一事实，但一般无法出具证据，所以并不能得到法院的采信。
高利贷从业者，自知行走在灰色地带，所以采取隐蔽的手段企图逃避监管部门的管理和打击。并且，高息借贷属于非正式金融系统，政府部门也难以完全掌握其经营情况。
回复该发言

宁波金融办副主任李群对记者表示，对民间借贷，现在全国都还没有有效监管的方式。他直言：“可能连具体情况也无法真正把握”。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政府人士表示，必须正视“高利贷”长期存在的这一事实。而分散的民资，众多的参与者及脱离阳光地带也让监管者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市场增长的需求也让其有存在的土壤，维持现状而灭掉违规出头鸟，成为地方政府默认的管理方式。
“只要它不出事情，那它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地方，有市场基础也有市场需求。”李群说。
上述宁波某汽车部件公司总经理认为，现在高利贷公司禁止不了。正因为高利贷公司的利息高，不少民众就更愿意将钱借给高利贷公司来放贷。他说：“政府可以打压出头鸟，但太多人做，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
张震宇坦言：“不管金融服务到什么样的情况，民间借贷会永远存在，不可避免。出于成本考虑，大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服务小机构。所以必须要规范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一直是业内人士唿吁的方向
“我1000万。”
“我1600万。”
“我2000万。”
……
这不是拍卖会现场，只是几个温州商人的一次普通饭局。
阳春三月，窗外阳光明媚，大家喝着清茶，谈笑间，2个亿的资金已筹集完毕。参加饭局的人士都是做实业起家，目前都有着不菲的身家。而现在，似乎做实业没有以前那么诱人了，他们开始“转型”，做起了股权投资。这种“钱生钱”的生意在温州更招人喜欢。
但在中国，充裕的民间资本出路并不多。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中小企业在融资困境中挣扎。若能在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借贷阳光化
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一直是业内人士唿吁的方向。2011年全国“两会”上，如何规范、引导民间借贷资金，依然是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的一个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人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提交了名为《关于加快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议案》。他建议尽快出台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立法，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的地位，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
对民间资本的出路，中央曾专门下发过文件。
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九大领域，明确了40项工作任务，并将各项工作任务确定到具体部门实施负责。距上述意见发布近一年，业内唿吁的更具实际操作意义的实施细则尚在人们的等待之中。
不过，民间资本活跃的地方一直在探索。
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透露，温州市政府将会出台新的措施来规范、引导民间的地下借贷。他强调，要“避免非法集资，避免出现金融风险”。
2011年1月1日出台的温州市委一号文件《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启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平台建设试点”的举措。
张震宇说，初步设想是成立一个名为“民间资本运作服务投资公司”的平台公司，有闲置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来进行较高收益的合法放贷。
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2011年初表示，温州将试点“农村资金互助联合会”。此举不仅将弥补农村金融供给不足，还能将民间借贷资金由地下引导到地上，实行阳光化操作。
股权投资是地方政府引导民资进入的重要行业，并被地方政府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一种方式。
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李群介绍，政府正在考虑设立引导基金，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股权投资行业，“2010年，民营企业自己筹建的股权投资公司大概有二三十家，规模一般在2、3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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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正在筹备设立该市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温州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1号。在该引导基金中，政府出资10%，其他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借以撬动更多的民营资。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在温州8000亿元民间资本中，大致有1500亿元流向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诞生了300多家投资机构。
新型金融机构被认为是民间资本的另一重要出路。
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表示，在规范民间金融方面，现在证明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是行之有效的，要加大推广。
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一方面吸引了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具有抑制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
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时小贷公司一出来，民间利率就下降很多。”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尽管可以达到基准利率的4倍，但在实际运作中，一般只有3倍左右。
瑞安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陈寿清表示，公司营业后对瑞安当地的借贷市场影响很大，一些担保公司就称以后生意难做了，无法和小贷公司竞争，好企业都找小额贷款公司了。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处长认为，民间借贷应该从源头抓起，从法律上规定民间的借贷只能是自有资金，而不能去吸收资金用于贷款。
市场也一直期盼对规范民间放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放贷人条例》尽早出台，让民间借贷尽早规范化运作。
缓解融资难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某国有大行行长说，该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达到50%。这一说法受到了一些代表的质疑：“现实是，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困难。”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微博)(博客)（微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关键是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界限不明晰，“他们用中小企业的概念，掩盖了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根本贷不到款的事实”。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数据，2011年以来，温州70%的中、小民营企业缺钱，部分企业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中央财政一直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010年共安排了123亿元扶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资金。但全国中小企业有1023万户，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厅长高鹰忠对媒体说，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满足不了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
保育钧说，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方式。应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
“其实，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他介绍说，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尽管政策措施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小企业唿唤小银行”，这是来自业界的一种声音。
此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应该加大直接融资比例，不能过于依赖银行贷款。
在2011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600036)行长马蔚华就表示，现在银行融资占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90%以上，因此，还要培养直接融资市场，包括创业板、中小板，多渠道拓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保育钧也认为，应该加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
中小企业集合债在2007年即已试点开展，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针对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不强、资信评级较低的特点，利用集合授信、打包发行等方式，推进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
但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规模显然不够。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数据，截至2011年2月底，近3年时间，仅有135家中小企业发行了44只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产品，募集资金83.01亿元。
保育钧还表示，应该推进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增强融资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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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规模增加、利率上涨，与社会流动性大小无直接关联，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刚性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多样性存在矛盾
温州的民间借贷由来已久，伴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活动特征。
长期以来，温州民间融资活动比较活跃，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
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民间借贷利率参差不齐，月息从10‰到45‰不等，视金额、期限、缓急程度、借贷双方交情、借款者社会信用度等方面情况而定。温州利率改革实践证明，民间资本利率与国家信贷规模大小成反比；与地方资金需求量成正比。这主要表现在资金的供求上，反映在利率上下浮动中。
无论温州民间资本的规模有多大，用于投资的肯定是其中的流动性资本。其风险度与国家政策稳定性、与投资规模大小和资金需求方经营优劣成正比。
从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角度分析，其发展有独特的特征：即企业发展的融资演变途径大致遵循先内源融资，再外源融资的变化。自有资金是促进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资金。在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中，发展初期主要是靠民间借贷形式，银行信贷融资相对较弱，占比在30%以下。
上世纪80年代，温州非公企业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三分天下”。到了90年代，这三者的比例大约在60:24:16之间。当前，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比例，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大约为：60:30:10。总的趋势是自有资金仍占最大比例，民间借贷占比相对缩小，银行贷款增长较大。
民间借贷是企业外源融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民间资金再度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国家正规金融无形中让出了一部分融资需求，使民间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民间借贷趋于活跃，民间借贷利率也随之上升。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永远存在结构性矛盾。银行不可能完全包揽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即便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民间融资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中介机构假借经营“信用”之名，不履行“担保”之实，违规办理贷款“垫资”业务，一次性收取高额的垫资佣金及利息，隐含的信用风险较大。以致于社会上不明真相的民众将正常的民间贷款活动与“地下钱庄”混为一谈；将一些投资性中介机构存在的非法融资活动与“地下钱庄”混为一谈。
总体来说，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商业银行贷款的逐月收紧，企业生产资金紧张、民间借贷再次活跃、社会借贷利率不断攀升。本轮国家宏观调控影响民间借贷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没有变：即银行贷款规模缩小，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利率必然上升。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趋紧，温州民间借贷活动敏感地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有四方面的新态势：
一是在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中，民间资金在流向上与银行信贷资金形成“你退我进”局面，成为企业营运资金的补充。民间借贷规模大幅增加，民间借贷利率随之上涨，这与社会流动性大小无直接关联。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刚性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多样性存在矛盾。
二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前后民间借贷利率情况不一。新一轮宏观调控以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明显下降，出现了资金买方市场。对于一些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而言，还出现了放款人“送钱上门”的现象。新一轮宏观调控以后，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近阶段的民间利率水平达到了最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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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从地域上看，农村的民间信用活动明显比城市活跃。从企业来看，大型企业比较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青睐于中型企业，而小型企业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融资依然困难。
四是民间资本再度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温州经济是全国的经济缩影，由于银根紧缩，在外温州人纷纷回乡筹资。同时，外地也通过招商引资等融资方式吸引温州资本。
一方面是CPI居高不下，要收紧流动性；一方面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融资成本冲至历史高点
今年以来，为稳定通胀预期，央行开始频繁采用数量型货币工具，以收紧市场流动性。
3个月内央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前后冻结金融机构近万亿元资金。其次，通过发行央票进一步回笼货币。3月23日后的短短一周，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票回笼资金高达4690亿元。
数据显示，2011年1月份新增贷款为1.04万亿元，到2月份下降到5356亿元。
银根收紧后，从正常渠道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大幅减少。目前，浙江当地的中小企业已经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许多商业银行做了贷款计划而没有贷款额度，一些企业转而从民间借款，催生高利贷再次疯狂。《财经国家周刊》的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利率已冲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点。
伴随着民间借贷利率的冲高，这一市场更加“繁荣”，甚至银行的信贷人员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相互串联，使“地下”与“地上”的资金链浸淫一体。资金掮客也越来越多。在一些网站，需要摆账、承兑汇票贴现、直存款、地产融资、股票质押贷款等的消息很多。
而一些企业，一边从银行借贷资金，一边通过担保公司等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贷，投机收益反而成为其重要的利润来源。这刺激了一些制造类企业逃离实业，进入资本市场，或放高利贷，或进行资本投资。
交通银行(601328)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这种现象和2007年底相似，在信贷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旺盛，造成资金紧张，融资成本上升后，资金就投向能获取高收益、高风险的领域。这是金融结构上的矛盾。连平认为，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就受到挤压。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此非常担忧，随着产业投资的减少，实体经济会出现下滑。温州工商联的人士判断，下半年会有一些中小企业顶不住。
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两会期间表示，当前执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但一定要适度，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出现滞胀。
最近的一个怪象是：一方面是通胀传导至产业链下游导致CPI居高不下，政府被动收紧流动性；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又没有更多的额度提供贷款，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高利贷泛滥。
如何化解这道难题，是两难抉择。一方面市场资金依然充裕，贸易顺差以及海外融资使得外汇占款居高不下，加之前期货币超发，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仍然趋于宽松，央行仍有持续回笼资金的必要。
另一方面，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逐渐减少，要求央行适度放宽信贷规模的唿声增加。
在3月底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1年第一季度例会上，央行提出了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总量。这种提法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事实上，由于国内货币的管制，个人投资渠道有限，使得市场上庞大的基础货币无法有效配置，只能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进而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风险。
对于央行来说，如何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管理流动性，同时又不过度伤及实体经济的增长，这是一道新难题。
高利贷泛滥，与国内的金融制度尚有缺陷有关。浙江大学金雪军教授认为，首先是民间资金无法参与金融服务领域，资金到处打转；二是银行有信贷规模管控；三是利率的限制。
而解决之道无外乎，扩大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发展多元化的融资市场和融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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